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县（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所处的朝代，在中国历代纪元中，称为东周，自周平王始，至周赧王止，年代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此前称为西周，自周武王始，至周幽王止，年代为公元前约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西周末期，周幽王朝腐败，各诸侯国纷纷勃起。
所以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之后，周王仅仅享有虚名，已无力控制各诸侯国。也正是这个原因，东周又常被史家划分为春秋及战国两个时代。现在一般把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划为春秋时代，以诸子百家争鸣为社会特征。战国时代则是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以各诸侯国互相兼并的战争为社会特征。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他自己在《礼记•檀弓上》中就说：“而丘也，殷人也。”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据《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记载，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奔至鲁国（《史记•孔子世家 •索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孔纥，当过鲁国武士，做过地方官（陬邑宰）。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孔子的老家宋国，是殷商后裔的封地。而孔子从小生活的鲁国，又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是周朝各项规章制度——周礼的主要制定者。春秋末期，各诸侯国的礼乐（即政治制度和文化）都蹦坏不堪，惟独鲁国专门养着一批“儒”，传授西周的礼仪，研究典章文献。因此，鲁国有“礼乐之邦”的称号，各国公卿贵族常到鲁国来“观礼”。晋国的韩宣子受聘赴鲁，看到鲁国典籍丰富，社会风俗古旧，曾惊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所以孔子在少年时代受周礼的熏陶很深。《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言：“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俎、豆是祭祀时盛祭品用的器皿）
孔子三岁时，死去了父亲，家境进一步衰落，所以孔子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些自认“卑贱”的事情：当过吹鼓手，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吏”和记帐的“委吏”。他在《论语•子罕》中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聚徒兴学，宣扬“周礼”，历时十几年。在这期间，孔子大力从事教育活动，孔家学店出现了“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的局面。这一阶段是孔子私学的鼎盛时期。
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地方的行政长官），第三年升为司空（工程建筑部长），第四年又当了大司寇（司法部长），并曾代行鲁相职务。这前后几年，是孔子政治上的得意时期。
孔子摄行鲁相仅仅三个月，鲁国政局异变，孔子被专权的季氏等人赶下台。从此，孔子带着弟子到卫、陈、宋、蔡、楚等国周游，向各国公卿大夫宣讲西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孔子在列国辗转十余年，试图实践他的学说。但由于周朝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忙于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孔子的努力终究没有结果，其境遇正象司马迁所说的：“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到了晚年，不得不失望地说：“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在六十八岁那年，孔子回到鲁国，一方面著书立说，一方面继续在幕后干预鲁国的政治局势。到七十二岁时，孔子悄然离开人世。
《论语》是中国一部传世的儒家经典，也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用语录体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对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夫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约成书于战国前期。至西汉初年，《论语》有三个本子流传，一是《古论语》，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居墙壁中发现，用古文写成，共二十一篇，把《尧曰》篇中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二是《齐论语》，用今文写成，共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两篇。三是《鲁论语》，也用今文写成，共二十篇。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把两个本子合而为一。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号《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次整理、修订。由于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这一本子为当时儒生所尊奉。
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之作注，这是《论语》第二次整理、修订，是现在通行各本的祖本。
汉人把《论语》看作传记，汉文帝时设传记博士，传授《论语》，成为专门学科，同《孝经》一样是士人必读的启蒙之书。东汉时则列为“七经”之一，魏晋以后各朝也均把《论语》列入学官，设博士传授。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官，与五经并列。从元仁宗起，直至明清，将它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士人为了求取功名，日夕讽诵，熟记于心，影响十分深远。
从古至今，研究、注释《论语》的人很多，据统计达三千多种，主要有魏何晏《论语集解》，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集释经解》，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现代则有杨树达《论语疏证》，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孔子、《论语》，二千五百多年来，浸润濡染，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念、心理结构、风俗习惯，但这却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之始。
必须先说明：这里将要论述的文化，是专指人们信奉和遵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观、婚姻观、道德观等原则。无论这些原则的内容如何，它的形成是人类由蒙昧、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同时，文明时代又是一个文化不断向终极完美逐渐接近的过程。
人类的蒙昧时代，是人类文化的沉睡期。其生产方式以依赖自然为主，婚姻形式以两性群婚为主，世系划分按母系制。两性关系逐渐排除父母与子女及姊妹与兄弟之间的性交关系。原始敬天的宗教萌芽。
人类的野蛮时代，是人类文化的复苏期。其生产方式以利用自然为主，婚姻形式以一夫多妻为主，世系划分按父系制。家庭实体开始形成。宗教信仰图腾出现。
人类的文明时代，是人类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期。其生产方式以改造自然及其不断深入为主，婚姻形式以一夫一妻为主，并存的一夫多妻则是富人和权贵人物的特权，世系划分继续沿用父系制。家庭实体开始巩固。宗教的敬天祭祀活动进一步发展，公共权力组织和行为规范开始形成。同时，艺术的出现，爱情的滋生，思想的萌芽，是文明开始向前发展的新起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在文化上大体都经过这样的发展过程，只是各自在每个阶段所持续的时间长短有所不同。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从公元前约2600年初，黄帝在中原地区确立权威性的部落开始算起的。不过这一阶段只是这一地区的人由血缘氏族社会走向部落民族社会的开始。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仅仅意味着民族及文化的萌芽。之后，经颛顼、帝喾、尧、舜，到公元前约2200年末至2100年初为止，这四百年时间的情形大致相同，尚处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阶段，权力机关由各氏族受自然尊敬的首长组成，所以在中国历代纪元中被统称为五帝时代。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初生期。
夏朝，公元前约2200年末至2100年初起，到公元前约1700年初止，历时约四百年。它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朝代，是因为它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特征，第一次有了国号即国名的称谓。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为了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冲突及利益，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和旧的氏族部落组织不同的地方是：按地区划分国民，公共权力及公共武装力量的设立，国民捐税。由于夏朝是中国初次建国，政治体制尚在逐步完善阶段，虽本质上属专制体制，但由于它刚脱胎于氏族部落自然推举社会，权力的世袭制还未形成。另外，人们原始的敬天意识依然很强，人们对国家政权的崇拜意识还未达到顶峰。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长期。
商朝，公元前约1700年起，到公元前约1100年止，历时约六百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国家机器逐渐完善、权力崇拜日趋高涨、父世袭制专制最终巩固的时期。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架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但此时最有势力的王公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所以此时被强加的敬拜君王的思想意识开始超过原始敬天的宗教意识，君王被提升到天子的崇高位置。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期。
周朝灭商统一中国后，周公制礼作乐，希望通过礼乐文化，令不同的民族融洽相处。另外，周公还强调两种精神：“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我们所亲爱的人，这是重视孝道、家庭和婚姻关系。“尊尊”就是尊敬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同时也衍生了一种特别的阶级观念。这一切集中体现在周公制定的《周礼》中，它是记载职官与典章制度的书，西汉末年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西周以后，周天子的势力不能统一各族，中国政体便分崩离析。地方势力彼此吞并攻伐，形成春秋战国的混乱形势，社会、政治的统一与和谐尽失。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修身治国的理想，哲学思想便随而产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出现的，它的思想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来概括。其中“孝”为根本，维系了家族的基本伦理；“忠”是“孝”的向上扩展，君主是整个国家的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四种行为又终归为“礼”，而这“礼”是源于《周礼》的。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也不断强调这一点。因此，认为孔子创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在宣扬“复礼”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了《周礼》所代表的社会人生观。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始于周朝的周公时代，以《周礼》为标志。孔子及《论语》只是它们的翻新。
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化是一样的，是人类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人类从无善恶概念的蛮夷社会进入到有善恶界定的秩序社会。所谓无善恶概念的蛮夷状态是指人类仅为个体自我生存考虑的行为状态，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没有约束；所谓有善恶界定的秩序社会是指人类为维持群体自我生存的行为状态，人类的行为有了约束，被约束的行为界定为恶的行为，被提倡的行为界定为善的行为。此为第一次文明。第一次文明的特征是：为维护统治者利益和社会稳定而制定的相对善恶标准规范，超越人性本身存在的绝对善恶界定。当相对的善恶标准与绝对的善恶界定一致时，社会和谐；当相对的善恶标准远离绝对的善恶界定时，社会紊乱。这是人类从蛮夷不断走向高度文明需要经过的初级阶段。
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初级阶段，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孔子的贡献当然是不能否认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是孔子以及他的学说使中国社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在孔子之前的西周，中国传统文化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已经完善。西周末年的社会动荡，仅仅是由于周朝政体的离析及地方势力的互相争斗，而导致暂时的礼乐蹦坏，没有秩序、没有文化。孔子面对这种混乱的局势，开始思考探求治世之道。但是，孔子一开始就没有从根本上探求西周末年社会混乱的文化原因，相反是在把西周作为自己理想社会的前提下，提出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并没有新的突破，所以只有两个字“复礼”——恢复周礼！在《论语》中他毫不隐瞒这一点。属于孔子的劳动只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这也是《论语》超过《周礼》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原因。
在此，不能不提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的一个观点，即孔子在《论语》中已经隐含，后被孟子明确表达，写入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首句的“人之初，性本善”，即性善说。性善说没有足够肯定人性恶的一面，导致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善的，恶却是受外界影响而得的，因而形成人人互相指责的伪君子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性善说不承认自己的恶性成分，极力排斥来自外界的约束，所以在政治上终究不会出现权力制衡的体制，金字塔形的专制政治必然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寄托全能全善之人来掌管这种政治又必然成为这种政治良好运作的唯一办法。孔子的“孝、忠、仁、义”思想及对明君的呼唤可以说是建立和维护这种政治体制的理论武器。
然而，全能全善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性中善恶共存。这一点只要真实面对自己思考是不难得知的。当一个人的权力达到不被约束的地位时，其恶性就会膨胀表现出来。这便是这种单纯仰仗善性治理国家的政治实体发生周期性震荡的人性原因。
西周末年的周朝政体离析和地方势力的互相争斗，以及在此之前的朝代更迭，都不能逃脱这样的文化缘由。孔子的思想没有深入到此，没有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自然规律进行探讨，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进行认识，对生存方式进行领悟，这一点是和他家庭的文化背景及他本人试图改变衰落处境而重返贵族的志向有关。
或许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和苛求孔子？这便使我们想到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的老子，他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却比孔子更深邃地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典册的史官。其学“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后因不满于社会动荡变革的现实而悄然引退，不知所终。他是先秦时期主要思想之一——道家的创始人。《道德经》一书是其理论学说的主要载体。
老子的全部思想学说可以用“道”与“德”两个字来概括。“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言说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衍化和外延。“德”是“道”的基本特征和外在表现。上乘之德顺其自然，并不故意表现它的“德”；下乘之德有所作为，并故意表现它的“德”。上乘之仁有所作为，但并不有意识表现它的“仁”，上乘之义有所作为，并且有意识地表现它的“义”。上乘之礼有所作为，但当它得不到响应时，就卷起袖子伸出胳膊来强迫人们服从。所以丧失了“道”后才产生“德”，丧失了“德”后才产生“仁”，丧失了“仁”后才产生“义”，丧失了“义”后才产生“礼”。所谓的“礼”，乃是忠信的不足，祸乱的开端。所谓的先见之明，也不过是“道”的虚华，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立身敦厚而不居于浇薄，追求内容的朴实而原离形式的虚华。所以要摈弃浇薄虚华的“礼”而采取敦厚朴实的“道”和“德”。（参阅《道德经》一章及三十八章）
老子从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念出发，提出理想的政治模式，他说：最上乘的统治方式，是人们依稀意识到它若现若隐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方式，是人们赞美它。再次一等的统治方式，是人们畏惧它。最差一等的统治方式，是人们轻蔑它。有不值得信任的情况存在，才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最好的统治者是那样地悠闲自如，他从来不轻易地发号施令。因此，事业有成，大功告成，而老百姓都说：“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参见《道德经》十七章）
将孔子与老子对比来看，孔子只是树立了一些社会规定和条文，最终成为礼教，而老子则是从万物根源出发，自然得出社会应有的状态，所以孔子被称为思想家，而老子被称为哲学家。对此，迄今中国人的看法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讲究“入世”，老子的道家思想讲究“出世”，从而认为孔子在满怀信心地倡导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是积极的，老子在无可奈何地引领人们退隐社会生活，是消极的。这种看法太表面了！只要我们注意到如今人们期盼“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时，我们自会明白孔子要入的以及老子要出的是什么样的世，孔子没有想到及老子想入的又是什么样的世。
同一时代所产生的这两种思想，其后来的结果却是：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老子的道家思想只是大多中国人彷徨失落时才有的自慰情绪。由此也形成了中国人首先是取儒入世，不成则还道出世的人生态度（或者遁入后期传入中国的佛家之门）。这是自然的，在那样一个人类刚摆脱蛮夷步入第一次文明的遥远时代，要人们进一步接受迄今才真正悟出价值的老子思想，似乎太早了。
不过，孔子儒家思想的起初命运也不是很好。其境遇如司马迁所言：“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这种情形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奴隶制度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孔子一生东奔西跑，是为了复兴已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所以遭到当时所谓新兴封建主的摈弃。其实是：孔子主要是在强调业已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他想以此去回应这混乱的政治局势。但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忙于争雄称霸，孔子对他们的政治军事斗争没有直接的帮助，所以孔子不被当时统治者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