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月刊》5月号刊登一则简讯，被众多网媒转载：“田纪云：‘昨日我与邓小平家子女玩球。我说，六四必须平反。’对方说，‘是的’。”短短28个字，提供了令人遐思的空间。连邓家子女都确认“六四必须平反”，看来，那位邓老爷子的确是孤家寡人了。邓家子女这项确认，其实可以追溯得更早。小名毛毛的邓榕去美国出席英文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发布会时，记者问及六四问题，她避开“动乱”二字，更不提“反革命暴乱”，也不说“中央已有明确结论”，只表示这个问题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说明邓榕当时就感到，六四不免要从新认识，只是要推迟一些时间。2004年，蒋彦永医生提出为八九学生运动正名的建议。他质问：“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老姓？”他说：“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
“六四必须平反”表达了受害者维护自己被强行剥夺的生存权与民主权的意志，显示了被统治者声讨专制暴政、要求实现正义的愿望。这是一桩郑重的维权活动，讨债活动。不过，受害方要求“平反”与施暴方宣布“平反”必须双向互动，仅有“平反”要求而无当权者呼应，“平反”不能实现。这里的关键是：握有权力的集团能否承认六四屠杀的错误，他们认错才能为受害者“平反”。如果其主导意识仍然倾向于邓小平的观点：人民要求反腐败“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邓选3卷303页），“平反”就没有可能。
有些人觉得，对六四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当权者多已离世或离任，当今掌权的胡锦涛与六四没有爪葛，如果他能抓紧时机一举推翻旧论，人心大快，在他来说可是稳固权力、名垂青史的大功大业，何乐而不为呢？这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胡锦涛本人即使有这样的念头，还要惦量惦量自身有没有一举翻天的本事。他可不能象毛那样，一言九鼎，谁敢不听！他要权衡再三，估计深浅。党内毛派对平反六四会有何等反应，他能不考虑吗？江泽民是否同意，他能不试探吗？如果他不顾一切冒然行事，准得砸锅。据《新世纪》网2010年5月27日刊朱学渊先生评蒋经国的政治智慧一文称：“近闻江泽民先生的传话：‘只要我活着，六四就坚决不能平反！’”有江这句话，即使胡锦涛有平反的念头也必然立即缩回。他会想：不搞平反，我这个总书记照当无误，何苦为平反惹麻烦，费力不讨好！何况，他是否会产生为六四平反的一闪念，还是一个未知数。什么“名垂青史”，他会有这种抱负吗？能把中共十八大对付下来就算不错了。
再者，中共在毛、邓、江领导下，积累的社会冤仇可谓大矣！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在6000万上下。1959到1961年大饥荒时期饿死多少人？“文革”时期被虐杀和被迫自杀的多少人？六四被枪杀和被坦克轧死多少人？练功者被整死多少人？每一个无辜的被害者都是生命的载体，都有生存在世间的权利，这些冤魂都要讨还血债！所以，当权者假如宣布准备为六四平反，接下来那其余的数千万笔血债势必会讨上门来，索要他们的债权。而这个账说实在的是无法偿还的，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义的资源全部贡献出来也不足以抵偿这些血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至上的，数千万人的生命权被无情剥夺，你说，如何偿还？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残害犹太人800万，是以希特勒德国的灭亡偿还的。斯大林的野蛮社会主义残害苏联人两三千万，是以运行了70余年的苏联的塌台偿还的。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残害国人约6000万，怎样偿还？历史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人们时常提起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大意是指社会接受或容忍中共执政的法理依据，认为只要这种执政有益于社会或无害于社会，就表示中共执政是正当的，是否通过民众选举和授权无关宏旨。对“合法性”如此理解，其实是替中共独霸政权制造舆论。有人认为，中共发起武装革命打倒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赢得了民主共和国，这就是中共执政的法理依据。这种认识是对历史的歪曲。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不是民主理念和制度战胜专制理念和制度，而是以共产党的专制替代国民党的专制，“民主”和“共和”不过是中共独掌政权的遮羞布。两种专制制度比较，中共极权主义的专制比国民党的专制严厉和残酷得多，认为这样的统治有什么“合法性”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人以工人、农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为由，认为这就是中共执政得到社会认可从而具有“合法性”的依据。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民众赤贫化相较，现在的工农生活确有很大改善和提高，但是，与此同时，社会分配大幅度向两极分化，造成贫富差距极其悬殊。国家权威部门分析证明，2004年1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相应比例只为1.4％。富的太富，穷的太穷，作为贫富差距标尺的基尼系数已从1980年的0.28上升为2007年的0.45，大大超过安全系数。最近，新华社所属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两名研究员宣布本土基尼系数已超过0.5，达到社会因贫富悬殊而剧烈动荡、面临暴裂的程度。中共权贵对财富掠夺再掠夺，仅抛撒一点残羹余米给工农，这样的统治有什么“合法性”？概言之，中共的执政从来没有取得民众的真实授权，这种执政地位缺乏应有的法理根基。因此，与其对它寄以为六四平反的希望，何如摆脱这种望空膜拜仪式，直接指明：六四屠杀是错误的、反动的，我们定会聚集足够的实力，与你算这笔血债！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恢复事物原貌，如果目前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就只有脚踏实地不断积聚，即使10年、20年依然聚拢不起足够的力量，我以为，宁可自认无能，也决不指望中共当权派发善心，为六四平反。“六四必须平反”是否可以改为“六四必须靠自己平反”？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愿意听取网友直率的批评。
我知道，在六四平反问题上，我的认识赶不上多数坚持“六四必须平反”者的论述。存在哪些差距呢？相当多的人把“六四必须平反”识为社会和解机遇，六四是一个社会伤口，和解就从缝合伤口开始，由此而建议成立和解委员会，对全国性历史积案，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谅解，对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法轮功”、西藏新疆问题，经过专项调查，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总之，提倡执政者施仁政，讲宽容。与这种和解观相配合，就是提倡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认为仇恨会腐蚀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会煽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是非暴力反抗的原则。更具体的举措则是鼓励要求经济赔偿，由政府拿出几个亿给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以磨合彼此的对立，如此一步步走向和解，最终缝合六四伤口。同上述观念相比，我对六四平反的理解显然是大大落后了。也许差距在于：主张和解者认为中共是可以自我更新的，只要善于推动它，使之不断改进，不仅六四可以由它宣布平反，和谐社会的实现也可以成为现实。我对中共自我更新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还有一项差距：和解论者的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社会观，我难以认同。应该说，这些均属思想领域的不同认识，不同探讨。认识上的差异提供了相互探讨的机会，而冷静的相互探讨是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取得正确认识的良好途径。说不定，从六四平反问题入手，正是解剖祖国苦难缘由并由此寻找摆脱苦难、发现新途的良机。
（201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