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的一场反右运动，后来官方承认有55万人给划为右派分子遭清算，打入另册，过着非人生活，「生命都了断在删节号上」。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宣布要为数十万右派分子平反，亦即俗称「摘帽子」，恢复名_，安排工作。有一消息指出，当年给打成右派分子的数量，实际上超过300万人。而章诒和之父并不在「摘帽子」之列。
何良懋今次要为听众介绍章诒和新作，并不是要为这场反右的政治风暴「细说从头」。从书中章诒和娓娓道来的叙述架构中，对于当时这位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建国初期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所受的政治压迫，有着隔代之痛。五十年之后，章诒和感到，今天的年轻人都已经不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为何许人，更不懂「章罗联盟」这个反右运动中的关键字了。所以，何良懋也希望藉着评介这本书，让听众都对中共领导层当年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有所了解。
章诒和写到泪祭罗隆基时，说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公开背信弃义，民主党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国从此进入一个背叛与变节的时代」。她更深深感受到一个政治劣势社群的堪怜处境，觉得「须用文字记下这些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驱逐出政治舞台、流放于人间之外的人与事。他们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灭，尽管都是败将残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胜利者更为经久，也更为后人景仰。」（页160）说得多好。这里面，就带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沧凉和悲情，道尽政治交易不道德一面。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参与国共政治对话时，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的立埸偏向中共，可是，中共得势之后，始终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在国共斗争时期，民主人士是中共统战对象，需要他们并且善予利用以攻击政敌；当政权到手之后，民主党派以及中共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可供利用价值所剩无几。到了1957年，当毛泽东发觉民主党派阵营当中，依然有人希望要与中共分享权力，就砍下政治大刀，把民主人士都整批打入冷宫，从此不见天日，背负反动右派的「刺青」，终日不得不乞灵于民众歧视目光中，人格无存。
回顾这一段不堪岁月，章伯钧和他的战友们，也许过份犬儒，政治斗争经验不老练，当然最重要是想不到毛泽东会如此残酷无情，可以从1957年年初的和风细雨式讲话，一下子变脸为专擅的超级暴君行为。章伯钧讲过甚么说话呢？他在1956年曾提出，中国需要新人文主义，希望在新中国搞一套「文艺复兴」，但是「如果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没有甚么可搞的」。这就挑中毛泽东死穴，因为自由人不容易管治，不肯服从共产党指挥，那反倒随时使到共产党「没有甚么可搞」了。
其实，要害在于民主党派当年自诩为正确的「八字真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4月22日在北京农工委座谈会上，章伯钧说：中国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共产党能搞好吗？比如中共像个理发店，它开在王府井，北京几百万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发，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么多人。民主党派也就要在鼓楼、西单开起理发店来；不过，王府井理发店比起鼓楼、西单的理发店好一点就是，共同就都是为人民服务呀！章伯钧跟着加上的一句更令中共吃不消：「我们（民主党派）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教育共产党的。」睡轩之侧，又岂容卧虎啊？
一言以蔽之，都是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惹的祸，偏偏这些是中共当年不允许争取的，因为要一党专政。章伯钧等人触着了政治地雷犹不自知，而这一政治懵懂的代价，终化为一顶戴在头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帽子。
何良懋今次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附录：《云山几盘，江流几湾》
如果你喜欢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你肯定也会喜欢她这本《云山几盘，江流几湾》。这是章诒和'缅怀父辈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诉说内心最深沉的痛'的一本书。
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民主同盟会的领导人，一直相信自由民主人权。他们相信毛泽东的'百花开放，百家争鸣'，所以批评共产党，结果被打成了大右派。章诒和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别打成右派，也坐了十年牢。但章诒和一直都对她的父亲不弃不离。章诒和的一句：'爸爸，我和你在一起。'深深的父女情尽在不言中。
如果不是因为章诒和的书，我不会知道有罗隆基这一位一生都在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而努力的先行者。他的罪是："罗隆基如果有罪，那就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逼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炎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陆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
我们常说历史不应该只是由当权者书写，章诒和的书，正好是中国近代史/反右史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