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酒税收曾经是一些地方财政税收的大户头。以高税率来限制烟酒消费，仍然不得遏制，可见酒文化、烟文化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公款吃喝有多少花费在高档酒方面，没有见到统计，但陪官员喝酒把陪酒女士醉死的新闻却见到过几个。国宴官席少不了酒是没错的。笔者陪着吃了一餐公款酒席，4000多元，烟、酒、鱼翅、饭菜各1000 元，酒约略1/4。以此计，每年1000亿公款酒的花费是有的啦。
以上是多余的话，本文在最近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一个大跃进期间茅台酒的旧闻新报，感觉到大饥荒年代居然为了毛泽东一句不经意的话，却百般努力地从饥民口中夺粮大搞茅台酒跃进。其中寓言非常之深远。事实上别人的，评论性与情绪性话语是咱的，可别让我掠人之美，又陷人受过呀。
茅台酒有其得天独厚的地利：无法复制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酿制工艺，决定了茅台酒的独一无二的味道，也决定了其产量受到一定的限制。1957年，茅台酒年产283吨，1958年跃进到820吨，1960年跳跃到912吨，茅台酒也放了"卫星"。
茅台卫星源于毛泽东无意中的一句话。当贵州省省委书记周林1958年陪毛泽东参观成都杜甫草堂时，毛对周说："你搞他一万吨。要保证质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奉了"圣旨"的周林回到贵州积极落实。时任县委书记的庞耀增亲自抓茅台酒厂。"万吨茅台香"，斗大字的标语上了茅台酒厂河对岸。
当年建工厂的卫星回想起来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矣。甘肃静宁县谎报15天内建了1万家工厂，而这县总人口不过是 25.7万人。云南是每分钟办一个工厂，有的工厂的经费仅仅有人民币2元。不过茅台酒可不敢忽悠了，茅台酒工人由几十人增加到七百多人，酿酒原料粮食也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调来。
1960年，正是饥荒已经夺走许多人命的时节，2月20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密电安顺、毕节、铜仁、黔东南、贵阳市分别调运高粱给茅台酒厂5万斤、25万斤、16万斤、5万斤、5万斤，共56万斤。
据仁怀县志记载，1959年贵州省全省调拨茅台酒厂的粮食有：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有年以400万斤大豆与四川交换了400万斤高粱，交给茅台酒厂酿酒。
上述三笔粮食共523万斤，就以500万斤计罢。
笔者设想：假设饥饿者每人补充125斤粮食就可以不饿死的话，那么，500万斤粮食可以保证少饿死4万人；以补充250斤活命1 人的话，则可以多活2万人。
贵州省在以酒与农民争口粮的同时，也在谎报产量并导致高征购：1958年报产180亿斤，实际104亿斤，征购粮高达33亿斤。1959年贵州省产粮仅84亿斤，却被征购40亿斤。1960年贵州省粮食产量下降到63亿斤，征购却高达32亿斤。贵州省大跃进年间饿死多少人？
以相当于至少多饿死2万人～4万人的代价，茅台酒厂多生产了1000多吨酒(产量上去了，质量可下降了哟；供高官与洋人哟)。谁知杯中酒，滴滴皆鲜血!谁知杯中酒，滴滴融白骨!
哪是啥子茅台酒哟，明明是毛氏酒嘛。
这是不是专制制度的恶果？是不是独裁制度造的孽？
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