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经济拮据，上大学两年没有回家探亲了。思恋父母亲友之情，促我五七年一放暑假就日夜兼程、匆忙赶回家去。但为了省钱，回家都是坐慢车，中间要倒三次车。 马不停蹄从北京赶到家，用了整整三天。父亲当时是在专区的六安师范任教，按照省党委部署，中学以上的教员，暑期组织到芜湖参加整风反右学习。在此之前，给一周假期，回家安排家事，讨取洗换衣物。我和爸爸在家也只共同度过了三天时间。
我和爸爸交谈的内容当然主要是北大和北京的反右形势。我介绍了在鸣放 期间物理系的活耀人物谭天荣等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而且在全校范围多次召开批判大会。开始还让他们本人发言。后来他们的发言权完全被剥夺，只能老老实实听别人批判，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只有低头认罪的份了。人民大学的林希玲定右派时，连社会知名的元老吴玉章校长都保不了她。我还特别细致地介绍，北大在反右开始后出现的五位党团员主办的“儒林内史”，完完全全是给学校具体工作提意见。结果五人全都被打成右派，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鳝鱼变成了毒蛇。我提醒爸爸引以为戒。
爸爸深有感触地说：“祸从口出。文字狱自古有之。但古时还不至先使劲鼓动你提意见，然后给你治罪。说是暑期整风反右学习，我想大概 也是先要你鸣放，后再反击右派。你放心，我既不会鸣，也不会放。搞政治运动这不是第一次，以前几呼每个暑期都要组织学习，或思想改造，或清查历史，人人过关，不过还没有像这次这样搞大批判、戴大帽子。”
我知道，爸爸一贯比较谨慎，政治方面的事不愿多嘴。他是教历史的，对历史上的文字狱都很清楚。在现实中，他对共产党的作为更是心知肚明，政治运动也经历多次了。因此我对他这次参加整风反右学习，心里没有什么忧患。爸爸走后，我和妈妈谈论的内容 主要是在北京的舅舅和外婆的情况，对于父亲此去是凶是吉竟毫无预感。
回校后立刻又回到那火火烈烈的反右斗争中去。除了上课，成天开批判会，小组会，挖思想、谈认识，表态度，一转眼过去了一个月。平常每个月下旬，总会收到家中寄来的信和一张十元的汇单，八块五用于伙食，一块五用于书本。眼看已 到月底，收不到家信，心中开始焦急不安。一则，下个月的伙食费立马交不出；再则，我对父亲的前景开始萌生忧虑。又熬过大约一个礼拜，终于收到了妈妈的来信。妈妈没有明说爸爸被定为右派，但告诉我爸爸已被大会批判，并列举了一大串被大会批判的人名子。名单几乎包括了全部年岁和爸爸不相上下的舒中老教员，其中有不少被认为是优秀教师而从县中调往专区学校的。
读妈妈的信我已经明白，爸爸和那一串名单上的人被打成右派是笃定无疑了。但我纳闷，他们凭什么定爸爸右派呢？他是既不会鸣、也不会放的。在几个月后，妈妈在信中告诉我，爸爸被定右派是因他的一首诗《秋芙蓉》。这首诗是爸爸在五一年为舒中庭院里的一株花繁叶茂的芙蓉花抒发的赞美之词。 诗曰：“万花摇落已重阳，苦雨凄风犹带香。寄语严霜休近逼，好随时序舞新妆。”当时是爸爸在“解放”后境况最佳时期：被评为舒中优秀教师，任县人民代表。这首诗绝不可能是反右定罪所说的：对党的恶毒攻击。
这首小诗，从未在报刊上发表，也未在同事中公开，怎么就成了罪状了呢？他们是如何得知的呢？我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在多少年之后我获知，按照上级指标要定的右派早已内定，除个别人之外，从“旧社会”来的教员几乎无一逃脱。要定罪，何患无辞。爸爸在芜湖参加暑期整风反右学习时，有一本手抄的诗集被他们偷偷从学校的宿舍中抄去。鸡蛋里挑骨头，一本诗集里就找出这样一首“极端反动”的诗。这是典型的先定罪后找证据，而且“证据”是明显歪曲的。
爸爸被划右派，我的心情很沉重。但当时对共产党还没有多少认识，还对党对毛寄予希望，认为他们是在教育人，认为右派只是思想问题，认为被划右派只是在单位不会受重用，在社会上不怎么光鲜，说不定半年一年就会改正的。
又过了一个月，另一封迟到的家信使我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妈妈告诉我，爸爸被定成右派，现在已不让他上课，工资降两级。妈妈告诉我，从现在起，家中恐怕无力供我的全部上学费用了。
我们一家，当时父母加我和三个弟弟六口人。父亲和母亲（小学教员）两人的月工资加起来大约一百元，生活虽不富裕，但还是过得去。父亲降薪给我的上学和家庭生 活带来了威胁。我的思想包袱，下雨背稻草，越背越沉了。我只好向“组织”汇报，提出助学金申请。再过些日子，助学金还未批下来，妈妈又来信告知，爸爸完全 没有工资了，只发给他个人生活费。我觉得我们家的生路越来越危机了。我不能眼看妈妈带着一个五岁小和一个十三岁的三弟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二弟刚刚考上东北一所学院，有助学金），我决定停学，出去找一份工作帮助养家糊口。我给当时在河北徐水做医生的大姑写信说明情况，请求她帮助我找一份工作。大姑来信坚决劝阻我这样做，并给我寄来二十元钱，帮我度过暂时困难。
在政治压力和经济困难日益沉重之下，我步履艰难，岌岌不可终日。大约半年之后，五八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收到妈妈一封来信。我诚惶诚恐地打开信笺，细读母书。第一句话就让我捏出了一身冷汗。信曰：“全儿，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们将要承受更大的灾难。”我抑住心跳、摒住呼吸把信读完，半天不能自我。信中母亲告诉我，三弟写信告诉妈妈，爸爸在四月中被正式逮捕。当时三弟才十三岁，跟着爸爸在六安读书。爸爸被捕时三弟问其由，回答是极右加历史问题。三弟信中还说，在拘捕爸爸的同时， 一次宣布逮捕六安地区三个中学的十九名教师。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反右”根本不是思想教育，实际上是毛的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多少年之后，从一位九死一生的父亲同事并同难陈老师那里得知大致情况。在五七年暑期反右学习一开始，除了个别人，老教师们都被列为重点对象，日夜组织大小会 议攻心、深挖、批判、逼供，要你“向党交忠心、很挖一闪念”。那些被戴上极右帽子的无一不是“很挖一闪念”向党交出的“罪状”。爸爸当时交出的两条大罪状 就是：一，在报上看到储安平说，毛主席是当代最大的政治流氓，心中有共鸣；二，感到积极分子是压在头上的大山。所谓历史问题，那是在镇反和肃反中两次做过 结论的事。在国共合作时期，父亲时任省七零中学校长时担任国民党区党部书记。抗战后就脱离了国民党，他在任期间多次保护校内的共产党员学生。
就凭这向党交心的“很挖一闪念”的罪状和历史问题的回锅，专署党委五人领导小组的大笔一挥，爸爸被判了二十年。其他同时被捕的也都被判十年以上。
在毛的连连咒语和党机构的层层加码之下，五八年下半年又刮起反右补课之风。未曾开展反右或右派抓得不够指标的单位或系统都要补课。于是五八年暑期全体小学教职员也被赶进了反右的绞肉机。其间，我的母亲，我的一个姑母和姑父，一个堂兄，一个堂弟全被打成了右派。
母 亲被打成右派，纯粹是因为株连。唯一属于她自己的“罪状”就是，“攻击”农村大好形势，说学生春季辍学多，是由于春荒不接时学生家里少吃。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所有做过农村学生家访的人都不可能否认。母亲被打成右派后月工资从三十八元降到十八元，她带着两个弟弟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了数年之久。
由于生活极端艰难，连买信纸、信封和邮票的钱也很难拿出来，妈妈很长时间没有来信了。六０年九月中突然收到妈妈的一封来信，我的心忐忑不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信刚读了一句：“全儿，你要坚强一些”，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涌出来。我赶快躲到避静地方。信没有读完，我的泪如雨下，大片浸湿信纸，几乎无法读下去。
爸爸去世的噩耗来得这么早、这么突然、这么无情，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爸爸，我三年没有见你一面，三年没有通一封信，三年没有说一句话。你今年才五十五岁， 难道你就这样永远走了吗？为什么我就不能最后见你一面？为什么我就不能最后听你说一句话？人死还有一别呀！然而我们却无别地永别了。
妈妈获知父亲的死讯，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自己已经是右派，再去哭反革命极右，会罪加一等的。妈妈让当时还只有十五岁的三弟到爸爸劳改的白湖农场去打听情况。弟弟辛苦跋涉，到了白湖农场，没有遗体，没有骨灰，没有遗物，没有遗言，甚至死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也都没有。当时劳改农场的花名册，像图书馆里的索引卡片，按姓氏分排，一个姓氏一个抽屉，大姓氏有好几个抽屉。光姓韩的就有满满一抽屉。工作人员翻出父亲的卡片称：“你爸爸是拉肚子死的”，这就是弟弟带回来 的唯一信息。
八０年父亲平反时，三弟遇到同在白湖农场劳改死里逃生的陈老师。从他那里才得知父亲的真正死因。六０年九月的一天，一次外出劳动，遇到暴风雨，回归的路上，青壮年走在前面先行离去，而父亲和原安徽大学校长刘某走在最后，在通过一个木板铺就的独木桥时，滑落湖中，沉入泥潭。那时候全国已是饿殍遍野，一个农场的劳改犯那里还能吃得饱。长年的饥饿加上沉重的体力劳动，人已经被糟蹋成朽木枯枝了，一旦掉入泥潭就没法再爬上来。就这样，他们双双成了泥潭冤魂。一只装有饭盒和饭勺的尼龙网兜，带着冤魂饿鬼的无声控诉，残留在泥潭之上。
九二年，为了寻得父亲的一星半点遗物，三弟再次去到白湖农场。遗物一无所获，却听到一个住在白湖边，后被招工到《白湖水暖器材厂》（劳改厂）工作的女工 说： “这湖不知有多少劳改犯沉陷在里面，有时人掉下去，别人还不敢拉，就看着他沉陷而死。唉，冤魂成千上万，家属还无从收尸，真惨啦！” 看来，共产党杀人的办法，比希特勒用毒气、斯大林用枪毙、萨大姆用活埋还要大大高出一筹。白湖沼泽泥潭下的无数冤魂，世人不知不晓，家属不见不辩，刽子手 不用一颗子弹，党国增加了大量高效的人肉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