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07 08:08:06作者:孙丰
孙丰:小唐,批评不对缝!
你弹的与我们就不是一个曲!
我想,我所干的只是一种认真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有它的阅读圈子。这种圈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种圈子也自然而然地培育出它的行话。
行话--就是专门的述语,现在叫它学术语汇。
我写文章是冲着我所想象的那个圈子,虽然不知谁与谁。这可不是有缘来相会,而是靠琴音来相识。老姜接渣是因他能用圈子的行话来接我拨的琴音,我对老姜的应答也是行规下的行话。发生在我和老姜之间的是一种唱和,这种唱和式的讨论自有它的乐趣,但只有在行话里才有这种趣味,滋味在个中,也只有个中人才品得。可网络是公众的,一经言论也就公众化,所以谁发贴子谁批评贴子都属于自由,在法律的角度上就叫做不犯法。但人的行为不只有个犯法不犯法,还有个放矢有的没有的,交流只有发生在圈子里才有意义。不能用李白的才高八斗去评品爱因斯坦,也不能用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去批评认识论。许多年前,中学里考试,有的学生平日只知淘气,一考试就翻白眼,凡回答不出的试题就写“毛主席万岁”,还画上好几个“!”号,叫老师哭笑不得。你呀,小唐,就是这些淘气孩子,瞎扯一通,连写些什么东西自己也闹不清,要弄懂自己的所说着不着边际,还得二十年,这里不存在看起看不起这种关系,学问的严肃性来不得半点虚假,好像咱俩也打过几回招呼。你可以去挑选或拒绝贴子,也可以发些非圈子的议论,但要想说我孙丰那种行话,你什么都别干,到南墙下去头悬梁,锥刺骨,也得二十年!我可是付了这个努力的,六百页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工工整整抄了十遍,也就是相当于《三圈演义》抄十遍,你有这份耐心吗?有了这十遍,才造成那种言谈的风格。
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个漫步学派,它的创立者教导学子们说:“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限度内,去寻求每一类事物的确切性。要求一位数学家去接受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正如要求一个演讲家进行证明一样,都是愚蠢的”。
中国年年邀请华人大学生去国内参加大学生辩论,其实这种辩论所培养的只是机智和应变,并不是对着道理真假的,辩论的目标是制胜,决不是求真,你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喊你声孩子决没有看轻你的意思,你喊我叔都不行,至少也得喊声老伯吧,我可以不自量地卖卖老充充屺上老人,你可连下桥去执行那个分咐的份也够不上。那两年咱俩还通过信吧?你可别自已刮了目。借着你的话,我诌它几句:你读懂了就安安分分去读书,不懂呢,你就照现在这个样去写!
我笔下说的这个党,就像在上物理或化学课,是对着一个对象,追究它内含的性质。比如铁,有空间性--即形态性(高矮、长短、方圆),有重量,受击有响声,受热后能传热,导电,有不可入性,氧化性……等等。这些都是它自身的事,是天然的,不是因了我们在研究它才有的。我们研究得出什么结论,不应受我们态度情绪的影响,而只应诉诸无情事实。这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的本质就是揭露,并且仅仅允许揭露,揭露意味着不许有任何的强加(即综合)。怎么揭露呢?通过观察、测量、放进氧里、火里--这是方法,这方法叫实验。相对着对象来说才叫揭露,从我们的立场来说呢?揭露就成了认识,因为对对象的揭露造成了的是我们内在能力对相对对象的知解。所以科学意谓的是人的一种认识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是对着对象的,有限性的,实证的和诉诸无情事实的。从这个立场上做研究这种立场就叫科学。这也就奠定了科学的本性--必须是对着客体对象,以搞清对象是什么--求其性质、关联、变化为目的的探求活动。但在日常言谈中往往把什么都说成科学。比如: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例子。
其实,只有在讲知解的场合(知解只能对着对象发生),我们用来说具体领域的概念,才叫范畴,范畴表示它只有内涵性,而决不被别的概念所内涵的。比如,物理学包括力学、声学、热学、电学、高能物理……它物理学却不被这些概念的任何一个所包含。
当我们只说我们自身的能力--理性时,概念就成为观念。观念的意思是我们借了它能明白世界、明白自身的那东西,它是让人达到明白的介体,工具。就概念来说--只有必然性的概念才算是观念。
有了这两个定义,我们就不难理解,凡是观念的(即观念的对象)都是不能直面经验的,也就是说不能像实验科学那样诉诸无情事实,比如“幸福”是一个观念,它可被体验和意会,却无法像指着一棵树,一道河那样说这是一棵树或这是××河,人指不出一种叫幸福的对象来;再比如“自由”,当你受到限制时就能感觉到什么是不自由,却不能指着一个东西说它叫自由。幸福、自由都只可被内体验而不能相对做直面经验。但人的认识却必是对着对象的,可直观经验的,所有科学家都是对着人人都可感觉的对象来做研究的,所以凡科学必是经验的--意思是像苹果坠地那样人人肉眼可见。但是观念在人心里,看不见测不着,是外感官无从证实的。由于我们民族没有文艺复兴的历史,设有伽里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理性史,所以我们根本没完成范畴与观念,也就是知解与理性的区分,日常中就往往把观念和概念混同,把知解和理性混一。
这种情况所犯的是: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当成了对象的客观条件,这种性质的错误,所满足的是我们理性的假设,获得的是一些貌似真理的独断。咱们就以描述境界的“层次”为例,“层”是一个可直观的概念,谁都清楚它的涵义,竹笋、棒子都一层层的,可以一层层地剥向深处,可用肉眼来辨。可是“次”呢?是个频率问题,你只能用心来体验,不能用视觉来辨认。所以“高层次低层次”,往“高层次上带”都是犯有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做为对象的客观条件的错误。所得结论是武断的和经不住理性检验的。
做为概念的“科学发展观”也是这样的独断。
这种错误天天在犯,又不容易发现。“科学发展观”这话所犯的错误叫“形而上学的武断”。那位洗涤我们理性的导师说:“若离开了经验的范围,就必须作仔细的考察,以保证我们想树立的任何建筑的基础是稳固的。方法是:对已有的知识,若没判定它是从哪里来的,就不要使用;对一切不明根源的原则,都不要信任。也就是,凡理性要加以连接的,都必须首先经由知性的确认,以保证它做为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及其价值与范围。凡是未经知性确认的就不要使用”。用视觉去辨别“层”,辨别了就是由知性确认了,但“次”却是感觉而非辨别,没有做这种区分就是没经知性的确认,将“次”与“层”相综合,就不是可靠的和确切的,做为知识的一个原则,“层次”根本不成立,凡说到“层次”的地方,大家所理解的只是表示境界阶段的那个“层”,而“次”纯是蛇脚。
凡观念都是具有必然性的概念,具有必然性的就是先天的,因而凡观念都是先天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的中心语是“发展观”,严格地说只是其中的“观”。因“发展”并不是观念,而是描述,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只属于社会或政府,而“观”却是一个时代的人都无从避免的。“观”反映的是人对生活的向往,是看待世界的态度,因而是人生的立场问题,对自己与世界所处位置的体验和态度--是只可内感而不能从外部直观经验的。而社会发展在任何条件下都只是个路线、计划、政策、方针问题,是人工的操作,是后天的,并不是先验观念。因而它只属于把智慧用于社会发展的那一部分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观念,观念必须是不可抗拒而成的,自觉不自觉它却非形成不可。而社会发展涉及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可视的不可视的,相对的不能相对的,想象的,信仰的,都囊括进来,既不是个观念问题,也不是机械的相对立场能包括得下的。
不可能就社会发展形成观念--观念是不可抗而有,并非人工的建造。
而科学必须是对着对象的,可操作的,科学就无从与观念相联系。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观念的科学化这个问题。
既叫了科学,那就是科学而不会是观。
既是观念就不能再混同进科学。
胡锦涛说的这些话就不是行话,他身处宝塔之巅,前呼后拥,秘书成群,怎么会正天不伦不类呢?今天有张鹤慈者贴了《胡锦涛还是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是为指出他离我们这个现实时代有多么遥远。也可以看出,我在做为反对党的立场以外,仅仅就文明的方向对胡锦涛个人理性的批判是客观的,恰当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的。他这个人不具有活跃的开放精神,没有境界,也培养不出境界,就阻得了社会的前进。请看张鹤慈的批评--
看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讲话的胡锦涛,就像又看到了一个四十年前的大学政治辅导员.除了有一些名词是21世纪的,讲话的精神和腔调都是四十年前的那一套.
从俞可平,潘岳,刘亚洲的讲话和文章,你会感到他们是你同一时代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们说的内容,但你起码可以和他们对话.而看了胡锦涛的讲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和他对话.
客观的讲,中国今天的领导人,是官越大,说话也就越是党八股.而且,象网络控制这一类敏感话题,一个中共的官员也的确难讲.
胡锦涛的智囊那里去了?就会搞什么八荣八耻那一类的蹩脚演出?起码应该想到,不能在封杀网络,整治媒体的战线,把胡锦涛推上前台.
科学就是揭露。揭露只有对着对象才能发生。
咱们人也像我刚才说的铁一样,是实在的客体,好几门对人做研究的领域也属于科学,如:生物学、医学、人体结构学,实证心理学……也有一些研究不属于科学而属于理性的运用。就说“政党”吧,党虽是人建的,但人并不是天然就有创建能力的,得等理性形成并进化到相当高的阶段--即到我们能自如地识别世界和识别自身时,才由于这种识别造成的联系而导致出看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利益要求的分野又不自觉地导致出集团,逐渐地进化成为党,起初是由地域因素起作用,所以叫“乡党”,当文明冲破了地域的限制,活动达到更高的水平更广大的范围,就完全由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来支配了,就是因政见不同才形成集团。所以党做为事实不是人主观上想结就能结出来的,而是只要有了理性能力才必定要形成的,政党并不是人的产物,而是理性的产物,只是因只有人才有理性,我们在这里实施了一次简化。所以,政党就有些根本的性质和特征,缺了这些根本的方面,就不是党了。比如一双鞋,鞋的功用是保护脚,其特征是有底有帮,你把一双鞋的帮割去它就不是鞋,因它不具有穿到脚上并保护脚的功能了,它只能是鞋底。党也一样,有一些根本的性质,比如:集团性、整体里的一部分,互相对抗性,类性质,对正义的追随性与围绕性…等等。这些考察不是带着情感,也不是拟人化的,是中性的,我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不具有政党的一般性质。我的老友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与我相唱和的,这叫呼应,或者叫答和,我们彼此对唱和有充分的领悟。
但在你小唐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却不是在思维的范围里,我与老姜浸泡在逻辑思维里。而你却是用情感、形象来作回应的。请看你的话:
“关于共产党,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以“执政党、霸王党、窃国党、专政党、代表党、革命党、流氓党、强盗党、一个党”等等词语来概括它,都没有“邪灵”、“邪教”、“邪魔”的评判准确和到位。无论你说共产党是什么,只要没有点出其“邪魔”本质和真相,在它“死猪不怕开水烫”和“没有明天”的今天,它根本就懒得理会你,随你讲好了。但只要你说它是魔,它立刻就紧张”。
其中:“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你可以这样“不论”,而我们却必须区分,否则我们就不是认识论了,就不是理性的批判,我们也谈经验,但经验只是做为知识取得所必须的材料,否则就只是斗争,毫无疑问,你小唐并不是以理性为条件展开的活动,虽然你也使用理性,总体上你是以意志为条件的活动,你是与共产党作斗争,不是在理性的原则下对共产党作的客观认识。在我们说的“执政党”里,是若干概念间的过渡,构成为一个发展着的链条,其中有许多环节和步骤,是个过程,这是你根本无从把握的,在我们也选用几个形象思维的概念时,是依附在我们的分析内,服务于我们的逻辑链环,你根本就不“物以类聚”,比如“邪灵”、“邪魔”这都是形象思维的用词,不是可以用向量来考察的,能表达出情绪,不能完成认识论的揭露,我不是车写诗歌!我们怎么能在认识论里引入“1+1=魔鬼或邪灵呢”?那只能表达愤怒与仇恨,我们的武器是是你愿说就使劲的说,可认识论立场不会采用。
就以“假党真魔”为例,这是神话里的用词,论证里只能使用逻辑词汇,因为逻辑词汇是绝对的公允,“1+1”在共产党那里和在共产党的敌人那里都“=2”,“党”做为名词在共产党与我们民主党都是一个分量,多出一些或减少一些不是因为它们是“党”,而是在“共产”或在“民主”或在“民进”里,“党”的内涵是绝对客观的、稳定的,只有实际政党的理念才是主观的,因而个别的、不稳定的。说“纳粹”、“共产”不是党,意思是由于这两个主观性的加入,其所含的的个别性和不稳定性动摇了“党”的客观所涵,使它丧失了“整体里的一个部分”、“互相对抗性,颠覆性”、“处在类之中”、“只围绕着正义”因而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条件和桥梁”……等等根本性质,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正宗意义(即不是合法的)党,但政党上述本性还建立在“集团性”上,共产党失去了做为政党的其他本质性,但没失去集团性和力量性,我只在这一点上对老姜的立论做出提示。而形象思维的“魔”不可能对学述有任何增益,且不是量化的描述,其实“霸占性”、“驾驭性”才是准确定性。我们不是在画漫画,贴海报,喊口号,不是演活报剧,而是严格意义的证明。
“姜福贞先生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一文,以共产党“只是一个垄断一切权力的政党,一个长期占据国家权力并由此取消国民权利的政权本身”的结语,来概括共产党的“原罪”,对共产党实在还是太温情。因而《原罪的共产党》的作者孙丰迅速做出回应:不同意姜福祯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的立论。孙丰明确地说:“共产党不是党”,“共产党是一个功利集团。”
我的《原罪的共产党》尚未开始张贴,我说的很清楚,因孙郎才尽,就停下写作重去读书,一年多未上网,写些时评是为发表《原罪的共产党》热热身,你还闹不清什么是“原”,什么是“罪”,更无从了解“原罪论”所要内涵的究竟是什么,就要参入到这种唱和中来,是太仓促了一点,在老姜和我间就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我是在借他的话蒂来阐发,在我们两之间是种意会,又借意会向读者表达。要参入到一种敞开的批判生活中去,不是只了是解一下当下形势就能够的,那得不停止地补充,得为自己筑起一个批判的根基,使你的批判总是被统御在一个始发概念下。只有不断地补充才能及时排泄,才能保持与时代的脉博相同步。老实说你和你们团队还处在闹不清什么是严肃的知识,还未体验过什么是“知不足”,我读你写的东而根本看不到你的思,而是思与想的混杂,你倒是应扎扎实实地去学,不学不足以议论。我是在五十多岁后才把玩到“今是而昨非”和“学而后知不足的”,越把玩越觉甜丝丝的。你还没有这种把玩。
你后边说的话太离谱。那些东西一文不值,那也叫文章?我现在有一百多件《原罪的共产党》,倒不出时间来理论,如果我写完此文时共产党还没垮,我们就来论战。
在发稿时我又割去一大部分。写文章就希望批评,在批评中才能发生顿悟,才能喷涌,但得对题。你的批评与我们对不上缝。
你弹的与我们就不是一个曲!
我想,我所干的只是一种认真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有它的阅读圈子。这种圈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种圈子也自然而然地培育出它的行话。
行话--就是专门的述语,现在叫它学术语汇。
我写文章是冲着我所想象的那个圈子,虽然不知谁与谁。这可不是有缘来相会,而是靠琴音来相识。老姜接渣是因他能用圈子的行话来接我拨的琴音,我对老姜的应答也是行规下的行话。发生在我和老姜之间的是一种唱和,这种唱和式的讨论自有它的乐趣,但只有在行话里才有这种趣味,滋味在个中,也只有个中人才品得。可网络是公众的,一经言论也就公众化,所以谁发贴子谁批评贴子都属于自由,在法律的角度上就叫做不犯法。但人的行为不只有个犯法不犯法,还有个放矢有的没有的,交流只有发生在圈子里才有意义。不能用李白的才高八斗去评品爱因斯坦,也不能用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去批评认识论。许多年前,中学里考试,有的学生平日只知淘气,一考试就翻白眼,凡回答不出的试题就写“毛主席万岁”,还画上好几个“!”号,叫老师哭笑不得。你呀,小唐,就是这些淘气孩子,瞎扯一通,连写些什么东西自己也闹不清,要弄懂自己的所说着不着边际,还得二十年,这里不存在看起看不起这种关系,学问的严肃性来不得半点虚假,好像咱俩也打过几回招呼。你可以去挑选或拒绝贴子,也可以发些非圈子的议论,但要想说我孙丰那种行话,你什么都别干,到南墙下去头悬梁,锥刺骨,也得二十年!我可是付了这个努力的,六百页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工工整整抄了十遍,也就是相当于《三圈演义》抄十遍,你有这份耐心吗?有了这十遍,才造成那种言谈的风格。
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个漫步学派,它的创立者教导学子们说:“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限度内,去寻求每一类事物的确切性。要求一位数学家去接受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正如要求一个演讲家进行证明一样,都是愚蠢的”。
中国年年邀请华人大学生去国内参加大学生辩论,其实这种辩论所培养的只是机智和应变,并不是对着道理真假的,辩论的目标是制胜,决不是求真,你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喊你声孩子决没有看轻你的意思,你喊我叔都不行,至少也得喊声老伯吧,我可以不自量地卖卖老充充屺上老人,你可连下桥去执行那个分咐的份也够不上。那两年咱俩还通过信吧?你可别自已刮了目。借着你的话,我诌它几句:你读懂了就安安分分去读书,不懂呢,你就照现在这个样去写!
我笔下说的这个党,就像在上物理或化学课,是对着一个对象,追究它内含的性质。比如铁,有空间性--即形态性(高矮、长短、方圆),有重量,受击有响声,受热后能传热,导电,有不可入性,氧化性……等等。这些都是它自身的事,是天然的,不是因了我们在研究它才有的。我们研究得出什么结论,不应受我们态度情绪的影响,而只应诉诸无情事实。这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的本质就是揭露,并且仅仅允许揭露,揭露意味着不许有任何的强加(即综合)。怎么揭露呢?通过观察、测量、放进氧里、火里--这是方法,这方法叫实验。相对着对象来说才叫揭露,从我们的立场来说呢?揭露就成了认识,因为对对象的揭露造成了的是我们内在能力对相对对象的知解。所以科学意谓的是人的一种认识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是对着对象的,有限性的,实证的和诉诸无情事实的。从这个立场上做研究这种立场就叫科学。这也就奠定了科学的本性--必须是对着客体对象,以搞清对象是什么--求其性质、关联、变化为目的的探求活动。但在日常言谈中往往把什么都说成科学。比如: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例子。
其实,只有在讲知解的场合(知解只能对着对象发生),我们用来说具体领域的概念,才叫范畴,范畴表示它只有内涵性,而决不被别的概念所内涵的。比如,物理学包括力学、声学、热学、电学、高能物理……它物理学却不被这些概念的任何一个所包含。
当我们只说我们自身的能力--理性时,概念就成为观念。观念的意思是我们借了它能明白世界、明白自身的那东西,它是让人达到明白的介体,工具。就概念来说--只有必然性的概念才算是观念。
有了这两个定义,我们就不难理解,凡是观念的(即观念的对象)都是不能直面经验的,也就是说不能像实验科学那样诉诸无情事实,比如“幸福”是一个观念,它可被体验和意会,却无法像指着一棵树,一道河那样说这是一棵树或这是××河,人指不出一种叫幸福的对象来;再比如“自由”,当你受到限制时就能感觉到什么是不自由,却不能指着一个东西说它叫自由。幸福、自由都只可被内体验而不能相对做直面经验。但人的认识却必是对着对象的,可直观经验的,所有科学家都是对着人人都可感觉的对象来做研究的,所以凡科学必是经验的--意思是像苹果坠地那样人人肉眼可见。但是观念在人心里,看不见测不着,是外感官无从证实的。由于我们民族没有文艺复兴的历史,设有伽里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理性史,所以我们根本没完成范畴与观念,也就是知解与理性的区分,日常中就往往把观念和概念混同,把知解和理性混一。
这种情况所犯的是: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当成了对象的客观条件,这种性质的错误,所满足的是我们理性的假设,获得的是一些貌似真理的独断。咱们就以描述境界的“层次”为例,“层”是一个可直观的概念,谁都清楚它的涵义,竹笋、棒子都一层层的,可以一层层地剥向深处,可用肉眼来辨。可是“次”呢?是个频率问题,你只能用心来体验,不能用视觉来辨认。所以“高层次低层次”,往“高层次上带”都是犯有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做为对象的客观条件的错误。所得结论是武断的和经不住理性检验的。
做为概念的“科学发展观”也是这样的独断。
这种错误天天在犯,又不容易发现。“科学发展观”这话所犯的错误叫“形而上学的武断”。那位洗涤我们理性的导师说:“若离开了经验的范围,就必须作仔细的考察,以保证我们想树立的任何建筑的基础是稳固的。方法是:对已有的知识,若没判定它是从哪里来的,就不要使用;对一切不明根源的原则,都不要信任。也就是,凡理性要加以连接的,都必须首先经由知性的确认,以保证它做为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及其价值与范围。凡是未经知性确认的就不要使用”。用视觉去辨别“层”,辨别了就是由知性确认了,但“次”却是感觉而非辨别,没有做这种区分就是没经知性的确认,将“次”与“层”相综合,就不是可靠的和确切的,做为知识的一个原则,“层次”根本不成立,凡说到“层次”的地方,大家所理解的只是表示境界阶段的那个“层”,而“次”纯是蛇脚。
凡观念都是具有必然性的概念,具有必然性的就是先天的,因而凡观念都是先天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的中心语是“发展观”,严格地说只是其中的“观”。因“发展”并不是观念,而是描述,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只属于社会或政府,而“观”却是一个时代的人都无从避免的。“观”反映的是人对生活的向往,是看待世界的态度,因而是人生的立场问题,对自己与世界所处位置的体验和态度--是只可内感而不能从外部直观经验的。而社会发展在任何条件下都只是个路线、计划、政策、方针问题,是人工的操作,是后天的,并不是先验观念。因而它只属于把智慧用于社会发展的那一部分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观念,观念必须是不可抗拒而成的,自觉不自觉它却非形成不可。而社会发展涉及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可视的不可视的,相对的不能相对的,想象的,信仰的,都囊括进来,既不是个观念问题,也不是机械的相对立场能包括得下的。
不可能就社会发展形成观念--观念是不可抗而有,并非人工的建造。
而科学必须是对着对象的,可操作的,科学就无从与观念相联系。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观念的科学化这个问题。
既叫了科学,那就是科学而不会是观。
既是观念就不能再混同进科学。
胡锦涛说的这些话就不是行话,他身处宝塔之巅,前呼后拥,秘书成群,怎么会正天不伦不类呢?今天有张鹤慈者贴了《胡锦涛还是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是为指出他离我们这个现实时代有多么遥远。也可以看出,我在做为反对党的立场以外,仅仅就文明的方向对胡锦涛个人理性的批判是客观的,恰当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的。他这个人不具有活跃的开放精神,没有境界,也培养不出境界,就阻得了社会的前进。请看张鹤慈的批评--
看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讲话的胡锦涛,就像又看到了一个四十年前的大学政治辅导员.除了有一些名词是21世纪的,讲话的精神和腔调都是四十年前的那一套.
从俞可平,潘岳,刘亚洲的讲话和文章,你会感到他们是你同一时代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们说的内容,但你起码可以和他们对话.而看了胡锦涛的讲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和他对话.
客观的讲,中国今天的领导人,是官越大,说话也就越是党八股.而且,象网络控制这一类敏感话题,一个中共的官员也的确难讲.
胡锦涛的智囊那里去了?就会搞什么八荣八耻那一类的蹩脚演出?起码应该想到,不能在封杀网络,整治媒体的战线,把胡锦涛推上前台.
科学就是揭露。揭露只有对着对象才能发生。
咱们人也像我刚才说的铁一样,是实在的客体,好几门对人做研究的领域也属于科学,如:生物学、医学、人体结构学,实证心理学……也有一些研究不属于科学而属于理性的运用。就说“政党”吧,党虽是人建的,但人并不是天然就有创建能力的,得等理性形成并进化到相当高的阶段--即到我们能自如地识别世界和识别自身时,才由于这种识别造成的联系而导致出看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利益要求的分野又不自觉地导致出集团,逐渐地进化成为党,起初是由地域因素起作用,所以叫“乡党”,当文明冲破了地域的限制,活动达到更高的水平更广大的范围,就完全由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来支配了,就是因政见不同才形成集团。所以党做为事实不是人主观上想结就能结出来的,而是只要有了理性能力才必定要形成的,政党并不是人的产物,而是理性的产物,只是因只有人才有理性,我们在这里实施了一次简化。所以,政党就有些根本的性质和特征,缺了这些根本的方面,就不是党了。比如一双鞋,鞋的功用是保护脚,其特征是有底有帮,你把一双鞋的帮割去它就不是鞋,因它不具有穿到脚上并保护脚的功能了,它只能是鞋底。党也一样,有一些根本的性质,比如:集团性、整体里的一部分,互相对抗性,类性质,对正义的追随性与围绕性…等等。这些考察不是带着情感,也不是拟人化的,是中性的,我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不具有政党的一般性质。我的老友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与我相唱和的,这叫呼应,或者叫答和,我们彼此对唱和有充分的领悟。
但在你小唐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却不是在思维的范围里,我与老姜浸泡在逻辑思维里。而你却是用情感、形象来作回应的。请看你的话:
“关于共产党,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以“执政党、霸王党、窃国党、专政党、代表党、革命党、流氓党、强盗党、一个党”等等词语来概括它,都没有“邪灵”、“邪教”、“邪魔”的评判准确和到位。无论你说共产党是什么,只要没有点出其“邪魔”本质和真相,在它“死猪不怕开水烫”和“没有明天”的今天,它根本就懒得理会你,随你讲好了。但只要你说它是魔,它立刻就紧张”。
其中:“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你可以这样“不论”,而我们却必须区分,否则我们就不是认识论了,就不是理性的批判,我们也谈经验,但经验只是做为知识取得所必须的材料,否则就只是斗争,毫无疑问,你小唐并不是以理性为条件展开的活动,虽然你也使用理性,总体上你是以意志为条件的活动,你是与共产党作斗争,不是在理性的原则下对共产党作的客观认识。在我们说的“执政党”里,是若干概念间的过渡,构成为一个发展着的链条,其中有许多环节和步骤,是个过程,这是你根本无从把握的,在我们也选用几个形象思维的概念时,是依附在我们的分析内,服务于我们的逻辑链环,你根本就不“物以类聚”,比如“邪灵”、“邪魔”这都是形象思维的用词,不是可以用向量来考察的,能表达出情绪,不能完成认识论的揭露,我不是车写诗歌!我们怎么能在认识论里引入“1+1=魔鬼或邪灵呢”?那只能表达愤怒与仇恨,我们的武器是是你愿说就使劲的说,可认识论立场不会采用。
就以“假党真魔”为例,这是神话里的用词,论证里只能使用逻辑词汇,因为逻辑词汇是绝对的公允,“1+1”在共产党那里和在共产党的敌人那里都“=2”,“党”做为名词在共产党与我们民主党都是一个分量,多出一些或减少一些不是因为它们是“党”,而是在“共产”或在“民主”或在“民进”里,“党”的内涵是绝对客观的、稳定的,只有实际政党的理念才是主观的,因而个别的、不稳定的。说“纳粹”、“共产”不是党,意思是由于这两个主观性的加入,其所含的的个别性和不稳定性动摇了“党”的客观所涵,使它丧失了“整体里的一个部分”、“互相对抗性,颠覆性”、“处在类之中”、“只围绕着正义”因而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条件和桥梁”……等等根本性质,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正宗意义(即不是合法的)党,但政党上述本性还建立在“集团性”上,共产党失去了做为政党的其他本质性,但没失去集团性和力量性,我只在这一点上对老姜的立论做出提示。而形象思维的“魔”不可能对学述有任何增益,且不是量化的描述,其实“霸占性”、“驾驭性”才是准确定性。我们不是在画漫画,贴海报,喊口号,不是演活报剧,而是严格意义的证明。
“姜福贞先生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一文,以共产党“只是一个垄断一切权力的政党,一个长期占据国家权力并由此取消国民权利的政权本身”的结语,来概括共产党的“原罪”,对共产党实在还是太温情。因而《原罪的共产党》的作者孙丰迅速做出回应:不同意姜福祯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的立论。孙丰明确地说:“共产党不是党”,“共产党是一个功利集团。”
我的《原罪的共产党》尚未开始张贴,我说的很清楚,因孙郎才尽,就停下写作重去读书,一年多未上网,写些时评是为发表《原罪的共产党》热热身,你还闹不清什么是“原”,什么是“罪”,更无从了解“原罪论”所要内涵的究竟是什么,就要参入到这种唱和中来,是太仓促了一点,在老姜和我间就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我是在借他的话蒂来阐发,在我们两之间是种意会,又借意会向读者表达。要参入到一种敞开的批判生活中去,不是只了是解一下当下形势就能够的,那得不停止地补充,得为自己筑起一个批判的根基,使你的批判总是被统御在一个始发概念下。只有不断地补充才能及时排泄,才能保持与时代的脉博相同步。老实说你和你们团队还处在闹不清什么是严肃的知识,还未体验过什么是“知不足”,我读你写的东而根本看不到你的思,而是思与想的混杂,你倒是应扎扎实实地去学,不学不足以议论。我是在五十多岁后才把玩到“今是而昨非”和“学而后知不足的”,越把玩越觉甜丝丝的。你还没有这种把玩。
你后边说的话太离谱。那些东西一文不值,那也叫文章?我现在有一百多件《原罪的共产党》,倒不出时间来理论,如果我写完此文时共产党还没垮,我们就来论战。
在发稿时我又割去一大部分。写文章就希望批评,在批评中才能发生顿悟,才能喷涌,但得对题。你的批评与我们对不上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