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05 23:19:27作者：金海涛
去年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40%以上的患病者不去医院就诊，而更多的人甚至生了病，连吃药的钱也不愿付，或者根本付不起钱。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不吃药，那不是明明在等死吗？原因在哪里？首要的原因当然是无钱就医、服药，很多穷苦的人，包括贫苦的农民、城市下岗职工等，连孩子读书的钱都缴不起，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那生了病就只好强忍着了。其实，药费太贵更是个直接的原因，普通民众买不起药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近年来民众对医药费的持续攀升早已是天怒人怨了，据网路民调，老百姓最痛恨的几件事分别为官员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太高、教育乱收费等。所以，看病难、药费贵成了老百姓最痛恨的社会弊端之一。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那是因为药品后面的黑心人的种种行径促成了中国市场上药品费用的狂飙。这里所说的黑心人主要是两类，一类是那些无良的药品生产商以及与他们一起的药贩子，另一类就是手中握着药品生产、监督大权的政府官员们了。
近年来，医药市场的混乱让人触目惊心，有几个现象令人不解。一是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医生往往给你开出一大堆药，好象医生成了药商的推销员。如果你请教一下有良知的医生，他也会告诉你，按病情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药，但他偏偏要给你来个“大包围”，花费了冤枉钱不说，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为服用抗菌素而致死亡的人就有好几万。再者，一个人生病要住院动手术了，那就更麻烦，必须先给住院医生送红包，否则，有你的好看。而病人给医生送红包还是小数目，医生收到的大红包则是来自药商的推销人员。药品推销员按照医生开出的药品数量的多少来支付给医生回扣，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恐怕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出现的现象，但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虽然也有过大张旗鼓的反对，甚至公布了一些无良医生的名单，但仍无效果。其结果就是药商将红包的支出最后转嫁到病人的头上。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位药品推销员的忏悔，他说虽然他的推销员职业收入颇丰，但他每天都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这种药品生产商和医生的联手，导致了药费的增加，从而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尤其加重了贫苦人家病人的苦难。所以他最后宁可辞退了这份职业。
其实，这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黑暗的一面就是药商和官员的权钱勾结。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的“落马”以及其属下两位司长的被刑拘，才使这个成立不到十年的国家权力机构的黑幕以及令人发指的恶行逐渐曝光。据媒体报导，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那位经常爱流眼泪的温总理采取了少有的动作，要求监察部在这次会议上就郑筱萸案作出汇报。郑案也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然而，作为国家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难道仅仅是失职渎职、以权谋私吗？实际上他的更大的罪恶是谋财害命！
人们都知道药品的品质关系着人们的健康，更关系到病人的生命。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在中国出现了几次假药害死人而震惊全国的事件。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安徽欣弗出产的药品都夺去了病人的性命，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表面看，是药品夺取了病人的生命，其实隐藏的问题更为严重。
人们都知道制药企业是个高盈利的行业，一些企业不论有没有条件都去想生产药品。但药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投放市场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应该遵循严格的程式，必须保证上市的药品是严格合乎品质标准的，也就是说应该有个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上市药品的品质。美国是由FDI（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督管理，而中国就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管。一般的程式是，在药品研发之后要投入生产必须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药品生产企业拿到正式的批准文号才能进行生产，继而投向市场。而在今天的中国，官员扼住了药品生产企业的审批大权，这正是权力寻租的极好机会。于是，在当今中国的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就有了索贿、受贿、发大财的极佳的机会。
药品生产企业出钱经过研发，或者买来别人的研发成果之后，请一些“专家”进行评审、鉴定，然后送交国家药监局申请批准文号。在通常情况下，官方把持着审批权，专家把持着话语权，而那些“专家”
拿了药商的丰厚评审费，且往往又游行于官场之中，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里面的猫腻也是惊人的，很多所谓药品的研发速度惊人，从揭露出的情况可知，不少药品可以一夜之间从无到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药品并非新品研发，而是仅仅换个名字就成了一种新药，就去国家药监局拿批文。只要拿到了新药的批文，换了名字的“新药”立马药价翻番，暴利也就出来了。所以，那位在2003年的SARS肆虐中崭露头角的钟南山院士就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对药品问题进行了不客气的谴责。他说，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这些所谓的“新药”不仅坑害了病人，而且还养肥了蛀虫。钟南山转而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质问归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依然装聋作哑。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原来各省也可以审批新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不顾品质标准而乱发批准文号，造成了极大混乱。这也是那位郑筱萸升任药监局局长之后玩的“地标”升“国标”的花样。制药企业要想拿到“国家标准”的文号，必须经由国家药监局审批。要想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么？请拿出钱来，而批准文号都是明码标价的，从几万到几十万。这是公开的部分，而真要想得到批准，还必须对主管批文的官员送上“红包”，那可就是红色党旗、国旗掩盖下的阴暗部分了。而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医药企业必须想尽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手续获得药品批文，抢先占有市场。于是，伪造实验资料、伪造实验过程、伪造生产样品等弄虚作假问题就十分严重；资料缺失、记录涂改、样品销毁等问题相当普遍。即使这样，只要药品企业的“功夫”做到家，也同样能够拿到批文，进而开始生产“新药”。
两种都是“新药”，一种是根本没有经过严格药品研发过程而推出的“新药”，一种是原有售价较低的旧药经过改名换成的“新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于是，中国每年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新药”数量惊人：据统计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期仅受理了148种。为什么会是这样？药品企业为了赚钱去申请“新药”批文，而国家药监局为了“政绩”，更为了从批准文号中索贿、受贿。
于是，中国的新批准的药品就象当年大跃进一样多得让人目不暇接。
而药品企业甚至把官员聘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给他们巨额提成，甚至让官员到企业参股份红。
药品企业为了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请了一批假专家、真贪官，支出费用不菲，还要交出公开的申请批准费用。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转嫁到消费者，也就是病人的头上。这就是中国药品虚高的根本。因此，药品生产企业为了拿到批文，就只好层层行贿，连同评审费、批文费，成本就上去了。此其一。其二，不良药品生产企业以旧药改头换面冒充新药，故意抬高药价。于是，昂贵的药品推向市场，于是，药价越来越高，病人，尤其是贫穷的病人只好望药兴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郑筱萸以及一帮司长等被“双规”、被刑拘了，那是罪有应得吧。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环境下，新的局长、司长就能保证是清廉的吗？就不会“前腐后继”？
事实上中国那么多的地方、部门的前腐后继的事实足以证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吏治绝对无法杜绝贪污腐败，老百姓要想解决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绝对是无望的。
近年来，医药市场的混乱让人触目惊心，有几个现象令人不解。一是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医生往往给你开出一大堆药，好象医生成了药商的推销员。如果你请教一下有良知的医生，他也会告诉你，按病情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药，但他偏偏要给你来个“大包围”，花费了冤枉钱不说，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为服用抗菌素而致死亡的人就有好几万。再者，一个人生病要住院动手术了，那就更麻烦，必须先给住院医生送红包，否则，有你的好看。而病人给医生送红包还是小数目，医生收到的大红包则是来自药商的推销人员。药品推销员按照医生开出的药品数量的多少来支付给医生回扣，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恐怕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出现的现象，但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虽然也有过大张旗鼓的反对，甚至公布了一些无良医生的名单，但仍无效果。其结果就是药商将红包的支出最后转嫁到病人的头上。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位药品推销员的忏悔，他说虽然他的推销员职业收入颇丰，但他每天都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这种药品生产商和医生的联手，导致了药费的增加，从而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尤其加重了贫苦人家病人的苦难。所以他最后宁可辞退了这份职业。
其实，这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黑暗的一面就是药商和官员的权钱勾结。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的“落马”以及其属下两位司长的被刑拘，才使这个成立不到十年的国家权力机构的黑幕以及令人发指的恶行逐渐曝光。据媒体报导，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那位经常爱流眼泪的温总理采取了少有的动作，要求监察部在这次会议上就郑筱萸案作出汇报。郑案也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然而，作为国家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难道仅仅是失职渎职、以权谋私吗？实际上他的更大的罪恶是谋财害命！
人们都知道药品的品质关系着人们的健康，更关系到病人的生命。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在中国出现了几次假药害死人而震惊全国的事件。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安徽欣弗出产的药品都夺去了病人的性命，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表面看，是药品夺取了病人的生命，其实隐藏的问题更为严重。
人们都知道制药企业是个高盈利的行业，一些企业不论有没有条件都去想生产药品。但药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投放市场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应该遵循严格的程式，必须保证上市的药品是严格合乎品质标准的，也就是说应该有个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上市药品的品质。美国是由FDI（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督管理，而中国就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管。一般的程式是，在药品研发之后要投入生产必须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药品生产企业拿到正式的批准文号才能进行生产，继而投向市场。而在今天的中国，官员扼住了药品生产企业的审批大权，这正是权力寻租的极好机会。于是，在当今中国的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就有了索贿、受贿、发大财的极佳的机会。
药品生产企业出钱经过研发，或者买来别人的研发成果之后，请一些“专家”进行评审、鉴定，然后送交国家药监局申请批准文号。在通常情况下，官方把持着审批权，专家把持着话语权，而那些“专家”
拿了药商的丰厚评审费，且往往又游行于官场之中，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里面的猫腻也是惊人的，很多所谓药品的研发速度惊人，从揭露出的情况可知，不少药品可以一夜之间从无到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药品并非新品研发，而是仅仅换个名字就成了一种新药，就去国家药监局拿批文。只要拿到了新药的批文，换了名字的“新药”立马药价翻番，暴利也就出来了。所以，那位在2003年的SARS肆虐中崭露头角的钟南山院士就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对药品问题进行了不客气的谴责。他说，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这些所谓的“新药”不仅坑害了病人，而且还养肥了蛀虫。钟南山转而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质问归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依然装聋作哑。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原来各省也可以审批新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不顾品质标准而乱发批准文号，造成了极大混乱。这也是那位郑筱萸升任药监局局长之后玩的“地标”升“国标”的花样。制药企业要想拿到“国家标准”的文号，必须经由国家药监局审批。要想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么？请拿出钱来，而批准文号都是明码标价的，从几万到几十万。这是公开的部分，而真要想得到批准，还必须对主管批文的官员送上“红包”，那可就是红色党旗、国旗掩盖下的阴暗部分了。而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医药企业必须想尽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手续获得药品批文，抢先占有市场。于是，伪造实验资料、伪造实验过程、伪造生产样品等弄虚作假问题就十分严重；资料缺失、记录涂改、样品销毁等问题相当普遍。即使这样，只要药品企业的“功夫”做到家，也同样能够拿到批文，进而开始生产“新药”。
两种都是“新药”，一种是根本没有经过严格药品研发过程而推出的“新药”，一种是原有售价较低的旧药经过改名换成的“新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于是，中国每年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新药”数量惊人：据统计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期仅受理了148种。为什么会是这样？药品企业为了赚钱去申请“新药”批文，而国家药监局为了“政绩”，更为了从批准文号中索贿、受贿。
于是，中国的新批准的药品就象当年大跃进一样多得让人目不暇接。
而药品企业甚至把官员聘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给他们巨额提成，甚至让官员到企业参股份红。
药品企业为了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请了一批假专家、真贪官，支出费用不菲，还要交出公开的申请批准费用。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转嫁到消费者，也就是病人的头上。这就是中国药品虚高的根本。因此，药品生产企业为了拿到批文，就只好层层行贿，连同评审费、批文费，成本就上去了。此其一。其二，不良药品生产企业以旧药改头换面冒充新药，故意抬高药价。于是，昂贵的药品推向市场，于是，药价越来越高，病人，尤其是贫穷的病人只好望药兴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郑筱萸以及一帮司长等被“双规”、被刑拘了，那是罪有应得吧。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环境下，新的局长、司长就能保证是清廉的吗？就不会“前腐后继”？
事实上中国那么多的地方、部门的前腐后继的事实足以证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吏治绝对无法杜绝贪污腐败，老百姓要想解决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绝对是无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