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太担心中国经济短期的所谓“二次探底”，但这个经济体长期增长的动力却在渐次枯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过往中国经济增长三大驱动力正在消失。
一是劳动力红利，一般而言，经济体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才会有劳动报酬加速上升。而中国工资的快速上升似乎比人口结构的“刘易斯拐点”还要提早了四五年（学者测算中国的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要发生在2015年后）。个中缘由，只能是泡沫经济吞噬掉了上天赐给中国的这一禀赋。超发的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下降，已经达到一个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上涨。这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的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二是市场化改革所累积的制度红利被近十年愈来愈强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消磨殆尽。越刺激，私人资本生存得越发艰难。
三是全球化红利的迅速衰退。本世纪中国承接了世界工厂获得巨大的贸易，2001年-2007年内，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而后危机时代，全球化的主题被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所替代。中国的出口面临着全球“围剿”。
中国的加息决策之所以如此艰难，并非宏观决策者不清楚早已是“负利率”的事实。中国经济中最强势的部门意愿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取向。中国的地方政府经过过去一年的高歌猛进的投资冲动，早已债台高筑，今年余额很可能迈上10万亿的平台贷款，加息一个点，地方政府每年将为此多付出1000亿人民币的利息。如果利率提升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额外的成本负担将接近他们目前的盈利。银行希望拖延更多时间，将储户的利息率压制在低位，这样能为未来可能的坏账潮多准备一份弹药。
随着CPI随后数个月将冲到年内新高，央行加息或许会意思那么一下子，当然也就仅此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点越来越变得没有意义。
“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是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即便是储备货币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只能讲，宏观决策者心底里面仍冀望于无痛疗法，既不想升值也不想加息，或是一种无奈。的确，中国经济一旦放缓脚步，很多棘手的问题会立刻化身为幽灵从盖子下冒出来，没有把握处理的情况下，只能捂住，但谁又能保证更长的时间内，这些幽灵会不会进一步演变成更加难以对付的魔鬼呢。
宏观管理者迷信用微观手段（定点行政调控、精确制导）来管理宏观问题，“不全面收紧货币解决泡沫问题”不符合经济分析的常识和结论。水位降不下来，即便一个泡沫摁下去，另一个又会出现（可能是债券、黄金、蔬菜、大蒜甚至绿豆……）
在这个格局中，我们其实一点也不担心政府调控对于经济的冲击，我们深知政策的机会主义和绥靖的情结，中国经济泡沫从内部刺破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最担心的是外部世界的变化：一是美国因油价失控而加息（这个今年可能性小）；二是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进展顺利。而这两个却都是中国宏观决策者所无法掌控的。这将决定着中国“宽货币”的拐点。
一方面美国工业再造的战略布局的进程。美国重新恢复其“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活力，带动创业和就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美国重归可支配收入增长之路。而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十余年成功的三要素在消失：低成本、市场化改革（制度红利）、运气好（全球化的红利），逐步为本币累积着未来贬值的压力。
如果现有的模式没有变化的话，一旦趋势逆转，结果很简单：一段持续上涨的美元牛市，资产泡沫化的经济体或是一场灾难，成为全球再平衡的牺牲品。
可以讲，救赎的机会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那就是壮士断腕，义无反顾的改革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