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被中共吹嘘成人民的“大救星”，在公众面前，毛本人也一向以“人民领袖”自居，但随着越来越多内幕资料的公诸于世，人们发现，真实的毛泽东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救星”和“领袖”，而是一个毫无道德良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罕见的大奸。这一点，在当年“延安整风”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王明的诱逼、胁迫和迫害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延安整风”被中共描画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蓄意发动的一场意在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确立其在党内独裁地位的权力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主要对象，则是有共产国际和苏共为其撑腰的“留苏派”首领王明。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斗争虽然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但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是一个十足的无原则、无良心、无道德和无羞耻的政治流氓。就像王明评价的那样，“毛泽东是极端自私的野心家，无论过去和现在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一、诱逼
大奸都是巨骗。“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王明的诱逼将他的骗子面目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正如当年在延安的一些有正义感的中共干部评价的那样：“毛泽东是个大政治骗子。他在‘整风’过程中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场骗局。”
1941年10月，毛泽东私下和王明进行了一次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直言不讳的告诉王明他打算怎样歪曲真相，篡改事实，将王明的功劳居为己有，把自己塑造成中共党内一贯正确的代表，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他个人的历史。
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忆，1944年4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坐在他的床边，和蔼的说：“王明同志！你在整风正式开始以前早就生病了。因此我没有来得及同你谈谈有关整风运动的一些问题。今天我来，想谈谈心？
首先，为什么需要整风？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目地就是创造条件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我个人的历史。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地呢？必须创立毛泽东主义，那么，又怎能做到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
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列宁主义。早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初期，列宁和斯大林就帮助我们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制定了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处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联共（布）和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全面的援助。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
“可是，如果承认这些事实，那又怎么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怎么办？”毛泽东自问自答：“我决定进行整风运动，不承认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和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列宁主义不适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意见都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意见都是错误的，苏联没有援助过中国共产党，即使有时多少给点援助，那也是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我们不承认瞿秋白在反对陈独秀主义中的功劳；相反，我们宣布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不承认你在反对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功劳；相反，我们认为你的路线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我们不承认你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功劳，而宣布你提出了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同时我们会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始终遵循毛泽东主义。近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全部成就，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所犯的多次错误，都被毛泽东纠正了。
唉，整风运动进行这么久了，而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仍然遇到干部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继续说：“究竟怎么办？对此我想了很多，但是没有找到好办法。虽然这涉及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但现在事情也不那么复杂了。因为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人强迫我们一定要承认列宁、共产国际和苏联了。对于瞿秋白，一切都好办，因为他已经死了。‘八七会议’之后不久，他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为此批评了他，所以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没有被选为总书记。在1930年的三中全会上他又犯了错误——对立三路线搞调和主义。因此，他在党内的影响已经不大了。
对于你，是最难办的。你写了一本反对立三路线的书。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都通过了反对立三路线的决议。这一切，人们都记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问题，你写了很多文章、报告及其他文件。你在制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功劳，不仅在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中，甚至在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中，都有人知道。这一政策，我们党过去几年执行了，现在正在执行，并且要一直执行到抗日战争结束。因而一旦有人向干部说，王明没有反对过立路线，一旦有人向他们说，王明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关或王明坚持错误的政策，那么，干部是很难接受这一切的。
不过，如果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你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中，你就占了十五年；这样毛泽东主义又成了什么？又怎样能够把我们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你把你的功劳让给我。你同意吗？”
王明回答他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否定列宁主义、否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人，不可能是共产党员。我认为，每个共产党员，不论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贡献大还是小，都不应当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而应当认为这是党的、共产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劳。因此，当季米特洛夫、多列士及其他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我说‘你对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是对党，对全体中国人民、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功劳’的时候，我回答他们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是党、共产国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劳。”
“然而，既然你认为这是我的两大功劳，却又想让我把它们‘让’给你，那么请问：‘究竟怎样让法呢？’”
毛泽东回答说：“你对反对立路线斗争的领导不算数。让我们认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我领导的。我们就说，当时由我担任政治委员的闽赣苏区的红军，不支持立三路线。所以说，我领导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你看怎么样？”
“你以为这样解释能说服干部吗？”王明反问毛泽东。“你任政治委员时的闽赣苏区的红军攻打长沙，这时满城都是红军，结果使红军受到了损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到瑞金专门召开了闽赣苏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发言的人都公开的指出，第二次攻打长沙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这个问题，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你现在的解释，干部接受得了吗？”
“是的，是的，”毛泽东低声说。“但是别无他策。”
王明接着问毛泽东：“那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劳又怎样‘让’给你呢？”
“你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劳，我们同样不去管他。这项政策，就算是我制定的。今后我们就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于1935年12月27日，即我在瓦窑堡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统一战线报告的那一天。”
王明问：“你这样能使干部信服吗？我请你考虑以下事实：
第一，还在你做这个报告以前好几年，党就已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发表的所有这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文件，都是由我起草的。正如你刚才说过的，关于这一点，不仅党内，而且国外都知道。”
“第二，大家都知道，就在你做报告的前两天，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一决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实现与此相应的纲领。这个决议，虽然由于政治局不完全了解国内外的新形势而有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政治局还是正式通过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决议。大家知道，这个决议的基础是张浩和刘长胜向政治局委员所作的情况报告。他们两人是在我的请求下，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协助下派往瓦窑堡去的。他们所谈的内容有： 1.1935年6月，我因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草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与结束语；2.我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中涉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那一部份。
第三，自从你在瓦窑堡干部会议上做了报告，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了，可是报告的原文没有发表。谁知你那时报告了什么？
因此，干部怎样能够相信你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声明呢？”
“是的，确实是这样。但是除了如何迫使他们相信这一点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毛泽东坚持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今天才来谈谈心不过我还要考虑一下。也请你帮助我想个办法。”
二、胁迫
谎言与强权是一对孪生姐妹，巨骗常常同时是暴君和阴谋家。
在私下谈话中，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的告诉王明他打算怎样歪曲真相，篡改事实，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中共党内一贯正确的代表，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他个人的历史，并直言不讳的诱迫王明与自己合作，是因为当时的毛泽东已控制了中共的整个权力系统，包括延安的警卫部队，随时可以置王明于死地。也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对王明诱逼不成时，便直接以暴力相胁迫，逼迫对方就范。
早在前面所说的那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就曾用隐含威胁的语气告诫王明说：“今天不多谈了。你有病，谈话久了，会使你疲倦。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有关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向别人讲。”
1948 年12月18日在西柏坡住所，毛泽东同王明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据王明回忆，一开始，毛泽东被迫承认他反对列宁主义和提出“毛泽东主义”是不对的，并承认他发表由他捏造的关于王明的两次“机会主义错误”的论断是不对的。但在这之后，当王明用肯定的语气对他说：“毛主席，你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这是一个进步，我真诚的欢迎你的进步。”时，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难道在1944年4月那次‘谈心’时，我没向你讲清我的意思吗？！要知道，如果承认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如果承认你的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毛泽东主义，不可能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你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追求一个主要的目地：你至今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指导思想，你仍然还想恢复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这是办不到的！在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规定。难道你可以不承认这些？！至于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听了毛泽东突然变卦的这番话，王明又跟他争执起来。毛一再的解释，他也不否认，在反对列宁主义并把两次“机会主义路线”说成是王明的路线等问题上他是不对的；但是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他一定要把中共的历史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他只能从中选择一种办法；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所以他就选择了后一种办法。
这之后，1949年3月16日下午5时，毛泽东带来了博古、洛甫和杨尚昆（注：这三人当时都是毛泽东眼中的“留苏派”）的 “交代”材料，要求王明也写一份“骂三方人士的交代”材料，即要王明在“交代”应当骂自己、骂博古、洛甫、杨尚昆和其他人、骂俄国人。然后，毛泽东非常自鸣得意的向王明描述了他是怎样迫使博古等人作出“交代”的。
原来，“抢救运动”开始后，延安即笼罩在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恐怖气氛中。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恐怖气氛中，毛泽东派李富春、彭真、高岗和林彪去找博古，要求他按照毛定的基调——“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来进行“交代”。“骂俄国人，就是骂共产国际和苏联”。他们威胁博古说，如果他不同意，马上就会被逮捕枪毙，而后在报纸上被宣布是反革命分子。但博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写这种 “交代”材料，为此痛哭了一整夜。最后，在眼看着就要被捆绑起来带走时，博古才被迫就范了。对洛甫和杨尚昆，毛泽东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强迫他们写出了类似的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的“交代”材料。
毛泽东讲完这些后，叫喊着对王明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
三、下毒
“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泽东决非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说，实际当中他也是这么干的！对王明下毒就是他这么干出来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据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考证，德国入侵苏联不久的1941年秋，毛召开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要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引起过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谴责自已，唱他的颂歌。大多数人，如张闻天、博古，都乖乖照办。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只有一个人拒绝从命，他就是王明。
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过着小媳妇的日子。10月，他有幸看见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里面问了十五个严厉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以阻止日本与德国夹攻苏联？手上有了莫斯科对毛不满的证据，王明胆子壮了，抓住这个机会打算东山再起。政治局会议上，他拒绝表态说毛一贯正确，反而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在党的大会上辩论，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本来计划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态臣服后，召开已延迟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顺地当党的领袖。毛做事实上的中共领袖已近七年，但一直还没有正式头衔。王明这么一闹，毛的如意算盘便散了架。如果倔强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论战，辩论抗战政策，输的准是毛。毛不敢在这时开“七大”。
王明在1941年10月向毛挑战之后，突然病倒了，直到第二年三月准备出院时，他仍不屈服，在医院里还做诗说：“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说毛 “一切为个人，其它都不管。”“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甚至直点其名：“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这样一个敢于反抗的王明，出院后准会给毛带来无穷的麻烦。毛决心除掉他。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姓金的大夫。他最初跟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来延安，因为是妇产科和小儿科专家，共产党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后，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给王明下毒的事实，有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白纸黑字为证。这份会诊总结是中共捂得最严实的秘密之一。
会诊总结说：3月初，王明病好转，准备出院，但金要把他留在医院里， “金主任主张拔牙、割痔疮、割扁桃腺”，这后两个手术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大手术”，“是危险的”。由于别的医生反对而作罢。13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给他吃了一片药，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会诊总结说：“3月13服一片即头晕，3月14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3月15 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诊断就发现急性胆囊炎及肝炎，肝肿大”。
会诊医生始终没从金那里问出他给王明的是什么药。药“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会说是Strept。cide，一会又说是Sulfamilamid，一会说是三片的，一会又说是五片的。药是什么形状大小也都谈不清楚”。但会诊确定：“服此药后病人的中毒症状与某些其它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剂”。
王明滞留在医院后，金大夫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这样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为它会产生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会诊总结列举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现象”，说金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
王明自然开始怀疑金了，停止了吃药，否则他早死了。6月，金大夫不再给王明毒药，原因是延安来了新的苏联联络员孙平。孙曾在东北工作过，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领导认识。他的级别很高，是个将军，报告直达斯大林。跟他同来的还有苏军情报局大夫阿洛夫，外加一个电台报务员，直接给莫斯科发电报。
7月16日，孙平、阿洛夫向莫斯科报告，王明“治疗九个月后濒于死亡”。王明没有告诉他们他怀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没有证据，又身在毛的掌心里。
1943 年初，王明病情恶化。延安的医生们跟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议送他到国民党地区或者苏联去治病。毛拒绝放王明走。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1月8日向孙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长电，里面列举了毛“许多反苏反共的罪行”，最后“请求是否可能派飞机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届时我将向共产国际领导汇报毛泽东罪恶的详情。”
王明的尖锐的话被孙平去掉些锋芒后发往莫斯科，2月1日到了季米特洛夫手上。毛显然得知王明的这封告状电报，马上也给季米特洛夫发了封电报，反告王明。尽管如此，季米特洛夫答覆王明说：“我们将派飞机接你来莫斯科。”
2月12日，金大夫又一次给王明开致命的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他给王明开单宁酸灌肠，开的浓度高到“有严重危险” (据会诊总结)。王明既没有吃药也没有灌肠，将处方留了起来。
毛感到危机在即，采取紧急措施。3月20日，他秘密召开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会议，把自己正式任命为政治局兼书记处主席。决议给毛绝对权力，说中央的任何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王明被赶出书记处。
毛就这样第一次当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当得鬼鬼祟祟，没有向全党宣布，也对莫斯科保密。这件大事在毛一生中都是国家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3月22日，王明第一次告诉俄国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开的处方交给阿洛大大夫，孙平随即电报莫斯科。莫斯科马上回电说处方“导致慢性中毒”，“严重时死亡”。王明这时又把处方给延安的医疗负责人傅连暲看，这样有了会诊。
毛泽东的伎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不便阻止会诊，就利用它为自己服务：会诊期间，王明是不可以离开延安的。
毛也早预备下了替罪羊，就是金大夫。孙平记载道：3月28日，江青“突然来拜访我”，“她长篇大论地对我谈金大夫如何不可靠，说他也许是个特务”。
56年后，在北京城一幢干篇一律的水泥楼房里，当年延安会诊的15个医生中唯一活着的Y大夫接受了张戎夫妇的采访。这是1999年，大夫高龄87岁，但头脑仍然敏捷，动作毫无老态。他静静地端坐着等他们摆弄好录音机，然后庄重地开始他显然准备好的为历史留下记录的叙述。
会诊决定一作出，Y大夫就领到任务去观察王明的病情。他说：我在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住在他隔壁房间的书房，我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在显微镜下看，看金片如果有红的颜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说明尿里有汞。”“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 Y大夫把他的发现报告给上级。若干星期没有下文。
6月30日，会诊终于开始。7月20日结论作出：金大夫给王明吃了毒药。金本人也在结论上签了字。他在旁边打括号写道：“其中数点另外声明。”但他从未发表任何声明。一次开会时，当着一屋子医生，大夫亲眼看见金“跪在孟庆树(王明的夫人)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谅解他，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妇和医生们都知道，金身上常揣着国民党军队编的小辞典，叫《军医必携》，里面明明写着甘汞不能跟小苏打配用，而且金还在下面用红笔画了线。Y大夫质问他说：“你看你那里面都有写着，禁忌药，危害又大，你还划了杠子！”金哑口无言。
金不但没有受惩罚，反而被保护在枣园，跟特工人员吃、住在一起。他继续做毛跟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医生。江青的流产和结扎手术是他做的。中共掌权后，他当上了北京医院院长，负责给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看病。毛的大儿媳妇患阑尾炎送进北京医院，做手术要家人签字，岸英不在场，是金代签的。这一切都说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个人的决定，或医术问题。
5年后的1948年，毛准备访问苏联，那时他与斯大林矛盾又起，怕王明趁他不在时作乱，于是又一次对王明下手。王明因便秘需要灌肠，一名医生就给他开了给尿缸子消毒的、会烧坏肠子的“来舒 (Lys01)]。王明痛得大叫，给他灌肠的妻子立刻停止，他才侥幸活了下来。当时的结论说这是“医疗事故·”，可是这样的事故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共其它领导人身上，更不用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那个开“来舒”处方的大夫以后一直是毛的主要医生之一，官至卫生部副部长。
四、人生观
毛泽东对王明的诱逼、胁迫和迫害并非特例，而是他在党内权力斗争的惯用手段。而他之所以会使出如此卑鄙、阴险和残忍的手段，乃是由他的人生观决定的。别看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总是冠冕堂皇的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背地里他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个人至上，“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确立了这种人生观。
24岁时，毛泽东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的中译本上曾作了大量批注。他在这些批注里直言不讳的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可见，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逐行也，向谁负责任？”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看来，“良心”只是为毛的“ 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之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 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没有改变过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中提到的一件毛泽东的逸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情是这样：1975年8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寓所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某员外小姐失足跌进后花园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气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搭救，就将小姐许配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征，商量好合作，一个下井，另一个在上面接应；救上来后，由小姐选择一个结婚。下井的青年把气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内，井上的青年拉绳，把小姐救上来了。井上的青年当即用一块大石头把井口盖上，抱着小姐去见员外，声称小姐是自己一个人救上来的，于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谁知小姐上来时把一双绣鞋落在井里了，一日做梦，梦见天上飘落下她那双失落的绣鞋。以后井下那位青年果然死里逃生，以拾到的绣鞋作为搭救小姐的证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个邪恶的青年则被赶走了。
陪同毛泽东看这部电影的有张玉凰、孟庆云等。毛看完后问她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
几个女青年异口同声的说，那个陷害别人、欺骗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坏了。然而毛泽东的看法却是惊世骇俗的，他觉得井上那个青年更好些。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蠢了，还是井下的青年聪明噢。”
张玉凰反对说，他太奸滑，不老实。毛争辩说，“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
孟庆云说，“那他也不应该为了的自己利益去害别人呀！”
毛坚持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
叙述完这件逸事后，王若水感慨说：“那些虔诚学习过‘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毛泽东曾谆谆教导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老实人，可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原来是这样！”
毛泽东之所以会由衷的赞赏电影中那个陷害别人、欺骗小姐的井上青年，正因为他就是毛泽东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试想，这样的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奸猾之人，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呢？！
进而言之，作为统治中共历史最长的党魁，毛泽东的这种大奸人品则再鲜明不过的体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性。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人民的“救星”和“领袖”？！这样的党，怎么可能是“代表的人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