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1-01 18:43:00作者：仲达
2007年是一个什么年代？当我回顾大半年以来诸多知识人之间的内讧与分裂时，我不禁哑然了：这是什么样的年代？从"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民族的知识界出现了从来没有的问题，再也无法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知识人在丧失了与当权者交手权利的情况下，为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捍卫自己的正宗，公然内讧与分裂：崩溃者有之、反抗者有之、无耻者有之、围攻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委琐者有之、假善者有之、暗地下手者有之......总之，我的脑子里再也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了，知识人仿佛一夜之间卸下了自己伪装的假面具，裸陋除了人性的丑陋与黑暗。
先看"张鸣事件"，张鸣自从在博客上公布个人要被逼辞职的消息时，主动联系采访他的媒体达70多家，转载达500多家。本来排除个人恩怨和不良动机以外，此事可以上升对于高校学术体制的深层次思考，不料却引发相互谩骂。张鸣被骂成"愚蠢幼稚、不知廉耻、言行不一、黔驴技穷"。以下是人大学生在李景治等人授意下在张鸣的博客专栏跟贴反击： "一个曾经在穷山沟里通过自己奋斗终于混迹人大党史系的人。一个当上老师就勾引年幼的女学生背叛家庭抛弃发妻的人。一个以‘虔诚'之心学习党史改变自身命运，而后又以批评嘴脸出现的反体制的文人。一个典型官迷却口口声声反对官本位的人。一个在书本中热衷权术在现实中搞小集团搬弄施肥阳奉阴违的人。一个见到教育部小小处长就点头哈腰却号称自己见到总理也不起立的人。一个利用自己研究生为自己呐喊助威充当吹鼓手的人。一个私德有亏却以关注公共利益伪装自己的人。一个大肆在体制内捞取利益却要大声抨击体制的人。本来，张教授一个人在网络世界中享受他的‘反体制斗士'形象也就算了。可这一次，他以泼皮无赖的姿态出现，用公共话语包装其私利。伪君子撕去包装成为了真小人。他算准了人大不愿被他在媒体上绑架，算准了儒雅的李教授不屑于在网络空间与他对质，就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以受害者面目出现，妄图利用网络的声音支撑他在人大的地位。"
张鸣对李景治搞人身攻击，李景治的学生也不含糊。旁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完全成了"窝里斗"的工具！正如另一场事件的主人翁旷新年所说："现在，有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导师想要学生成为学者，学生就成为学者；导师想要学生成为打手，学生就成为打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迫无奈、别无选择。" 旷新年发表公开信，涉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学者严家炎教授，钱理群教授，孔庆东教授，以及一大群北大、清华、南大的人文学科精英。旷新年在公开信中称，"身体终于承受不了黑暗和污蔑"，"我的身体是被一点一点地活活折磨垮的。我曾经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行了。他们嘲笑说，那送你到南岳去休养。最后我身体垮下来的时候，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感觉就像生活在可怕的泥淖里一样，充满了厌倦、憎恶、无奈和绝望！到底是为什么？！旷新年将矛头对准了孔庆东、温儒敏以及王中忱等人，将北大、清华内部的"黑"与"恶"给公开化了，打击面如此之大，得罪的人如此之多，似乎没有考虑这会让他在国内很难立足，说明他无法再顾及这些了。他说："我并不认为害我的人都是坏人。指责某一个人没有什么意义。这不是个人品德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中国整体的生存环境。中国的人文环境太恶劣了。"旷新年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他们无法容忍正常的事物。"在回答是什么导致了知识分子心灵的"被扭曲"时，他说："我以为这与中国的民族灾难有关。我们今天既没有物质的保障，更没有精神的空间。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内心都根本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舒展。知识分子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的心灵被扭曲，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失败，一直受到践踏。我们没有坚定的价值理想，我们的内心没有自信，我们的心灵没有支援的力量。" 从旷新年的文章里，他经常重复这样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认真的人，为什么根本就容不下洁身自好默默地做事的人？"、"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好人是一种怎样的失败。如果只有良心，而没有运气，就没有存活的机会。"他直言："迎接时代的残忍，面对人性的黑暗，经验灵魂的疼痛。生活吞噬我们。"从旷新年的文章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点迫害的幻影来，"我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巨大的疲惫。我的心一直企图化解他们的恶意，但是，我的身体却没有能够承受他们的折磨。""他们在狼的面前是羊，而在羊的面前则变成了狼。我一向希望坚决地要与这种传统划清界线。可是，自己的生存却陷入这种传统的重重包围之中，被践踏，被鱼肉，陷入灭顶之灾。在中国，如果一个人不去争去斗；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可以任意践踏和侮辱。哪怕是在北大清华这样的知识精英中间，也缺乏最起码的对于人的尊重。在一个民族被视为美德的东西，在另一个民族可能却成为了致命的弱点。" 旷新年不断用"鬼蜮"、"畜类"、"黑暗"、"龌龊"、"丑恶"、"丑陋"、"卑怯"、"鬼魅"、"阴暗"和"无聊"等字眼来形容自己内心的绝望和愤怒！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知识人的沦陷状况，触目惊心地勾勒了出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近日因"上课少"被开除，他在博客上发文章称被开除是遭张维迎报复。邹恒甫在致教育部周济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我本人好办，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教授，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信中国教育界，特别是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北京大学，能容忍张维迎这类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颠狂分子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们手下的，被领导的教授。" 从邹恒甫教授此次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本次事件的导火索在于邹与张维迎的私人矛盾。由于邹恒甫的性格，除了在讲堂上无意得罪了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并且因在院长选举一事上"站错了队"，于是便和张维迎教授缠上了死结。从私人恩怨到体制问题，从得不到利益到愤而揭穿"潜规则"，问题越来越严重。邹恒甫在谈及2002年后海龟和特聘教授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时说，让人对高校的噬血本质不寒而栗！看看北大的现状吧，五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校办企业集团北大哪还是"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北大啊，已经彻底沦落成平庸的二流学校！北大如此，其他大学呢？！
基督徒知识分子余杰、王怡在知识界一直是"有良知、有道义、有担当、有社会关怀"的高大形象，但是，余杰、王怡二人在访美这一事件中拒阻了郭飞雄参与美国总统的会见，这一访美事件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风波。这个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无庸讳言，这一做法不仅在属世道理上亏欠了人，而且在属天道理上亏欠了神的荣耀。可见，余杰、王怡二人没有真正看见自己的罪。基督徒同样是罪人，他们的罪同样显示了基督徒依靠自己不可能得救，除了神以外人类别无拯救这一基本真理。网友就此展开讨论，指出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受洗的真正原因在于"市场细分"，这就是由于"精英思想"在作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当从对神的仰望中真正觉醒起来的时候，也许正是希望的所在。曾几何时，在专制下一些人找不到出路，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基督教在中国怎么一下就流行起来了，时髦起来了，大家言必称基督，言必称上帝。人们对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充满了希望，当伪基督徒的面具被戳穿的时候，是否到了觉醒的地步？！
如果作为草民，你还在对知识分子有所期待，请你再来看看余杰鄢烈山事件和易中天鄢烈山事件吧，大家可以对所谓的"精英知识十分子"不再幻想。余杰在《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里，他在批评鄢烈山时说"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鄢烈山在还击余杰批评时说"在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两者说的都有道理，怎么判断他们的善而恶？正如一个叫伊非凡的网友所说的"余杰和鄢烈山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维护社会公正到底是为了荣耀谁，他们的口舌背后到底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活水做后盾，除了神便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渴不渴，自己知道，论断者的心，上帝知道。"至于易中天鄢烈山事件，说起来也无聊。易中天对狗有同情心，鄢烈山对虐狗者有同情心，后者说话纵然过了，但是，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似乎也没有必要大加鞭挞。不爱人而爱狗，爱人而不爱狗，都不是健全的心灵。接下来，易中天说鄢烈山"胡说八道"，鄢烈山易中天"吠影吠声"，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至于李零事件，可以看到学者的狭隘，新儒家们痛批，北大的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让人齿冷。以陈明、蒋庆等为代表"大陆新儒家"，道貌岸然地指责李零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和愤青的心态"，是"指桑骂槐策略导致的扭曲文本，厚诬古人的思维和心态"，实在是门户之见。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李零的解读基本符合实际，并不是游谈无根。至于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多少让人感觉可笑。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什么十博士这样蛮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被刑拘一，目前尚在侦查期，警方尚未有结论。但从他利用访美机会前后申请6名"妻子"同往，且均滞美不归的事实来看，可以确定的是，郑已涉嫌犯罪。圈内知名人士如陈明等人发表声明认为此事与儒学、儒教无涉，学者徐友渔也撰文同意这一观点。我却觉得实在荒唐，一个连普通公民都遵守的社会道德，为什么知名儒学学者如此无视？莫非儒学纯粹是学者们的招牌和吃饭工具？个人修养德行在儒家学说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都是从个人修行出发。李郑家栋是当代名儒，当然也是新儒家学说的实践者，其个人道德行为与术业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对词，郑家栋不会不明白吧？"郑家栋事件"凸显了知识人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学术和生活是两张皮吗？解读基本符合实际梦溪
《读书》换帅事件自然是标示形势动向的重要节点。《读书》杂志主编汪晖、黄平被突然更换，不禁让人对于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个感到悲哀！对《读书》换马，知识界多有唇齿之痛。《读书》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困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不仅是自由主义抢夺阵地的问题，而是当局将舆论对于知识界的又一次收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真的那么不可调和吗？共同的敌人又是什么？在对《读书》事件的讨论中，我也读到太多自由主义者轻蔑的话语。应该摒弃派别门户之见，将这个事情看作有社会责任感，追求思想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单是所谓左派知识分子的问题。
汪晖无疑是在九十年代形成具有左倾倾向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著述最勤，思考最多的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当代思想现状和现代性问题》一文，是很大的贡献。所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后面，从一开始的思想论到后来挣怎么就变味了？而《读书》事件的最后这"一出戏"，也表明了知识界内部的这种声音与体制的暴力有着呼应，甚至"合谋"。问题是《读书》和汪晖究竟触犯了知识界内部什么人的利益？是"主义"之争吗？我看未必！因为事情展开的过程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主义"那样，甚至是跟他们的"主义"刚好相反。汪晖们不断强调思想和学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讨与交锋，但当他们这样强调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是错的，因为没有人会傻到与这样几个思想与学术上的高手在思想与学术上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只要用一些独家秘制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这是汪晖的天真幼稚，也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剧。
《读书》从汪晖、黄平以来，实际上完成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即由一种观念启蒙、文化熏陶的刊物，变成了一个思想探讨的前沿阵地，不再只是某种有些自恋的文人趣味的排泄物。这是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使《读书》对社会生活具有了一种干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世关怀。这是"汪晖、黄平时代"《读书》的价值所在。《读书》从学术上去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保持批判锋芒，不作花瓶、摆设的消闲读物。这是《读书》的精神价值所在。警惕某种极端病态的、自恋的、甚至有害的"人文趣味"局限性！一些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不去反思自身的眼界有什么局限，对于中国最为巨大的危机和变迁闭目塞听，认为《读书》只发表一些文学性的文字才算是有"人文气息"，对于这样的观点必须批判。汪晖的声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是的，正如一位教授所说的那样：面对这一些事件，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但沉默就是默认。如果把类似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从中捞得好处，那就更糟了。面对共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糊涂，不能麻木，不能顺从，相反我们应该挣扎，我们应该寻找、应该努力......但是，环顾四周依然充满着"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
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中国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当下正处于转型时期每个人面临的共同困境。
今天，再来重复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深刻地反应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绝望。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上的无数问题已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问题情结，积重难返，它深刻地影响和渗透进作为个体的人的灵魂，压抑和恐惧笼罩了国人的心灵。虚伪、虚假、无耻、冷漠、恐惧、无望、绝望，渗透和笼罩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人。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价值颠倒、人性沦丧和人格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为自己的"精神分裂"而沾沾自喜。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生存处境的尴尬和权力的专横和残暴。别说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堂堂的部级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权力垄断下的地盘，给你多少你吃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北大清华穷多了，这里的国内外最知名的学者，为了每个月的一等津贴--2500元，争得头破血流乌眼青的，社会上知道的很少，许多人都知道厉以宁教授讲学可以拿到10万元，可是全国不就一个厉以宁吗？一方面是广大教师待遇低，另一方面却是人文精神丧失，无法坚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利用银行授信，疯狂贷款大兴土木，学术腐败盛行，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不少大学教授争相入仕互相排挤。这些名校培养的学生很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在这个焦灼无望的市场经济时代，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种缺席。当代的一些知识人也成了欲望的奴隶，谋取名利，丧失廉耻，使用着各种能够成为"爆发户"的卑劣手段。
怎么拯救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分裂？一是消除自我。将自我融入于一个外部世界的庞大的集体性存在中，生命个体把自己交给了集体，成为一个作为集体之一份子的存在物，以弥合自我所不能承受的心理诸元素间的分裂。二是自我神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担负着天命的先知或圣人，妄想自己无所不能。并借着某种对被设定为"异端"的东西的攻击和毁灭，来获得一种被妄想出来的庞大感。比如，在国内著名的网站天涯社区，这里的"关天茶舌" 版块出现了一批"茶舍基督徒"，这里所指的主要应该是某些文化基督徒，嘴上宣传谦卑，实际上盛气凌人；教内相互谦卑，教外则居高临下。他们以为找到了磐石作为依靠，表现出坚定的执着和狂热，就可以继续理所当然地精神分裂下去，却不知道耶稣在他们那里更像是招牌，而不是救主。的确，基督教不会提升任何一个人的地位, 相反他需要一个个的谦卑的人，真正的基督教里没有骄傲,，一切都是主的荣耀。在这点上他们不仅距离鲁迅自觉背负罪恶的精神重担很远，而且距离耶稣更远。十分明显，这两种拯救精神分裂的方式都有负面效应，无法解决存在于精神的实际分裂。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是一个双重奴性的社会。它的人民既服从于物质与金钱的利诱，又服从于权力专制和政治利益相混合的双重的威逼利诱。正如野航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体制的缺陷，集体性的腐败，社会性的腐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思想仍然受控制，言论依然不自由，民主仍然只是一个谈话的题目，人民仍然常常遭受官僚行政系统的压迫伤害。可是人们对此大多箴默不语，知识人尤其是令人悲哀一个群体。人们仍然是思想控制下的奴隶。同时又成为了物欲控制下的奴隶。
先看"张鸣事件"，张鸣自从在博客上公布个人要被逼辞职的消息时，主动联系采访他的媒体达70多家，转载达500多家。本来排除个人恩怨和不良动机以外，此事可以上升对于高校学术体制的深层次思考，不料却引发相互谩骂。张鸣被骂成"愚蠢幼稚、不知廉耻、言行不一、黔驴技穷"。以下是人大学生在李景治等人授意下在张鸣的博客专栏跟贴反击： "一个曾经在穷山沟里通过自己奋斗终于混迹人大党史系的人。一个当上老师就勾引年幼的女学生背叛家庭抛弃发妻的人。一个以‘虔诚'之心学习党史改变自身命运，而后又以批评嘴脸出现的反体制的文人。一个典型官迷却口口声声反对官本位的人。一个在书本中热衷权术在现实中搞小集团搬弄施肥阳奉阴违的人。一个见到教育部小小处长就点头哈腰却号称自己见到总理也不起立的人。一个利用自己研究生为自己呐喊助威充当吹鼓手的人。一个私德有亏却以关注公共利益伪装自己的人。一个大肆在体制内捞取利益却要大声抨击体制的人。本来，张教授一个人在网络世界中享受他的‘反体制斗士'形象也就算了。可这一次，他以泼皮无赖的姿态出现，用公共话语包装其私利。伪君子撕去包装成为了真小人。他算准了人大不愿被他在媒体上绑架，算准了儒雅的李教授不屑于在网络空间与他对质，就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以受害者面目出现，妄图利用网络的声音支撑他在人大的地位。"
张鸣对李景治搞人身攻击，李景治的学生也不含糊。旁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完全成了"窝里斗"的工具！正如另一场事件的主人翁旷新年所说："现在，有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导师想要学生成为学者，学生就成为学者；导师想要学生成为打手，学生就成为打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迫无奈、别无选择。" 旷新年发表公开信，涉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学者严家炎教授，钱理群教授，孔庆东教授，以及一大群北大、清华、南大的人文学科精英。旷新年在公开信中称，"身体终于承受不了黑暗和污蔑"，"我的身体是被一点一点地活活折磨垮的。我曾经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行了。他们嘲笑说，那送你到南岳去休养。最后我身体垮下来的时候，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感觉就像生活在可怕的泥淖里一样，充满了厌倦、憎恶、无奈和绝望！到底是为什么？！旷新年将矛头对准了孔庆东、温儒敏以及王中忱等人，将北大、清华内部的"黑"与"恶"给公开化了，打击面如此之大，得罪的人如此之多，似乎没有考虑这会让他在国内很难立足，说明他无法再顾及这些了。他说："我并不认为害我的人都是坏人。指责某一个人没有什么意义。这不是个人品德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中国整体的生存环境。中国的人文环境太恶劣了。"旷新年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他们无法容忍正常的事物。"在回答是什么导致了知识分子心灵的"被扭曲"时，他说："我以为这与中国的民族灾难有关。我们今天既没有物质的保障，更没有精神的空间。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内心都根本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舒展。知识分子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的心灵被扭曲，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失败，一直受到践踏。我们没有坚定的价值理想，我们的内心没有自信，我们的心灵没有支援的力量。" 从旷新年的文章里，他经常重复这样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认真的人，为什么根本就容不下洁身自好默默地做事的人？"、"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好人是一种怎样的失败。如果只有良心，而没有运气，就没有存活的机会。"他直言："迎接时代的残忍，面对人性的黑暗，经验灵魂的疼痛。生活吞噬我们。"从旷新年的文章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点迫害的幻影来，"我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巨大的疲惫。我的心一直企图化解他们的恶意，但是，我的身体却没有能够承受他们的折磨。""他们在狼的面前是羊，而在羊的面前则变成了狼。我一向希望坚决地要与这种传统划清界线。可是，自己的生存却陷入这种传统的重重包围之中，被践踏，被鱼肉，陷入灭顶之灾。在中国，如果一个人不去争去斗；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可以任意践踏和侮辱。哪怕是在北大清华这样的知识精英中间，也缺乏最起码的对于人的尊重。在一个民族被视为美德的东西，在另一个民族可能却成为了致命的弱点。" 旷新年不断用"鬼蜮"、"畜类"、"黑暗"、"龌龊"、"丑恶"、"丑陋"、"卑怯"、"鬼魅"、"阴暗"和"无聊"等字眼来形容自己内心的绝望和愤怒！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知识人的沦陷状况，触目惊心地勾勒了出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近日因"上课少"被开除，他在博客上发文章称被开除是遭张维迎报复。邹恒甫在致教育部周济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我本人好办，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教授，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信中国教育界，特别是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北京大学，能容忍张维迎这类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颠狂分子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们手下的，被领导的教授。" 从邹恒甫教授此次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本次事件的导火索在于邹与张维迎的私人矛盾。由于邹恒甫的性格，除了在讲堂上无意得罪了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并且因在院长选举一事上"站错了队"，于是便和张维迎教授缠上了死结。从私人恩怨到体制问题，从得不到利益到愤而揭穿"潜规则"，问题越来越严重。邹恒甫在谈及2002年后海龟和特聘教授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时说，让人对高校的噬血本质不寒而栗！看看北大的现状吧，五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校办企业集团北大哪还是"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北大啊，已经彻底沦落成平庸的二流学校！北大如此，其他大学呢？！
基督徒知识分子余杰、王怡在知识界一直是"有良知、有道义、有担当、有社会关怀"的高大形象，但是，余杰、王怡二人在访美这一事件中拒阻了郭飞雄参与美国总统的会见，这一访美事件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风波。这个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无庸讳言，这一做法不仅在属世道理上亏欠了人，而且在属天道理上亏欠了神的荣耀。可见，余杰、王怡二人没有真正看见自己的罪。基督徒同样是罪人，他们的罪同样显示了基督徒依靠自己不可能得救，除了神以外人类别无拯救这一基本真理。网友就此展开讨论，指出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受洗的真正原因在于"市场细分"，这就是由于"精英思想"在作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当从对神的仰望中真正觉醒起来的时候，也许正是希望的所在。曾几何时，在专制下一些人找不到出路，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基督教在中国怎么一下就流行起来了，时髦起来了，大家言必称基督，言必称上帝。人们对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充满了希望，当伪基督徒的面具被戳穿的时候，是否到了觉醒的地步？！
如果作为草民，你还在对知识分子有所期待，请你再来看看余杰鄢烈山事件和易中天鄢烈山事件吧，大家可以对所谓的"精英知识十分子"不再幻想。余杰在《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里，他在批评鄢烈山时说"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鄢烈山在还击余杰批评时说"在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两者说的都有道理，怎么判断他们的善而恶？正如一个叫伊非凡的网友所说的"余杰和鄢烈山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维护社会公正到底是为了荣耀谁，他们的口舌背后到底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活水做后盾，除了神便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渴不渴，自己知道，论断者的心，上帝知道。"至于易中天鄢烈山事件，说起来也无聊。易中天对狗有同情心，鄢烈山对虐狗者有同情心，后者说话纵然过了，但是，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似乎也没有必要大加鞭挞。不爱人而爱狗，爱人而不爱狗，都不是健全的心灵。接下来，易中天说鄢烈山"胡说八道"，鄢烈山易中天"吠影吠声"，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至于李零事件，可以看到学者的狭隘，新儒家们痛批，北大的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让人齿冷。以陈明、蒋庆等为代表"大陆新儒家"，道貌岸然地指责李零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和愤青的心态"，是"指桑骂槐策略导致的扭曲文本，厚诬古人的思维和心态"，实在是门户之见。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李零的解读基本符合实际，并不是游谈无根。至于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多少让人感觉可笑。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什么十博士这样蛮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被刑拘一，目前尚在侦查期，警方尚未有结论。但从他利用访美机会前后申请6名"妻子"同往，且均滞美不归的事实来看，可以确定的是，郑已涉嫌犯罪。圈内知名人士如陈明等人发表声明认为此事与儒学、儒教无涉，学者徐友渔也撰文同意这一观点。我却觉得实在荒唐，一个连普通公民都遵守的社会道德，为什么知名儒学学者如此无视？莫非儒学纯粹是学者们的招牌和吃饭工具？个人修养德行在儒家学说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都是从个人修行出发。李郑家栋是当代名儒，当然也是新儒家学说的实践者，其个人道德行为与术业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对词，郑家栋不会不明白吧？"郑家栋事件"凸显了知识人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学术和生活是两张皮吗？解读基本符合实际梦溪
《读书》换帅事件自然是标示形势动向的重要节点。《读书》杂志主编汪晖、黄平被突然更换，不禁让人对于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个感到悲哀！对《读书》换马，知识界多有唇齿之痛。《读书》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困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不仅是自由主义抢夺阵地的问题，而是当局将舆论对于知识界的又一次收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真的那么不可调和吗？共同的敌人又是什么？在对《读书》事件的讨论中，我也读到太多自由主义者轻蔑的话语。应该摒弃派别门户之见，将这个事情看作有社会责任感，追求思想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单是所谓左派知识分子的问题。
汪晖无疑是在九十年代形成具有左倾倾向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著述最勤，思考最多的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当代思想现状和现代性问题》一文，是很大的贡献。所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后面，从一开始的思想论到后来挣怎么就变味了？而《读书》事件的最后这"一出戏"，也表明了知识界内部的这种声音与体制的暴力有着呼应，甚至"合谋"。问题是《读书》和汪晖究竟触犯了知识界内部什么人的利益？是"主义"之争吗？我看未必！因为事情展开的过程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主义"那样，甚至是跟他们的"主义"刚好相反。汪晖们不断强调思想和学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讨与交锋，但当他们这样强调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是错的，因为没有人会傻到与这样几个思想与学术上的高手在思想与学术上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只要用一些独家秘制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这是汪晖的天真幼稚，也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剧。
《读书》从汪晖、黄平以来，实际上完成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即由一种观念启蒙、文化熏陶的刊物，变成了一个思想探讨的前沿阵地，不再只是某种有些自恋的文人趣味的排泄物。这是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使《读书》对社会生活具有了一种干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世关怀。这是"汪晖、黄平时代"《读书》的价值所在。《读书》从学术上去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保持批判锋芒，不作花瓶、摆设的消闲读物。这是《读书》的精神价值所在。警惕某种极端病态的、自恋的、甚至有害的"人文趣味"局限性！一些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不去反思自身的眼界有什么局限，对于中国最为巨大的危机和变迁闭目塞听，认为《读书》只发表一些文学性的文字才算是有"人文气息"，对于这样的观点必须批判。汪晖的声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是的，正如一位教授所说的那样：面对这一些事件，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但沉默就是默认。如果把类似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从中捞得好处，那就更糟了。面对共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糊涂，不能麻木，不能顺从，相反我们应该挣扎，我们应该寻找、应该努力......但是，环顾四周依然充满着"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
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中国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当下正处于转型时期每个人面临的共同困境。
今天，再来重复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深刻地反应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绝望。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上的无数问题已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问题情结，积重难返，它深刻地影响和渗透进作为个体的人的灵魂，压抑和恐惧笼罩了国人的心灵。虚伪、虚假、无耻、冷漠、恐惧、无望、绝望，渗透和笼罩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人。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价值颠倒、人性沦丧和人格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为自己的"精神分裂"而沾沾自喜。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生存处境的尴尬和权力的专横和残暴。别说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堂堂的部级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权力垄断下的地盘，给你多少你吃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北大清华穷多了，这里的国内外最知名的学者，为了每个月的一等津贴--2500元，争得头破血流乌眼青的，社会上知道的很少，许多人都知道厉以宁教授讲学可以拿到10万元，可是全国不就一个厉以宁吗？一方面是广大教师待遇低，另一方面却是人文精神丧失，无法坚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利用银行授信，疯狂贷款大兴土木，学术腐败盛行，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不少大学教授争相入仕互相排挤。这些名校培养的学生很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在这个焦灼无望的市场经济时代，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种缺席。当代的一些知识人也成了欲望的奴隶，谋取名利，丧失廉耻，使用着各种能够成为"爆发户"的卑劣手段。
怎么拯救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分裂？一是消除自我。将自我融入于一个外部世界的庞大的集体性存在中，生命个体把自己交给了集体，成为一个作为集体之一份子的存在物，以弥合自我所不能承受的心理诸元素间的分裂。二是自我神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担负着天命的先知或圣人，妄想自己无所不能。并借着某种对被设定为"异端"的东西的攻击和毁灭，来获得一种被妄想出来的庞大感。比如，在国内著名的网站天涯社区，这里的"关天茶舌" 版块出现了一批"茶舍基督徒"，这里所指的主要应该是某些文化基督徒，嘴上宣传谦卑，实际上盛气凌人；教内相互谦卑，教外则居高临下。他们以为找到了磐石作为依靠，表现出坚定的执着和狂热，就可以继续理所当然地精神分裂下去，却不知道耶稣在他们那里更像是招牌，而不是救主。的确，基督教不会提升任何一个人的地位, 相反他需要一个个的谦卑的人，真正的基督教里没有骄傲,，一切都是主的荣耀。在这点上他们不仅距离鲁迅自觉背负罪恶的精神重担很远，而且距离耶稣更远。十分明显，这两种拯救精神分裂的方式都有负面效应，无法解决存在于精神的实际分裂。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是一个双重奴性的社会。它的人民既服从于物质与金钱的利诱，又服从于权力专制和政治利益相混合的双重的威逼利诱。正如野航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体制的缺陷，集体性的腐败，社会性的腐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思想仍然受控制，言论依然不自由，民主仍然只是一个谈话的题目，人民仍然常常遭受官僚行政系统的压迫伤害。可是人们对此大多箴默不语，知识人尤其是令人悲哀一个群体。人们仍然是思想控制下的奴隶。同时又成为了物欲控制下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