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敏感期麻烦今年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六四期间，自5月30日至6月7日，燕北园派出所警员和小区保安联合24小时在楼门口值班。值班地点张伞，摆桌椅，饮茶抽烟，一如正式上班。在此期间，我差不多每天下楼一次。楼西头墙根有几平米空地，我在那里种了辣椒、南瓜、丝瓜和向日葵。每次下楼我都提水一桶，浇一浇我种的这些植物。值班人员会走过来跟我闲聊，以确保在他们视线之内。这几天我哪里也不去，不去买菜，不去会朋友，下楼也仅限于到我的"菜地"，从不走出更远。不是不可以，可以，但须告知值班人员，征其同意。若去与朋友聚会，他们还要向上级打报告，等待批准。我嫌麻烦，不想"求人"，于是就克己。
第二次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们的"国庆"。第三次是奥巴马访问华期间。12月12日，L约见我，说据可靠消息，奥巴马来访，已把我列入某个采访名单，希望在此期间不接受采访，不出门，出门请告知，也不要与守望教会联络。当时守望教会正被逼迫，大雪天在海淀公园门口守主如崇拜。我回答说，放心吧，没问题，这些小红线不值当我踩。我心里说，如果是奥巴马总统约见我，我无论是要踩红线的。要惹就惹大麻烦，小麻烦不值得我惹。16日，奥巴马到北京，小区保安上岗。不再设值班地点，而是在楼门口走走站站。18 日下午三点，L电话告知，奥巴马已离开北京，我可以自由行动了，谢谢配合。
写道这里，手机响了，此时是12月22日早上八点四十。写曹操曹操到，是L，说请到居委会一下。明天刘晓波案开庭，上面有布置，自下午1点至25日不要外出，如外出，请知会，有"专车侍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刚说完今年共有三次这样的麻烦，想不到临年末了又增加一次。
2009年只剩最后一周时间了，还会发生什么呢？无论发生什么，记下历史长河中的这荒诞的点滴，为未来中国留做纪念。
今年我写的文章不多，共写了约五万字，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花在翻译上了。翻译总字数约26万字，其中约10万字是为一个国际基督教哲学学术会议翻译的十余篇会议论文，其余约16万字是翻译的一部西方简明伦理学史。这两个"活儿"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会期限制和出版时间限制，因而整个翻译期间都紧张。翻译可能不比自己写作累心，但比后者累眼。完成这俩"活儿"之后，我的视力有明显下降。
翻译的活儿是去年年底接下来的。当时写作力衰退，每月几乎没有收入，引起家庭恐慌。恰在这时，有朋友帮助联系了这两个翻译的活儿，缓解了家庭恐慌。感谢上帝！读硕士研究生时期我曾翻译过一些单篇文章，像此次这种 "大规模的"翻译则尚属首次。完成这两件译事之后，我对于阅读严肃的英语出版物的兴趣和信心都大大增加了，值得感恩。
在这一年，翻译、写作的同时，我还在继续向北大校领导讨说法，要求恢复我的工资工作。去年年底，北大新校长就任后，我两次写信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旧案。 1月14日，北大人事部的D姓副部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写给校长的信和校长的处理意见又退回校领导了。我问退给那位校领导了，答曰吴（志攀）书记。2月 19日，我又电话问询吴有何指示，D答曰：恢复工作这条路在北大没有先例可援，吴书记说可以重新申请北大的职位，像一位新的申请人那样，向学院申请，由校领导批准。戴并且说，他这是代表校领导正式回答我的复职复薪要求。
此前曾有其他校领导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不同意。我不是新人，我是北大的老人儿！但是此次我愿试着走一遭，理由就不细说了。3月20日那天，我到北大新闻学院见X院长。她告诉我，吴书记来电话要她不要管这事，因而她做不了什么。吴在做两面派，前脸指出一条路，后脸又让人把这条路堵死。怎么可以这么做人！一气之下，我回家就写了《给北大独裁者吴志攀的公开信》。吴志攀长北大实权十来年，如今在北大一提吴，人人都是"嘁，就他？哈哈哈。"做官做到这份上实在太可悲，我就是讨饭、吃屎都不会做这样的北大校领导。
2005 年春天是吴亲手操刀处理我的case。在我离开北京赴美访学的当天，他就派人把"自动离职通知书"送到我家，并且命人查阅我的档案，看是谁推荐我进北大当老师的，要大搞株连。真可笑啊！2005年秋我访学期满回国之后至今，一直没有放弃向北大要求恢复工薪。不久前在给在日本东京机场抗争的冯正虎先生的信中，我表述了我之所以这样做的逻辑："他可以遵循他的逻辑制裁我，我一定要按我的逻辑不依不饶。这样做，最起码，可以阻止他以同样的手段再加害其他人。上海官方不会再以类似的招数制造第二个冯正虎，北大的反动势力不会再以类似的套路制造第二个焦国标。每个（遭受不公义的）中国人都像厉鬼一样难缠，都像秋菊一样要说法，中国更就适合人类居住了。"此外，我还想为历史留下一个行为文本，让后人从我的这个亲历文本中得悉这个时代曾发生在北大诸位校领导群体里的猥琐、卑鄙或高尚。你既在今天过足官瘾，就得准备着为明天付出历史代价。
2009-12-22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