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3-15 22:02:52作者：
自实行土地出让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中国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以“吃”地为生，一年将全国土地卖掉了九千亿，导致数十年收益一朝耗尽。有学者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指出，这种延续十多年的“卖地财政”导致房价高涨，耕地流失，损害农民利益，也导致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大肆挥霍，甚至土地违法、腐败等现象滋长。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土地是政府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依靠土地产生的收入，被称为“土地财政”。但近年来，卖地求财愈演愈烈，地方财政变成了“卖地财政”。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卖地财政”几乎占据了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也因此带来耕地流失、“经营城市”等诸多弊病。在今年“两会”期间，有不少代表委员质疑“卖地财政”。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政府先将农业用地低价强制征收到政府手中，城镇原有国有土地的再出让，也在政府土地部门手中，大部份土地再向用地商招拍挂或者以其他形式出让50到70年不等的使用权。卖地财政是我国目前所有建设用地强制征用和国家高度垄断土地制度形成的。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刘正山表示，“卖地财政”是比较形象的说法，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税费。“卖地财政”是政府职能错位的必然结果。据他调查和测算，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60%以上，个别市县达90%左右。
刘正山说，从全国情况看，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非常高。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9130亿元以上，而全国的财政收入为3.2万亿元，从而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8.53%。
周天勇认为，出让土地收入实际是将未来50到70年的土地收益在一年中收上来。目前的卖地财政，实际是今天政府一年花掉应当是未来政府几十年的收入，透支未来子孙的几十年的财政资源，在今天吃干榨尽。哪一届卖地多，哪一届领导的财政日子就好过；而哪一届卖地少，或者无地可卖了，就会陷入财政困难。
他指出，卖地财政推高了地价和房价，侵蚀了农民和城镇购房居民的利益。自实行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大约在15万亿人民币左右，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农民的土地财富，转变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公园广场、企业厂房、铁路公路、水库电站等等，但是，许多农村的农民却因征地而致贫，形成4000万失地、失保和失业农民。房价上涨中，除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外，其中相当比例是政府高价出让土地向购房居民转嫁的部份。
刘正山说，对于大部份地区而言，卖地收入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的监管范围之内，有些土地出让收益的征收部门与使用部门同属一处，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大肆挥霍，甚至土地违法、腐败等现象滋长。同时，直接、间接地加速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扬，严重透支了居民的未来消费能力。
他认为，“经营城市”是地方政府控制公有经济资源较多而又缺乏权力约束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其实是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错乱的一个典型表现。一部份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过程中，做的其实是拆房子、倒地皮的活动，通过“饥饿供地”以拉动房价，从而大牟其利。
最后，两位学者对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提出打破土地制度二元结构，实行城乡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土地是政府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依靠土地产生的收入，被称为“土地财政”。但近年来，卖地求财愈演愈烈，地方财政变成了“卖地财政”。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卖地财政”几乎占据了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也因此带来耕地流失、“经营城市”等诸多弊病。在今年“两会”期间，有不少代表委员质疑“卖地财政”。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政府先将农业用地低价强制征收到政府手中，城镇原有国有土地的再出让，也在政府土地部门手中，大部份土地再向用地商招拍挂或者以其他形式出让50到70年不等的使用权。卖地财政是我国目前所有建设用地强制征用和国家高度垄断土地制度形成的。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刘正山表示，“卖地财政”是比较形象的说法，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税费。“卖地财政”是政府职能错位的必然结果。据他调查和测算，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60%以上，个别市县达90%左右。
刘正山说，从全国情况看，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非常高。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9130亿元以上，而全国的财政收入为3.2万亿元，从而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8.53%。
周天勇认为，出让土地收入实际是将未来50到70年的土地收益在一年中收上来。目前的卖地财政，实际是今天政府一年花掉应当是未来政府几十年的收入，透支未来子孙的几十年的财政资源，在今天吃干榨尽。哪一届卖地多，哪一届领导的财政日子就好过；而哪一届卖地少，或者无地可卖了，就会陷入财政困难。
他指出，卖地财政推高了地价和房价，侵蚀了农民和城镇购房居民的利益。自实行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大约在15万亿人民币左右，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农民的土地财富，转变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公园广场、企业厂房、铁路公路、水库电站等等，但是，许多农村的农民却因征地而致贫，形成4000万失地、失保和失业农民。房价上涨中，除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外，其中相当比例是政府高价出让土地向购房居民转嫁的部份。
刘正山说，对于大部份地区而言，卖地收入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的监管范围之内，有些土地出让收益的征收部门与使用部门同属一处，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大肆挥霍，甚至土地违法、腐败等现象滋长。同时，直接、间接地加速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扬，严重透支了居民的未来消费能力。
他认为，“经营城市”是地方政府控制公有经济资源较多而又缺乏权力约束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其实是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错乱的一个典型表现。一部份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过程中，做的其实是拆房子、倒地皮的活动，通过“饥饿供地”以拉动房价，从而大牟其利。
最后，两位学者对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提出打破土地制度二元结构，实行城乡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