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话说多了赵作海会突然爆发：“你们不过是拍我的照片好卖钱的！”随后又变平静，“打我的警察不都抓了么？我不着急，也不用找谁，迟早让我去认人呢！这个事情，得从上往下慢慢捋”。
深度对话11年冤狱赵作海：我终于知道啥叫“法律”
当时要是不招，他们就会把我用车拉出去，再一脚蹬下去，说你畏罪潜逃。
都到了该娶媳妇的时候了？但那时候也不敢想，别人一问，他爹还是个劳改犯，谁能愿意？
赵作海：我为什么要感谢政府
刚回来时他还说说，“感谢政府”、“我见到的都是大官”之类的话，说完了自己就后悔，“我为什么要感谢？”现在他对任何外界的关心和疑问都不为所动了。
警官：官大一级压死人
“我们也都是办事的人，总得问领导意见吧。现在几个被抓的警官，家属精神压力非常大，都说要去闹，不是他们的错啊，如果没有领导，谁敢自己行事？包括现在在逃的警察。”
赵作海的乡村冤案样本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 11年里，除了对检察官指出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赵作海再无任何申诉的举动。“在监狱里我年纪最大，减过两次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人家做被服，我扫扫地，换监室我总住下铺。”赵作海的牢狱生活，居然在卑微中感到了别人的照顾。“放我的时候，警官问我犯了什么罪，我说杀人，他说杀个屁！”
被损害者讲故事
赵作海回来这些日子很少在家吃饭，“他总是天不亮就骑自行车出去了，在外头买个馍吃”。他的外甥媳妇告诉本刊。姐姐、叔叔和妹夫的家分散在距离10多公里的3个村子里，他只是晚上去某家睡觉。白天要寻访赵作海的人，经常得到村民“指点”，被某电视台接走了，被某领导召见了，总算拿到钱旅游去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第一次见到赵作海就是奇怪的场面，一个穿西装的乡镇干部猛追一辆黑色小轿车，一边大喊“下来！”这个看起来很面熟的人是大王集乡的政法书记，从赵作海一回来，他几乎24小时守在赵楼村，时常被电视台镜头收入。车尚未停稳，书记就冲上去拉开了车门，面红耳赤地把赵作海拎出来训斥，“出了事谁负责任？谁的车你都上，你知道你要去哪儿？”赵作海则低着头，目光涣散，一脸犯了错误的表情。
这些天来到赵楼村寻访他的不仅是媒体，“我大概见了有 200人吧”。本刊记者见到的，有据说身负冤案守候记者的，有号称要帮赵作海打官司维权的，还有自称和赵作海是狱友找他聊天的。此时不识字的赵作海，反倒成了很多人希望倾诉的对象。“有的人来了就说自己有多冤，哭啊，激动啊，生气都有，我听完啥也不说，就给他们讲故事。偷牛的和养牛的哪个有罪？”这时他的姐姐和其他亲戚都喝止：“别说了呀又开始了，他脑子有点乱。”但赵作海静静等大家表达完不屑，又很平静地继续说，“偷牛的把牛绳子解开，想牵走牛，被养牛的发现了。养牛的拉着他去告官，可是偷牛的和官府是熟人，于是偷牛的说，牛的缰绳自己开了，我是捡了一头牛，养牛的是诬告他，于是官府判养牛的有罪”。赵作海说自己打比方很少重样，他现在并不说自己如何，而喜欢把“冤案”这个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故事表达。“秦香莲，不就和我一样嘛，拿个竹签子扎手，招了。道理没有改变。”
赵作海在5月17日中午到商丘市财政局领到了一个存折，上面是65万元。对于接受赔偿这件事，他的亲属们都觉得少了。“每天的劳动报酬是按照127元算的，比过去算是高了，可是还有精神赔偿啊。我咨询过，说要等12月1日《国家赔偿法》下来，钱就多了，谁让他现在就签字同意了呢！脑子不清楚！”赵振举说。他是赵作海的叔叔，赵作海是他同父异母的大哥所生。赵家一共兄弟姐妹7人，现在仅存的亲属只有这个叔叔和他的姐姐、妹妹3个人。姐姐和妹妹去年和儿子赵细粮去开封监狱探望过赵作海几次。“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出来，见他的时候，他也从来没说过他冤枉了。”姐姐说。“旁边是警察根本不可能说。”赵作海解释。
在赵作海还蒙冤狱中时，叔叔赵振举看到了回村来的那个 “死者”，便报了案。赵振举一开始为赵作海的房子和补偿金曾积极奔走过一段时间，他在郑州药厂做销售，算是赵家最有见识的人了。“可是不一条心！”赵振举觉得，赵作海有自己的心思。
“我儿子多。”赵作海被捕时47岁，现在58岁，贴着头皮的短发全白了，腰直不起来，走路缓慢。妻离子散家破，人未亡。赵作海并非如亲属们所说“牢里待傻了”，他的配合和平静带来的是，“县里答应再给我盖个楼”，略有喜色。已经火速盖出半截的新屋，在赵作海看来还是进度太慢，“才起了大梁”。每天他骑着自行车从姐姐的住处出门，必然要去的就是自家工地，带着馒头，细细查验砖头、沙子、水泥。 “这个屋子我住，再盖的那个给儿子。”赵作海很明白，“我要钱干什么，房子升值呢，有房子儿子也就回来了”。刚回来时他还说说，“感谢政府”、“我见到的都是大官”之类的话，说完了自己就后悔“我为什么要感谢？” 现在他对任何外界的关心和疑问都不为所动了。话说多了他会突然爆发：“你们不过是拍我的照片好卖钱的！”随后又变平静，“打我的警察不都抓了么？我不着急，也不用找谁，迟早让我去认人呢！这个事情，得从上往下慢慢捋”。
翻来的案子，覆去的事实
在赵作海的陈述中，他已经很多遍回忆了当时在派出所遭到刑讯逼供的情景。“警察在我头上放鞭炮，被打得不行。差不多有一个月，我天天都觉得自己快死了，喝一种掺了药的水，发晕，但不让睡觉。”而到底为何与赵振晌交恶，赵作海却一直回避，“我不想谈，都过去了”。他头上当年挨了赵振晌一刀的疤，现在看来只有拇指大了。村子里的说法与当年刑侦结果是一致的：1998年农历十月三十，27岁的妇女杜金贵和赵作海在杜家里黑着灯，赵振晌敲门，杜金贵把油灯点上，赵振晌就进屋给了赵作海一刀，立刻跑掉了。
此后事实清楚，当时赵振晌的失踪并未引起注意，他的侄子赵作亮是时隔4个月后，1999年2月15日才第一次报案说叔叔失踪了。在第一次报案时，赵作亮就认为赵振晌被赵作海杀害了。赵作亮作为当年报案并且提供重要线索的人，现在见到记者就向田间疾速逃走。“我没做什么，我就报了个案。”他说。当时村里有关二赵和杜金贵关系的传言很多，打架也是赵作亮判断的依据。 5月8日，赵楼村开春应该浇地的井却出不来水，此后井里被打捞出麻袋装着的尸块，经过赵振晌家人和村民指认，认为这是赵振晌，“没有头和四肢，但赵家人觉得是，村民们也就觉得是了”。赵振晌自己现在倒说：“我没娶媳妇，没父母，跟谁也不甜，我走的时候也没想给谁一个交待。”现在问起赵作亮，他则激愤地说：“我又不是要害赵作海！”然而当时把线索提供给警方后，就得出了赵作海杀人的嫌疑。一位知情警官说：“如果不是家属指认，我们怎么能确认呢？当然现在他们不吭声了。”
首先，按照公安调查侦破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的版本，也就是1999年5月8日至6月18日赵作海所作的9次有罪供述所形成的起诉书叙述的版本：“当时赵作海跑出来，追了赵振晌一段路，等机会又返回去杀了赵振晌。当时他半夜穿着血衣回家，告诉妻子赵小齐对不起她，让她什么也别问回屋去，然后把赵振晌的尸体悄悄拖回自家的烟叶炕。那是一个单独的小土屋，专门烘烟叶用的，在那里把赵振晌的尸体肢解，然后把头和四肢扔进河里或在自家焚烧了，把身体用麻袋片装起来，扔进了村西南头的机井。”这个说法在柘城县公安局一个知情警官、当时的主诉人汪继华和村民们口中基本一致。
而在当年的主角那里，现在却得到了相反的故事。杜金贵披散着长发，说话头头是道，完全否认自己和二赵有男女关系。“我年轻时和赵振晌、赵作海关系都不错，他们常上我家来玩。但是因为赵振晌是个光棍，就有很多闲话。我也不理会。”杜金贵的丈夫是赵楼村人，也是“作”字辈，杜金贵带着母亲从甘肃到了赵楼，丈夫是比她大十几岁的上门女婿。“我当时和赵作海在屋里头，没有干啥，我给他卷烟叶嘞！那时是油灯不亮，根本没有黑灯。他俩是打架了，然后都跑了。”杜金贵情绪很激动， “我和他俩有关系？就是赵振晌的侄子们造的谣。”赵振晌的侄子们报案后，杜金贵就成了众矢之的。“我现在想告那几个侄子，我的名誉怎么办？这些年他是杀人犯，我背着个脏名，我已经不想和人辩解什么。村里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也不要钱，就让他侄子们给我跪着道歉。”她说。
后来警方对于赵作海和赵振晌有矛盾的证词，很多是杜金贵提供的，也有其他村民对三人“男女关系”的说法，但是杜金贵说自己“被打得签字画押”。在赵作海被带走后有五六年时间，杜金贵抚养了赵作海的两个儿子，杜金贵自己也有3个孩子。赵作海的前妻赵小齐和杜金贵差不多年纪。 “当时因为家穷，只好嫁给大我12岁的赵作海，连着生了4个孩子。我照顾两个小的多些，改嫁就只带走了两个，大儿子还为我改嫁来和我打过架。”赵小齐说她在派出所也被打了几天，“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和杜金贵有什么，我也不识字”。
赵作海的大儿子赵细粮说：“我和弟弟是住在大伯大娘家的牛棚里，住到能打工我们才离开了。我们不和母亲往来了。大伯和大娘一直没让我们饿着，几年回一次村，我们都得去大伯大娘家，不给钱，只是带点东西去看看。”杜金贵说：“我知道赵作海是冤枉的，他不可能杀人。我当时被打得去画押，他老婆跑了，他两个儿子没人养了，才13岁。我就去找大队支书，他家地给我种，两个儿子我养。支书自己占了6亩，给我种3亩，我就给那两个孩子饭吃。我男人都听我的，他也觉得孩子可怜。如果我和他们有关系，我男人能这样？”
赵振晌对本刊记者并不承认，自己是因为杜金贵而砍伤了赵作海。 12年里他也没有走远，“我就在这附近的几个县收废品嘞，后面的事我一点不知道”。不过他在刚回来面对警方询问时，还是承认了自己是看见赵作海进了杜金贵家，才生气想去砍人的。
“我是看了他右侧腰里有块疤，才敢认的。样子瘦了点，可还是我弟弟。”赵振晌的姐姐赵振兰说，“否则这人早就给赵作海杀了。”因为偏瘫，从卫生院输液回来的赵振晌，半路在地头上捡了个木棍当拐杖。他至今还没有见到赵作海。每天都在村里转，和邻居们聊天看人家干活。“刚回来人都不认识我，我说我是晌，人都不相信，跳老高”。赵振晌说，如果不是家族遗传偏瘫，他也不会回来，“我看新闻，农村有养老院了，我想自己啥也没有，回老家住养老院不知道中不？”他今年56岁，现在一个人住在侄子赵作亮的房子里，提起当时砍赵作海，还有些得意之色。 “我们俩早就有矛盾，最早是80年代我们在延安打工，他拿了我1800 元的工资始终不给我，当时那是很多钱。村里也知道我俩谁也不能见谁。”赵振晌说，自己是藏在暗处，等赵作海出来“给他一下子”，“砍着就跑，我谁也不告诉。我东西都收拾好了，本来我还开了个小卖部，有些货，我连被子都带走了，骑着自行车到附近县去，过了一个来月，县里也没贴我的大照片，我估计赵作海也没有死”。
逆推中的疑点
赵作亮家拥有大型收割机一台，村里的房屋就有三四处，盖得也还算体面。一直以为叔叔死了的他，把杜金贵和赵作海一家都当做仇人，全村人也都排斥着这两家。“平时连看都不看。好多人给我们家拉屎撒尿，有人半夜扔砖头进来砸我们。”赵细粮说。杜金贵说：“当时村里人都是墙头草，看他侄子厉害就都跟着。俺是个外来户，男人也不挣钱，赵作海也没本事，家里穷得很，就知道玩。”其实，当时，赵作亮并非提供线索的唯一证人，提供证词的村民不少，都说看见过二赵发生矛盾，或和杜有不正当关系。现在村民们则改了口：“赵振晌走也不留话，家里人也是急的，那可不以为就是他死了？”他们并不愧疚自己当年的推测错误，反倒觉得是赵振晌回来才改变了一切，他们说赵作亮都转变了立场。村民私下对本刊记者说：“赵作亮对他叔说，你还回来干啥？走的时候不给个话儿，现在人家赵作海回来是财神爷，你回来是个瘫子！”
公安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让赵作海在被抓24小时内就做出了有罪供述。汪继华在1999年9月28日在商丘市检察院收到来自柘城县检察院报送的案子。当时检察院提审赵作海时，赵作海全面推翻了自己的供述，另外尸体也没有证实就是赵振晌。在看完整个卷宗后，他的决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
很多报道对于赵作海案件的疑点都写得言之凿凿，其实这些都是汪继华最早拒绝起诉时给出的意见。当年汪继华两次退补这个案子，都是要求公安机关去做 DNA鉴定，证实尸体是赵振晌。“但是赵振晌的父母很早去世，他也没有子女，兄弟姐妹的DNA不具有参照意义。”1999年12月9日，商丘市检察院甚至做出了对柘城县检察院的进一步要求：“如公安机关不能查明尸体身份，该案不具备移送审查起诉条件，检察机关不再受理。”所以之后，柘城县公安局一再向县检察院移送此案，都遭到了拒绝。
“疑点最主要就是尸源。当时公安机关认为，要确认赵振晌，只好去赵振晌父母的坟开棺，用骨头来检测DNA。但那时觉得这样做还是太有违民风，会给老百姓带来不好的影响，迟迟没有做。”汪继华说，“还有就是赵作海的杀人工具一直没有找到，我的意见里写，赵作海供述的杀人工具，和能够肢解尸体的工具难以匹配。要知道人的大腿骨多粗，他又不是外科医生，我虽然忘记了赵作海供述的具体工具，但肯定不是能肢解人体的刀具。”对于很多媒体报道中的重大疑点，井里压尸体的500斤重的石磙好几个，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汪继华说：“不是，是两个石磙，一个青石，一个水泥，也没有500斤那么重，而且石磙是可以滚动的，一个人可以推下去。”检察院认为的疑点，还有赵作海供述的给赵振晌脖子一刀，而尸体的锐器伤口却在胸口。汪继华提出的细节还有：“当时尸体的胃里还检测出了未消化的食物，尸体在温度较低又湿润的井里保存了这么长时间，很多细节还是可以去探查的。”然而赵作亮也并未举办任何丧事，就把尸体草草埋在了井边上。
“赵作海虽然供述自己有罪，然而却没有提供任何后续的有力的证据。后来他被要求说出到底把头和四肢扔在哪里时，居然托人带话给妻子赵小齐，让她把自己父母的坟挖开，把头和四肢拿出来交给警察。”当时一位知情警官也觉得充满矛盾，“可是我们也不敢把他放走，毕竟他口供里承认了杀人，如果放人的话，当时肯定会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案子就这样僵持在那里，汪继华说：“没有证据就应该放人，超期羁押肯定是违法的。可当时如果把整个案情公开，谁又能说赵作海是绝对清白的？放走杀人嫌犯对公检法压力也很大。”
“限期”与“定调”
2001年开始，全国司法机关开始大规模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此时汪继华离开了检察院。“我是从县检察院借调到市里的，借调5年了，还拿着300块钱的工资。”汪继华说自己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干预此案，“我要是不同意就写自己不同意，领导要同意他得签他的名字。当时还没有领导过问这个案子”。 2001年7 月17日，商丘市政法委在柘城县政法委调查此案，结论还是尸源不确认，不具备起诉条件。 7月9日柘城县公安局自称取得了“相关验材”，但开棺去骨的事在赵楼村里没有丝毫传闻，送到沉阳市公安局、中国刑警学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公安部在7月24日给出“因为一个检材未出结果，无法对比”的鉴定结论。
又过去了一年，没有任何证据进展的案子，到2002年 8月，至此赵作海已经被羁押3年零3个月，因为时间流逝逐渐偏离了法律轨道。 “限期本身就是个违反唯物主义的事。”汪继华说，但 “定调”会议终于召开。最后接下此案负责公诉的商丘市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郑磊，现在尽管早已辞职做了律师，却还是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他一开始就坦承：“当时证据比较弱，没想到法院会直接判，更没想到高院会维持判决。”郑磊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公诉，还是以为法院那一关可以挡住。
“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只是一个最基层的。政法委就是主管公检法单位，在我们产生问题时起协调作用的。”郑磊说，“当时在起诉书里夹着一份信件，是柘城县公安局在2002年8月20日给商丘市政法委的告状信。信里说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抱怨商丘市检察院拒不接卷，才造成赵作海被超期羁押的问题。”“很少有人被羁押这么久，而且当时全国严查，县公安压力很大，只好再向县检察院施压。县检察院以'重大案件超过无期徒刑以上都要报送市一级'为由，又要求市政法委出面协调。”那位警官说，“我们也都是办事的人，总得问领导意见吧。现在几个被抓的警官，家属精神压力非常大，都说要去闹，不是他们的错啊，如果没有领导，谁敢自己行事？包括现在在逃的警察。”赵振晌的归来，使当年参与询问赵作海的3名警察、3位主审法官、书记员等遭停职，他们也都没有任何官职，至今仍是普通公务员。
案子此时一级级推到了市政法委。 10月9日，市政法委书记王师灿，也是市委常委，召集开了两次会议，让公检法都来发表意见。 “协调会法院也参加了，给法院协调的也是快审快判。不过大家都可以发言，如果检察院坚持不接受协调，也就不协调了，但是书记是必须表态的。”最后王师灿还是主持定了调子。他对记者强调自己并不是专业人员，“学机电、煤矿出身”，自己的决定也是根据当时情况“协调的结果”，并说自己“早就忘记了这个案子”。在当时参会的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看来：“政法委要求市检察院对赵作海故意杀人一案，安排人重新看卷。”市检察院此时已经不再坚持拒绝的权力了，因为后面还有一条硬性要求：“20天审查完毕后起诉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作海在郑磊审查时，同样两次翻供，都说自己是被刑讯逼供，然而已过去3年无法取证，郑磊当庭答辩只说了一句“我的意见就是起诉书的意见”，他感叹“整个庭审就是走过场”。走过场也需要配角，当年被临时拉来为赵作海辩护的律师胡泓强，当时是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他说“因为别的律师都很忙就指派了我”。他没有留下当年的案卷，只是说“赵作海对我说了他是冤枉的，可我辩护的那些疑点，法官根本就不听”。至今胡泓强还是不解，“那是我代理的第一个案子，其实一切都是冥冥中早已决定好的”。至今胡都没有律师执照，还在做一个法律援助者。对胡泓强采访时，他有90%的时间在聊《易经》，并说自己“早已算出赵作海会有今天”。
“如果不是赵振晌回来，我绝对没有可能翻案。”赵作海解释自己为何没有对一审结果提出上诉，“除了他，任何人不可能还回我清白。”因此他没有和任何人任何事抗争的意愿。他的前妻赵小齐带着小儿子和女儿嫁到了外县，相隔不远，她说：“我在路边哭的时候，被现在的丈夫叫回来，他妻子病死了，有3个女儿，我又带来一双儿女，我们感情好。”赵作海的小儿子现在跟了继父姓刘，赵小齐说，“打工的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他不回那边去，有钱也不去。我更不去了，我们夫妻攒钱给儿子已经选了地方盖房子了”。赵小齐生活虽然不富裕，看上去却挺幸福。赵作海剩下的，还有两个在北京做建筑小工、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的儿子。 “他们肯定要回来的，钱我又怎么花，我跟着儿子过。” 赵作海说。而商丘市政法委在为赵作海案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将无头尸案又提上了日程，那个早已被石灰填满的井再次挖开了，“调子”是：“限期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