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方面。现在中共在国内扩大内需，并不是为了挽救它的经济，而是为了防止它的统治机构涣散瓦解，说得再彻底和直白些，就是要收罗社会的最后一点财力，做统治上的最后挣扎，因此，民众方面应抵制中共的扩大内需宣传，少买一些东西，以节约自己的开支。
我们不应忘记，中共为了养活它的官僚机构，是如何利用高税收的重负把农村经济搞垮的，以及如何农民搞得家破人亡的；为了减轻它的本来就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负担"，是如何让几千万工人下岗的。当工人和农民为了自己的最起码的活命要求，向中共请愿时，又是如何遭到中共的傲慢不理和残暴镇压的，以及最后，为了上面的同样的原因，又是如何把股民搞得财尽人亡的。不仅如此，中共在这几年里，没给工人涨一分钱工资，也没给农民增加一份可以维持得住自己生老病死这些基本生计的福利，且如今，为了自己的危机，凭啥一个"不差钱"就要咱为它掏自己的最后活命钱去扩大"内需"。
另一方面，中共发展经济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小撮高层官员的太子党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在将来自己家人退出权力核心后能到国外去享受富足的生活，因此，在经济政策上，就必然只图眼前利益，只要能来钱快的行业，中共就大干快上，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不仅出卖矿产、资源、土地、国家重要经济产业，甚至不惜废弛武备，把钱都投入到短期就可以挣到大量的钱的行业中去，更有甚者，甚至不惜出卖主权，在劳资纠纷中动用政府的权力压制雇员、故意偏袒外资，给予或恢复外资人员在帝国主义统治清朝时期的治外法权，甚至割让国土、海洋的方式，以换取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条件，然后，使用手中的特权，甚至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抢劫，将这些挣来的钱大部掠为己有，而根本不为民众着想，甚至连起码的民众死活也不顾，中共太子党们所拥有的亿万家私就无可辩驳地出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做法，不仅损害民众利益，也危及民族的根本生存条件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就更不能对这种政权给予存在上的任何支持。
企业家阶层。企业家应和民运组织建立联系，把资金投向民运组织，用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比用自己的钱向中共买特权和方便要好得多，也是一条真正的出路所在。
国内经济。最近中国股市又上涨了，这被某些人认为是个好兆头，中共官方的媒体和一些经济学家也为此大加宣传和吹嘘，似乎经济上不景气的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又要来了，实际上，这种股市的上扬是为那些持有银行原始股到期的权贵和外国资本套现做准备的接盘购入，而权贵的原始股又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所以是权贵们为自己谋取私利和内外官商勾结而进行的黑箱操作，人为地操纵股市价格的上扬就是他们的利益所需，另一方面，它对中共也不是个好兆头，随着中共股市价格的提升，它的剩余的经济力量也即将随着股市的最终下挫、随着这种人为吹起来的泡沫的最后不可避免的破灭而被彻底耗尽，这是因为，救市的钱没有投在产业上，而是进入了股市，而没有产业支撑的股市的任何上扬都是靠不住的，迟早会跌下来，所以也注定这种股市的高涨是不会长久的。而这次，投向股市的钱又大多是各级政府部门拆借的银行的信贷资金，散户的钱已经很少，一旦股市下挫，则信贷资金就可能无法偿还，从而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和大量银行用户的存款蒸发"消失 "，从而导致危及经济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最终引起社会矛盾的爆发性突破，导致社会的总危机。
胡温当局。最近，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人疯狂地歇斯底里叫嚷什么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县"，"要消灭在萌芽状态"，并把500公安局长叫到北京培训，策划对基层县乡严密布控，以便随时准备动用武力镇压稍有反抗的民众。如果说，先前的2000名县委书记进京培训是一种主要是预谋采用"软"的欺骗手段对付民众的话，因而是一种"文"的手段，那么这里的公安局长的培训则是准备赤裸裸的动用武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了，这是中共准备直接动用武力镇压民众的开始。
在中共官员的这些讲话中，无不充满、浸透着暗示地方官员一旦遇到民众坚决反抗，可以采取残忍的使用暴力镇压手段解决问题的观点，中共采取的这些对策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今年二月份，中共国内的一些学者就开始对金融危机对社会底层民众和"劳资"关系（实际应是中共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作了研究，并对可能造成的前景作了估计和预测。
按他们的分析，由于民众尚在观察进一步的演变形势和中共政府以前一个时期所作的一些的"安置"工作，这种危机将被推迟在今年的五六月份发生大规模的爆发，根据这种观点的预测，他们呼吁中共政府，大叫大嚷地要对可能发生的事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就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中共当局遭到了从各地云集北京的众多访民的以"民不畏死"精神的大无畏的英雄胆略的强烈抗议和反抗，发生了服毒自杀、自焚和打砸截访人员及车辆的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国内局势，也惊动了整个世界，中共高层深感震惊和恐惧，因此，也就急急忙忙制订了这样一个防范政策和政略。
由此看来，中共上下在遇到共同困难时也是互相推诿，中共高层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用底层官员作为肉体盾牌，挡住民众向自己的进攻，把危险和麻烦甚至灾难留给底层的官员去承担，实际上，由于大量的中共底层官员的长期的对普通民众的大肆施虐，并且也由于他们本身的具体的个人私利，想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把矛盾完全或大部化解在底层是不可能的，也阻挡不住民众的突破中共各种限制的反抗。
另一方面，矛盾也不只局限在中小县城和农村，在中等以上的大的城市也是普遍存在的，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这些地方的冲突将会更加普遍，而且一旦爆发起来后果更有威力，像去年的遍及中国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出租车汽司机罢工事件，一旦爆发起来中共就毫无招架之力，咋眼之间就可以让他们只有完全趴下叫服的份儿，其效果不亚于翁安事件。
另一方面，从中共统治内部的总体的也是一般的关系上说，虽然中共的上下级官员在利用特权掠夺民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一些区别，中共的最高官员以及太子党，不仅可以随意地盗窃国库和掠夺民众的钱财，而其本身也不用为此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享有完全的法律豁免权的特殊阶层，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所没有的特权阶层，具体地来说，即使这些人现在还是间谍、是杀人犯，中共高层自己也照例不会为此进行任何追究和治罪，而照例全部纳入包庇保护之列，行包庇保护之责，而下层官员则不然，他们虽然也利用手中的特权贪污受贿和掠夺民财，但是一旦败露，就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到那时，就可能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可谓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实际上，他们的存在，不过是作为为已处于危亡之中的和早已处于危亡之中的中共的上层太子党集团免遭社会追究、清算和继续贪腐而维持自己对社会控制的活的肉体工具而已。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不过是上层官僚太子党集团的奴才和为他们火中取栗而已，中共给他们的所谓的特权，只不过都是暂时的，而且也毫无生命和前途保障，一旦劣迹败露，或在党处于危机时需要为自己名誉装潢一下，增加点表面上的廉洁形象，或对民众镇压不利，就随时可能丢官罢职或被拉出来祭刀，因此，奉劝这些人再不可为中共效力，不可再干那些为少数人所利用的事，保住中共的统治即救不了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仍将被中共高层所随意虐杀的命运。
而面对中共的可能镇压，民众也应早做准备，为此，采取的对策是提高自己的武力打击层面，必须将胡温等高层官员置于自己的直接的武力打击之下，并将其和过渡政府号召的发动下层军警倒戈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效果发挥到最大限度，只有大大增加胡温等人的维持专制的个人风险，让他们感到全国不仅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而且有数不清的枪口对着自己，才能迫使他们老实下来，并有所顾忌，不敢随意放手镇压民众。
另一方面，也要坚决拒绝中共的扩大内需的宣传引诱，不给垂死的中共输血补气，并尽力使中共的统治机器分裂，创造条件使下层武警、军队官兵起义，现在少买一点东西，正是为了保证自己一家人的将来平安，如若不然，将来生活不下去，一旦请愿过程有了一点纷扰，垂死的中共就很可能用机关枪来永久性地一次"解决"请愿民众的吃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