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人的心目中，金钱财富是人生目标，名利地位是毕生追求，可是在信仰至上的古代，更多的人选择的是放弃名缰利锁，解脱尘世烦恼，释迦牟尼是太子，放弃国位，修成如来，达摩也是王子，漂洋过海，成为禅宗之祖，还有一位僧人，求那跋摩，也是抛弃王位，得成正果。
《高僧传》卷三记载了求那跋摩的事迹，说他十四岁时见解即已超凡，而且崇德务善，懂的仁爱。十八岁时，有一相面的人对他说：“君年至三十当临大国。如果不喜世间荣华富贵，当获得圣果。”跋摩二十岁时，出家受戒。他刻苦修炼，诵经百余万言，洞晓禅机，时人称他为“三藏法师”。跋摩三十岁时，罽宾王去世，死后无嗣。众人商议说：“跋摩是帝王的后代，又才明德重，可以让他还俗继承王位。”数百群臣再三请求，跋摩都加以拒绝。为了躲避是非，他辞别师父，来到山林中隐居。在山林中修行若干年后，跋摩前往狮子国、阇婆国弘扬佛法，阇婆国国王及王母带头受戒，使一国人都信奉佛法，给国家带来了和平和繁荣。跋摩在国内教化完毕后，来到中国，在南朝宋文帝的邀请下来到京城，南宋文帝亲自接见并询问佛法。跋摩告诉他说：“信奉佛法在于内心不在于外表，在于自己如何实行不在于他人如何教导。帝王与平民百姓修行的方式与要求本来就不一样。凡属平民庶人，由于身份卑贱名声微小，影响范围也就有限，他们的教化只限于自己一家之内，他们的言论又不被仆婢与妻妾采纳；这样一来，他们如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行善事而守戒规，信奉佛教的心愿还有什么方式来实现呢？帝王则以四海为家，以万民为子，每说一句有利于众生的话，天下百姓都感到高兴，每颁行一项有益于社会的政令，就会得到众人与神灵的拥护。刑罚清明了就能使百姓不会无辜丧生，徭役减轻了就能使百姓不会劳累无度。这样就能分辨钟律，端正时令；钟律分清了就能风调雨顺，号令适时就能寒暑有节。如能做到这样，就是最大的遵守戒律了，不被杀害的生命也已经相当多了。那能在乎少吃一两顿斋饭与能否保全一只禽鸟的生命呢，这是普济众生之举呀！”文帝深以为然。
求那跋摩是了悟真理的高僧，给宋文帝讲的是帝王如何能够修行提高的佛理，也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身居高位者的言行决定着百姓的苦和甜，喜与忧，“说有利于众生的话，颁行有益于社会的政令，刑罚清明，徭役减轻”，就能够国泰民安，是在行大善于众生，而“奴役百姓，欺骗民众，刑罚苛刻，赋税沉重”的当权执政，就是在违背天意，那么国家必然就会动乱不止，百姓困苦，这是在行大恶害众生。
多年来，中共一直在用今日的经济繁荣来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佐证，可是看看中共的历史，政治运动斗争从未断过，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残酷迫害法轮功，武力镇压西藏，中共在人民心中撒播的恐惧更让人感觉中共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大魔，据《九评共产党》之七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镇反”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三反五反”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在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七百七十三万人。“六四屠杀”，坦克追着学生压成肉酱，“迫害法轮功”近年更传出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惊天惨案，宇宙震怒。历史证明，无论中共给人民描绘的前程再好，也都是虚幻，无论它答应人民什么，都是谎言，无论它如何改变，都改不了自私邪恶的本质。所以民间才流传，“中共推倒了三座大山，又建立三座大山，住房改革，把父母掏空；教育改革，把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把二老送终；”中共的跛足改革给人民带来的更多是灾难，而不是幸福，这样行恶的政党，必将受到神的惩罚和天意的审判，而那些执意跟随其党的人，也要随着中共作恶带来的后果承受其天惩。如今，近七千万退出中共邪党的义士证明，只有退出中共才会有好的出路，只有脱离恶党，才是在行善积德，才是利益众生的大好事。
所有有良心，有正气的人都应该为这份善意加上自己的签名和善心，为世界的美好未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