前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的米奇尼克先生在中国的讲话引发海外一些学者的不满，因为他們感到这个曾经沧海的反共斗士如今对共产党的认识实在让人跌破眼镜，所以研究极权的住德国学者仲维光，住美国经济学家何清涟，北京的刘自立等人写出文章對米奇尼克的“共产党会改变”“对共产党要有耐心，等待党内出现改革派”等众多的误导之言加以反駁。
这些海外中国学者的反驳遭到网络写手不锈钢老鼠刘狄的指责，她说“笔者认为，米奇尼克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这或许并不是谦辞，他对中国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交流时在座的关心中国现状的网友们；但是另一方面，米奇尼克先生对中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海外某些自认为了解中国的中国人。”刘狄还反驳了何清涟指责中共严加控制民间社会的言论，说她自己就在中国做了许多当年米奇尼克不能做的事情，比如NGO（非政府机构）的工作。所以她认为：“中国当局进行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或许存在种种弊端，但其结果确实是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使民间社会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为中国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评论中国问题时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何清涟女士在推特上对刘狄的这篇文章做了三点简洁的反驳，她说：一、刘狄的文章以她那个小群体的特殊生存状态概括为全体，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的上访和维权百姓绝没有她那种“空间”；二、她有意视而不见中国政府对外国NGO的种种的限制政策；三、她把领会中共政府的意旨混同于“了解中国”。
我在此想说明的是，如果刘狄认为海外的人不如那些“关心中国现状的网友们”更了解中国的事情，那只能说明生活在中共新闻封锁状况下的刘狄太不“了解”海外的信息是多么的通畅，也不能体会信息通畅对人们思想的通畅和对大是大非判断能力的提高的妙处。
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只要具备正确的价值观，你不必非要去这个国家，就可以从通畅的信息中得到这个国家的充足的真实信息而做出你的正确判断。相反的是，在新闻封锁、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反倒得不能中国的真实信息。所以像我这个十几年没回国的海外华人，却比我的在北京生活几十年的兄妹更知道中国每天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能打电话问我中国真实的消息和状况。他们也都是“关心中国现状的网友们”。英国剑桥大学早就为此做过一次实际研究，它对该校在中国南京大学学习一年的英国学生和在本校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进行考核，竟意外地发现，有关大的负面的中国消息，那些在中国学习了一年的英国学生不知道，而在英国学习中文的学生却知道。所以，随便说海外的人“不懂中国”是堵人嘴，或是不让别人批评中共政府。
由于网络的出现，信息村的发达，中共政府封锁新闻和控制媒体就越发疯狂，迫害记者和网络写手也越发残酷。另外，那些中共收买和豢养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中共鼓噪宣传，他们在不同阶段制造出许多不同的套话说辞，原来散布“人民素质低，民主要慢慢来”，现在散布“对共产党要有耐心，等待共产党内部出改革派”，误导人民幻想中共可以让权使中国和平转型。事实是，随着底层民怨的不断爆发，中共越来越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连幻想能够与中共和解共治的刘晓波也被抓进监狱，这正说明中共这个最残酷无耻的极权政府的无耻之处，把对它报和平转型幻想的人把玩于股掌之中，让对方自慰于“空间”之下，一会儿让你在民间社会有“向因言获罪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方面帮助”的“空间”，一会儿让你在监狱中感到“柔性化、人性化”的“空间”。可中共却对权力不会有一丝让步，只要它感到它的权力受到威胁，它就会把对方感恩戴德的“空间”完全挤掉。《零八宪章》的遭遇正说明了中共的死硬和无耻，既便《零八宪章》把中共极权性质说成威权性质来讨好中共也无济于事，它和解共治的劝说还是惹怒了绝不会分权的中共。
对极权主义的正确认识也不需非要生活在中国才可以得到。欧洲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对极权主义有了深刻的思考和定论。遗憾的是，至今在中国，对极权主义的认识仍被那些对中共抱幻想的人士混淆着。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原籍德国，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撰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在这本书中她对极权主义给以深刻的剖析，她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在政治上“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
中共政府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政府。如刘狄所言，经济的变化带来中国民间社会的变化，但是刘狄没有看到的是，中共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它只是形式的改变，它只是从教条僵化的第一阶段的极权主义改变成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也可以说是晚期极权。中共政府的这些变化早已被那些欧洲的极权主义研究学者言中：极权政府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根据需要在与时俱进地运动和变化着，它的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换形式，变得更具欺骗性。
处于晚期极权阶段的中共政府现在就变得充满投机性，它可以给某个对它有利的小圈子一些活动空间，以此表现国家的“和谐”和稳定。同时，挤压和打击它认为对政权有威胁的人群的空间甚至生命，中共对法轮功百姓的群体迫害和屠杀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极权统治从第一阶段变化到第二阶段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今天的中共极权政府正是阿伦特所说的典型的“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政府，它已经走到不惜利用堕落和腐败，不惜以破坏国家环境等毁灭性的极端手段来维持它的极权统治的极端。这个“充满投机性”的共产党政权变得更加不择手段，它可能把手段从“大刀砍头”变成“软刀子割头”，把“开水煮青蛙”变成“冷水煮青蛙”，但它都是致你于死地，只不过给你多喘两口气的幻想“空间”。唯一不变的是，它仍牢牢地坚持着传统共产党的原则，一切顺应共产党统治的都可以容忍存在，一切超出这个一元论的封闭世界的东西，一定要铲除，不给任何空间，它对网络公司雅虎和谷歌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些说共产党变好了，说共产党从极权变成威权的人只不过是在为共产党掩饰其机会主义的欺骗性。
这个晚期阶段的中共极权政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更加肆无忌惮。
当我在海外看到下面报导时：“家住无锡市北塘区锡园新村178号102室的袁年生二00九年11月30日遭拆迁办雇佣的一群不明身份人员绑架及暴力殴打住进医院，12月9日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我不得不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写了一篇文章以证明我不但了解中国的现况，而且还深受中共其害，并深感何清涟女士对中共描述的准确：它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下面，我以亲身经历例举中共政府这几个“最”的实证如下：
我先生王胜林就是无锡市北塘区的人。中共建政前，他父亲在这里开私人诊所。后来诊所被中共公私合营了，但那栋做诊所的三层小楼作为私产侥幸保留了下来，我先生就是在那所小楼中长大，我们在无锡结婚时曾住在二楼。这座小楼地处无锡闹市，胜林父亲为了生意兴隆才特意把他的诊所选在闹市。他们所在的整个一个弄堂里都是拥有私房的几十年的老邻居，邻里之间亲亲热热地像一家人。
不料想，这个弄堂在四、五年前遭到野蛮强拆。背后有政府支持的地产商给我先生家的房子开价是十七万人民币，他二哥一听就火了，这不就是明火执仗的强抢吗？其他的邻居也都一样愤愤不平。
邻居中有个派出所所长，是邻居中最大的共产党官员了，他出头要带着邻居们抗争。但不知何故，第三天，这个派出所所长就搬走了。大家都说，“他被高价收买了，拆迁背后是无锡市政府。小老百姓哪敢跟政府对着干？”群龙无首了，大家都无可奈克、忍气吞声地先后搬走了。
只有我先生的二哥死活不搬。你不搬，和政府斗，行啊，人家给你停水停电，推土机隆隆地推土把你的房子埋起来。在美国这边的我们很担忧，我先生求二哥赶快搬，说这口气咱们只能忍啦，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住在里面，二哥能扛，老母亲也不能扛啊。那些拆迁办公室的官员们太晓得怎么对付你这孤军作战抗争的小百姓了。他们这时候出面了，说：“再给你加两万，你走人，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二哥无可奈何地也也搬走了。
后来我婆婆病倒，两年卧床不起，最后死去都与这次搬迁有直接的关系。还有，老太太临死前在医院抢救一个月，被医院敲诈八万多元人民币的情节就更是惊心动魄。那医院高收费也是有中共“医疗产业化”政策支持的，人家医院说这是合理收费，被敲诈的百姓反倒没理。一叶知秋，从我家的遭遇就可以看到中共国是多么的昏天黑地，这不是一家两家的灾难，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灾难。
回到正文的结尾：
这样一个无耻至极、罪恶滔天的政府怎么能和平转型？它自己非常清楚它不能有丝毫让步，只要它退让一步人民就会跟它算老账。它知道自己罪恶太深重，禁不起人民跟它算账。它只能坚持这种不惜利用堕落和腐败，不惜以破坏国家环境等毁灭性的极端手段来维持它的“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的极权统治。如果人民没有力量推翻中共，它就会腐烂到头，带动民间社会全面溃败，把中国从自然环境到社会道德毁灭殆尽。现在中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已经到了极端危险的关头，我遇到的那些真不懂中国的海外拥共人士也都看出端倪。所以，我不得不把刘狄的话改动一下这样说：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某些人如果看不到中共极权政府的本质这一点，评论中国问题时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三妹于海外芝加哥
二0一0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
波兰的昨天和我们的今天（刘荻）
2010-07-30
近日，曾经担任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的米奇尼克先生访问中国，与中国网友进行了交流。海外有些人对米奇尼克先生在中国的言论颇有微词。笔者认为，米奇尼克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这或许并不是谦辞，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交流时在座的关心中国现状的网友们；但是另一方面，米奇尼克先生对中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海外某些自认为了解中国的中国人。
海外有些人先是说极权主义制度无法和平转型，在别人反驳说苏联就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而且恰恰是和平转型之后，他们又说中国和苏东的“国情”不一样，用何清涟女士的话来说：“亚洲一些类似国家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
情况果真如此吗？且不说米奇尼克确定他的行动纲领是否真如何清涟女士所说，是由于波兰当局的“改革”和“开放姿态”。（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新演进”源于1970年和1976年工人罢工遭到镇压之后，人们对波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来自天主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者”改革派希望的破灭。他抨击哥穆尔卡“臭名昭著，丢脸之至”。但他认为波党内部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虽然没有理由追求民主，但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却是有理由与民主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因此他们有可能成为民主反对派的伙伴。）本文主要探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
何清涟女士说：“中共掌握了政治、经济与所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不允许民间结社，在中国从事环保、慈善、医疗救助的外国NGO一律被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设法限制其活动。”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说这话的时候是否想过，上世纪70年代米奇尼克等人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建设公民社会的时候，波兰是否有外国NGO的存在？外国NGO可以在中国公开合法地活动，只是受到限制，这说明今天中国的社会空间比当年波兰的更大还是更小？
让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是当年米奇尼克他们可以做，而今天我们不能做的吗？米奇尼克他们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为1976年大罢工中被捕的工人请律师，为他们的家属发抚恤金。此类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丁子霖老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为64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发救济金，独立中文笔会成立几年来也一直在向因言获罪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帮助。
米奇尼克他们以打字和油印的形式出版地下出版物。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出版印刷质量和正规出版物相差无几的地下出版物，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他们地下出版的书籍包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无法在官方出版社出版；而在今天的中国，上述作者的作品都能够在正规出版社出版，在新华书店出售，最近广东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收录转型前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上刊登的文章的文集。
米奇尼克他们组织飞行大学，在学者家中举办讲座。今天我们也举办讲座，而且有自己的场地。
今天我们还有从事环保、慈善和医疗救助等工作的外国NGO和以企业名义注册的国内NGO，我们有市场化媒体，有维权律师，有互联网，有家庭教会（虽然中国传统上不是宗教国家，教会不可能获得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影响力）。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私营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上世纪70年代的波兰，在一个几乎没有私营经济的国家里，工人被工厂开除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得不到医疗保健。作家布兰迪斯在《华沙日记》中写道：“人们仍然有所顾忌——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日常生活，”这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就足以让人们畏惧。”
哈维尔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后极权社会：“我们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时常有人用这句话来抨击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化”。但是笔者认为，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明白“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人们要想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就必须也拥有不受政府干涉地生产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而要实现这一自由就必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让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一个像哈维尔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水果店里的水果是政府和“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标语一起发下来的国家里，人们是不可能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的。经济自由和自由所带来的财富不是别的，正是每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基础，而且这一自由只有在拥有之后才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和日常生活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国家里，人们更难去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标。
中国当局进行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或许存在种种弊端，但其结果确实是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使民间社会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为中国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评论中国问题时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