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新闻管制正在发生一些不同以往的实质性变化。
在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宣传部门得到了大量的金钱投入，不再是以往那种“清水衙门”，宣传领域“上项目”、“搞建设”的规模，一点也不比其他领域小。与此同时，宣传部门对媒体的管制和对舆论的操控，越来越呈现出“职业化”和“技术化”的特点。如吴国光博士所言，就是越来越“精细化”。
“党管舆论”的“精细化”
二○○三年SARS流行期间，大陆媒体似乎有了一个大于以往的报道空间。然而，六月底，SARS风声犹在，胡锦涛就告诫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李长春： “你不能等舆论失控了再去管！”同时着重重复了他的前任李瑞环在中央党校“反和平演变”学习班上，总结六四经验教训时的讲话：“舆论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至此，前一句话成了李的“尚方宝剑”，后一句话就是如何挥剑的行动指南。
有了这两句话垫底，李长春在规范、整肃媒体上没有掣肘，毫无顾忌，挥剑威慑不敛杀气，持剑砍杀不遗余力，尽弃以往“惩毖”“救人”一说。当然，“职业化”、“技术化”的特点，不是大砍大杀，而是需要威慑时，猛砍一通，大多情况下则是通过私底下捅刀子来达到目的。在操控媒体上，除了强调“党管舆论”以外，还提出了“用新闻规律管新闻（界）”。
在○八年“三五”事件中，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经过精心剪切的五十几秒的“打砸抢烧”片断，不想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事后，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李东生兴奋地说：“五十秒的电视胜过了十万大军！”稍后，宣传部门一反以往不敢播画面的做法，迅速剪辑播出了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时的画面，在各个媒体上反复渲染，制造了一浪高过一浪、波及世界的“爱国热潮”。奥运火炬传递的铺张、愚蠢和颟顸，都被淹没在一片爱国的歇斯底里中了。
及至汶川地震，中宣部在“只准三家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到现场”的命令失效后，及时地调整了策略，“因势利导”，迅速掌控了局面。震后，中宣部把一百多家都市报的一把手召至北京，总结“抗震救灾”的宣传经验，李东生亲历一个星期始终，扬言李长春“极其重视这次会议，每天都看会议简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宣部总结出了“《都市报》分布广、读者多，影响力大”的特点，因此“要管《都市报》”。此外，还提出了“要在第一时间发消息，要和西方媒体抢新闻，要争取‘第一印象’，不跟在西方媒体后面‘更正新闻’”、“用新闻规律管新闻（界）”等说法。
中国宣传部门和世界潮流掰腕子
从SARS事件起，胡锦涛就一再督促宣传部门要掌控住互联网。最近两年，胡锦涛在互联网管控问题上的言论越来越紧迫，越来越严厉。○九年，在湖北石首事件中小试部分地区断网的效果后，接下来在新疆全面采取断网措施。直至年底的全国规模的取缔网站行动，职能部门正在全面落实胡锦涛关于互联网的系列指示。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也由原国务院新闻办主管网络的副主任接替。除了围剿自办视频网站外，中央电视台的网络电视也借机强力推出。此外，新华社的中国电视台也正式获得批准，人员、设备正陆续到位，做开播前的最后准备。在钜资支撑下，新华社要打造成“世界级通讯社”，其下的财讯中心要与路透（REUTER）、蓬博（BLOOMBERG）一较高低，等等，不一而足。宣传部门摆出了架势，要“打赢开放条件下的媒体战”。
二○○九年，与西方媒介的不景气相反，中国大陆在宣传上的投入达到了空前高的规模。环球时报创办了英文版，高薪招聘了三分之一的外籍编辑。《中国日报》创办了北美版，在媒体市场萧条的北美逆风面世。二○一○年，宣传部门更打算在演出、娱乐市场做文章，更加全面地掌控人们的精神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毛时代没有做到的事，胡锦涛时代做到了。
问题在于，在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纵横世界的情况下，中国宣传部门和世界潮流掰腕子的比赛，能最终胜出吗？也许，待不了很久，答案就会得出。
(本文有少许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