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11 04:05:15作者：
一份新近开始传达的中共政策文件承认，大陆各地频繁发生的社会骚乱正在动摇共产党的统治。这份政策文件的拟就旨在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2006年12月9日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第一次十分严肃地论及大陆社会不断下降的公众满意度及其极端的严重性。
在中国大陆，于激进的市场改革过程中失意的民众被迫采取示威和抗议活动并试图以此来发泄他们的强烈不满。据中国政府当局的统计，2005年全国平均每六分钟就发生一起抗议活动----按照大陆公安和安全部门的说法是“政治事件”。官方统计还显示，2004年全国各地一共发生过七万四千起抗议事件，参与的民众多达三百八十万。而在十年前的1994年，只发生过一万起，参与的民众也只有七十三万。
日前，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披露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会上做出决定试图寻找某些恰当的方式以“积极预防社会骚乱和政治事件的发生”。据传这个决定已经下发到中共各级党委，成为它们特别是中共各级官员处理社会危机的一个指导性政策文件。
素有“中共喉舌”之称的新华通讯社在其一篇罕见的政治述评中不得不承认，大规模的民众骚乱已经发展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安定的突出症结。
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就在这份中共政策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之前不久，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曾经发表统计数字说，2006年的头九个月中国大陆的群众骚乱事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一”，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约一万七千九百起。而中共政策文件却毫不客气地强调指出，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自足。
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各级政府官员腐败堕落、农村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强制拆迁和驱赶住户以及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失业 ……等等，都可能刺激中国民众采取极端的抗议方式，比如斗殴、谋杀、绑架、纵火、投毒、自残甚至自焚。
新华社的述评特别提到，“由于处置不当，许多经济纠纷被扩大化甚至被政治化”；在社会矛盾处理上存在“些许偏差”就有可能引发“震荡性的流血事件”。
造成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改革进程严重地扩大了贫富差距。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者，企业家，城市白领雇员，工人和下岗工人，农民，民工，老年人，退伍转业军人 ……几乎所有的人群在这个激变的社会中都感到无所适从。
对中国社会的下层民众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失去较多的人们的愤怒不做正面的疏通和引导，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点，新华社的述评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口吻警告说，能否积极预防和处理社会骚乱，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力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地方领导必须尽最大努力关心和帮助下岗工人、无土地农民、移民劳工、农业工人和城乡地区的贫困居民。”
尽管如此，新华社述评仍然没有忘记对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一番训诫。在大陆，一些律师和人权活动家正遭到监控、折磨和羁押，而他们却被中共视为社会骚乱的代言人。述评说，“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介入和利用群众的抗议活动，进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李柏光(Li Baiguang)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处境已经“十分危急”。他对泰晤士报记者进一步解释说，抗议民众中的许多人已经濒临破产，“既然一无所有，那他们也就不会善罢甘休”。
李先生强烈谴责许多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中共官员为了所谓“振兴经济”而劳民伤财兴建的“面子工程”。贪官们心里十分清楚，这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不仅能给他们带来贪污腐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还会“振兴”其官运。“他们可以一走了之，为下一任留下一个烂摊子；当然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新华社的述评还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谨慎行使警力的重要意义。它承认不适当的武力镇压“有可能激化矛盾与冲突”。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证实去年年底广东曾有三名农民在抗议示威活动中遭到警方枪杀，此事最终导致当地一名高级警官被革职查办。
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2006年12月9日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第一次十分严肃地论及大陆社会不断下降的公众满意度及其极端的严重性。
在中国大陆，于激进的市场改革过程中失意的民众被迫采取示威和抗议活动并试图以此来发泄他们的强烈不满。据中国政府当局的统计，2005年全国平均每六分钟就发生一起抗议活动----按照大陆公安和安全部门的说法是“政治事件”。官方统计还显示，2004年全国各地一共发生过七万四千起抗议事件，参与的民众多达三百八十万。而在十年前的1994年，只发生过一万起，参与的民众也只有七十三万。
日前，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披露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会上做出决定试图寻找某些恰当的方式以“积极预防社会骚乱和政治事件的发生”。据传这个决定已经下发到中共各级党委，成为它们特别是中共各级官员处理社会危机的一个指导性政策文件。
素有“中共喉舌”之称的新华通讯社在其一篇罕见的政治述评中不得不承认，大规模的民众骚乱已经发展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安定的突出症结。
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就在这份中共政策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之前不久，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曾经发表统计数字说，2006年的头九个月中国大陆的群众骚乱事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一”，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约一万七千九百起。而中共政策文件却毫不客气地强调指出，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自足。
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各级政府官员腐败堕落、农村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强制拆迁和驱赶住户以及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失业 ……等等，都可能刺激中国民众采取极端的抗议方式，比如斗殴、谋杀、绑架、纵火、投毒、自残甚至自焚。
新华社的述评特别提到，“由于处置不当，许多经济纠纷被扩大化甚至被政治化”；在社会矛盾处理上存在“些许偏差”就有可能引发“震荡性的流血事件”。
造成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改革进程严重地扩大了贫富差距。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者，企业家，城市白领雇员，工人和下岗工人，农民，民工，老年人，退伍转业军人 ……几乎所有的人群在这个激变的社会中都感到无所适从。
对中国社会的下层民众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失去较多的人们的愤怒不做正面的疏通和引导，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点，新华社的述评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口吻警告说，能否积极预防和处理社会骚乱，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力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地方领导必须尽最大努力关心和帮助下岗工人、无土地农民、移民劳工、农业工人和城乡地区的贫困居民。”
尽管如此，新华社述评仍然没有忘记对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一番训诫。在大陆，一些律师和人权活动家正遭到监控、折磨和羁押，而他们却被中共视为社会骚乱的代言人。述评说，“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介入和利用群众的抗议活动，进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李柏光(Li Baiguang)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处境已经“十分危急”。他对泰晤士报记者进一步解释说，抗议民众中的许多人已经濒临破产，“既然一无所有，那他们也就不会善罢甘休”。
李先生强烈谴责许多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中共官员为了所谓“振兴经济”而劳民伤财兴建的“面子工程”。贪官们心里十分清楚，这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不仅能给他们带来贪污腐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还会“振兴”其官运。“他们可以一走了之，为下一任留下一个烂摊子；当然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新华社的述评还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谨慎行使警力的重要意义。它承认不适当的武力镇压“有可能激化矛盾与冲突”。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证实去年年底广东曾有三名农民在抗议示威活动中遭到警方枪杀，此事最终导致当地一名高级警官被革职查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