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先生《中国之觉醒》原是以法文撰写的，追溯一九七六至二零零二年中国大陆的思想变迁，自二零零二年在巴黎刊行以来，很受法国和欧洲学术界的重视。现在汉译本面世，必将为海内外汉文读者所欢迎，这是可以预卜的。
全书以年代为经、以思想动态与论题为纬，对大陆知识界在这一大动荡时期的心路历程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这一历程迂回而曲折，极其复杂。但作者执简驭繁，通过历史的线索，从大量的第一手证据中建构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客观叙事。这是作者的重要贡献。
汪德迈教授(Professor Louis Vandermeersch)在法文本〈序〉中指出：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出色的专着，是和他的特殊学历与经历分不开的。首先，作者先后在武汉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研究历史，一九八七年完成博士学位，兼揽中、法史学之长。其次，他毕业后投身新闻传播界，对中国事务有卓越的观察。我完全同意汪德迈的看法，但愿意略略引申几句。
作者的中国背景自始便使他成为这一场思想大变动的内在参与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法国以后，他继续与大陆知识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怀着思想的动向；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到今天，他仍然和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与在大陆「活跃的知识分子」接触不断(见本书〈前言〉)。因此作者对这二、三十年大陆思想脉搏一直把捏得十分准确，甚至可以说是与之共同跃动。内在参与者虽有同情的了解和直觉，为外人所不及，不过若仅凭这一优势来写亲身经历的事变，则往往由於情感激荡和希望投射之故，反而不能凸显出史事真相。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便不免偶有失实之处。这是苏东坡所谓「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作者旅居巴黎，受法国史学的训练，则为他开辟了一个外在观察的角度。作者在〈前言〉中说，他本来可以用汉文写这本书，因为他曾亲自参加过书中所记述的许多论辩。但最后他决定用法文作为表达的工具，主要是为了「保持一种地理与文化上的观赏距离。」本书之所以能达到客观而冷静的叙事境界，不能不归功于这一自觉的「观赏距离」。所以本书是「内在参与」和「外在观察」合而为一的结晶，用中国传统的观念说，一方面「得其环中」，另一方面又「超以象外」。
作者毕业后即进入新闻界，但仍继续致力于中国当代的历史研究。专门采访文化与思想动态的新闻记者不但要随时随地注视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动，而且还必须深入其兴衰的生活背景，因为观念或意识形态与其所寄托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一方面，新闻记者比纯学院式的史学家占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往往能写出生动的思想史。最近的例子是英国名记者华特生的《现代心灵豆二十世纪知识思想史》(Peter Watson， 《The Modern Mind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2000)这部费时十年、长达八百多页的大书便起源于华特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哈佛大学访问哲学大师蒯因(W.V.O. Quine, 1908-2000)。此书自刊行以来，不但在一般读者中流行很广，而且也受到学术界的推许。《中国之觉醒》虽仅限於在中国大陆过去二、三十年的思想变迁，但在结构与叙事风格方面与华氏之作却很相近。也许正因如此，我才特别觉得此书引人入胜。
在阅读过程中，本书触发了我的一段回忆，并因回忆而引起一番历史的反思。我希望对二十八年来中国大陆的巨变清理出一条整体了解的历史线索。以下便是我的回忆和反思，写出来就正于本书的作者和读者。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七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组成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大陆去考察考古遗址，我也参加了这一访问团体。这是我在一九五零以后第一次回到大陆，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是凑巧得很，此行恰恰赶上了本书叙事的开端。返美之后，我向「美中学术交流会」写了一篇关于此行的正式报告。我在报告中开宗名义地指出：在我们代表团访问期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一场统称为「思想解放」的变革，它的正式名称是「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少对中国而言，在我们所访问的各个地方，尤其是在北京，思想界的气氛应该是异常宽松。我无拘无束地和中国学者谈到胡适、钱穆以及其海外学术界的人物，没有感到对方有任何不自在或尴尬。我也有机会和一些中学生聊天，他们提出了自己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批评意见。这令人想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爆发的民主墙运动，它刚好发生在我们离开中国后。回想起来，正值中国步入正确轨道之时，我们访问了这个伟大的国家，这的确是很幸运的。(见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收在何俊编《余英时英文论着汉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零四年，页一) 这些话是在我访问大陆两、三个月之后说的。读者不难察觉到：我当时亲历这一思想变革的发动，心情是很兴奋而又寄以期待的。我不是预言家，自然无法预见后来的种种变化。但是仅从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动向着眼，我已断定「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同上页八) ，再也关不上了。
我之所以作此断定当然不是从官式访问和谈话中得来的。我有其它美国团员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首先是我的家人亲戚仍住在一九四九年底我离别的北京旧居中。我曾三次回旧居和他们畅叙。这所破旧的房子在文革后已塞进了十二户。我的家人虽是业主，却只能挤在一间最小的房间里。但我回旧居也引起了所有邻居的好奇，先后来和我交谈。因此我对三十年的极权统治，特别是文革的实况，获得了不少第一手的知识。其次，作为一个华裔访客，我也另有观察的管道，在其它团员的视野之外。下面我只讲三个小故事：第一是在洛阳宾馆，我清晨出外散步，一位服务的青年走过来攀谈，问我大陆以外世界的状况，如香港、台湾、美国等等。我忽然看见宾馆旁边一条街牌，写着「东方红街」的名称，我问他这条街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话题这样一转，他竟滔滔不绝地倾吐「文革」时期的苦水。最后他对上海和香港加以比较，大意是说：过去上海的繁荣远在香港之上，今天竟天悬地隔了。说到这里，他流下了两行清泪。他是一个中学毕业不久的少年，而忧国之念已如此其深。我当时深受感动，但无言可以宽解他。第二是我在西安未央宫遗址的一个意外发现。遗址只剩下一个土台，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我独自走下遗址后面的斜坡，看见满地都是粪便，似乎已变成一个公共厕所了。正待转身，忽然发现了多处用的手纸是印刷品的散页，我的当下反应是早年深入脑海的「敬惜字纸」那句老话，万万想不到现代中国人竟亵渎文字，至於此极。但在我辨清了上面文字的那一霎间，我真的惊得呆了！原来这些散页都是从文革时期的「红宝书」豆《毛主席语录》上撕下来的。这一偶然的发现使我震动不已。至於这个诡异的现象究竟说明什么问题，我想我已毋须再多说一个字了。
第三件事发生在成都。十一月八日我们访问四川大学，在集会中初次见到缪彦威(铖)教授。他是我的业师杨联升先生的内兄，我早就决定到成都后要去拜谒的一位老前辈了。所以会后我立即向校方提出我的要求。校方说，他们可以安排彦老到宾馆中和我会谈。我坚持不可，因为照中国的礼节，我是后辈且为行客，断无惊动一位七十八岁老人来访我之理。校方的负责人倒是很爽快，略作考虑后，答应次日晚间送我去奉访，当天则已来不及安排了。第二天晚上校方果然如约送我去缪府，并且让我和彦老有单独长谈的机会。但是我当时竟完全没有料到，川大当局居然能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彦老一家迁进一套比较宽敞的宿舍。在北京时，接待人送我回旧居探亲前告诉我：他们现在不再弄虚做假，所以让我看到旧居的原样。大概彦老原来的居处根本无法接待访客，因此才不得不有此举。这件事是我回美很久以后才从杨联升师那里间接听到的，我当然很高兴能在无意之间帮彦老改善了生活条件。但彦老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写信给国内亲戚，便已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原信有关的几句如下：日前余英时先生来蓉，九日晚，到我家中看望晤谈三小时，甚为契合。因为余先生来访，川大很快的给我调整了住房，并布置楼下那一个大间作为接待室。(见蒋力编《哈佛遗墨豆杨联升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二零零四年，页三六八) 但是我叙述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在调整住房的趣闻，虽然这也是统治性质的一种折射。我想强调的是在这「晤谈三小时」中，我亲切地体会了这三十年中高层知识界的遭遇，必须说明，彦老是一位平和谦慎的纯学人，既无片言臧否人物，更无只语评论政事，在这次长谈中，我除了向他请教文史之学外，谈锋自然不免转入几十年来大陆学术研究的转变和一些着名学人的命运。彦老仅心平气和地描述具体事实，不作激愤语。但知识人普遍受轻贱的真相则在事实中已显露无遗。我问他：文革时期流行的「臭老九」一词究竟与元朝「九儒、十丐」的戏语有没有关联(见谢枋得文集及郑所南《心史》)？他也不能确定。不过他补充一句，六朝人论九品中正，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说，今天则是完全颠倒过来了。
这些话今天听起来真是平淡无奇，甚至过於轻描淡写，但二十八年前海内外的政治宣传仍在强调中共「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尽管执行中偶有偏差，基本上是相当成功的。我虽然一贯持怀疑的态度，然而从来没有机会向身在大陆的学人直接求证。因此我随时警惕自己，不可以个人的主观倾向抹杀客观事实。我在北京旧居听到的只限於一般社会状况，与彦老一夕长谈则让我进入了知识人的内心世界，再加上前面讲的两个小故事，我自觉第一次对於一九四九年以后「党天下」的实际运作及其后果有了比较真切的整体认识。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副收获，与汉代研究代表团的任务无关，自然不能写进报告之中。
在代表团启程返美的前夕，我已确切认识到，这次所谓「思想解放」与五十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截然不同，中共一「放」之后便再也不能「收」了。这不但是因为我在北京亲见中共内部的主流明显地倾向于「放」一边，而且在各地访问中也看到民间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求「放」的冲力，沛然莫之能御。至於「放」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我当时则无从预测。回到美国以后，我天天注视大陆的动态，北京「民主墙」的出现完全印证了我关于民间要求「放」的观察。我知道一场巨大而不能逆转的变革已经来临，所以在报告书中特别提到了「民主墙」的运动。
结合着这部《中国之觉醒》的大叙事，让我以二十八年后的理解，试说这一巨变的性质。但限於时间和篇幅，我只说简单的纲要，不涉细节，因为本书已提供了足够的事实，读者可以自行检证。我很同意本书〈前言〉中关于「今日中国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提法，虽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混合体，政治上步上权威主义的道路。」不过我在下面将用储安平的「党天下」代替「极权主义」，因为这个汉文描述词更传神、更生动。
经过多年的观察，我现在断定一九七八年所开始的巨变是「党天下」解体的发端。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现在距离过程的终结还有一段时间。为了说明这一论断，我必须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作一点分析：第一是「党」的一边，第二是知识人的一方面。
从「党」一方面说，它的唯一关怀必然是如何让「党天下」永恒化，一世、二世，传之万世，因此不可能发生什么「解体」的问题。但「党外无党」，「党内」必然「有派」，此起彼落的「路线斗争」即是明证。一九七八年正逢「党」面临着一次最严重的分裂危机：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虽然不得不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仍然肯定了它；他们奉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为正统。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实践检验真理」)则是「党内」的文革最大受害者，非澈底否定文革便无从夺回已失的权位。同时，鉴于毛泽东领导时期所引出的一系列的灾难，特别是「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他们已深切认识到，如果「党」的路线不作大幅度的调整，则「党天下」即将面临崩溃的危机。这是他们后来正式揭橥「改革」旗号的主要原因，邓小平也因此获得「改革总设计师」的尊号，「改革」原指「路线」的「改变」或「革新」，但落在实践层面则不可避免地牵动到原有「党天下」体制(或结构)的内在调整。所以「改革」很快地便引出「体制改革」的观念。「改革」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我们必须进一步对它的具体内涵加以界定。从当时开始流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个名词来看，「改革派」显然主张同时在经济与政治两大领域中进行体制的调整。邓小平一度也曾认同赵紫阳的看法，即经济体制的改革最后不可能不波及政治体制。关于这一点，后文再作分析。但他毕竟对於权力世界有敏锐的直感，很快便领悟到：经济体制可以改革，政治体制则因关系着「党天下」的权力基础，绝不能轻举妄动。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毅然宣布「坚持四项原则」，不但切断了政治改革之路，而且也表明了在政治上即将收紧的意向。后来封闭「民主墙」、「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六·四」屠杀等等都已在此时埋下了伏笔。所以一九八九年以来我一直断定中共官方所谓「改革」必须理解为「经济放松，政治加紧」八个大字。这才是「改革总工程师」的整体构想，体现了当时「党」内当权派的集体意志：他们深信只有在这一新的最高纲领的指导之下，「党天下」才能重新巩固起来，二世、三世，传之无穷。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八个字的纲领，然后才能看清近三十年来大陆局势的推移。本书的叙事划分为两个阶段，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为界线。这自然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历史分期。但略作回顾便可发现：天安门镇压是「政治加紧」的全幅呈露，终结了第一阶段；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正式吹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则是「经济放松」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由此走上了第二阶段。今天「经济放松」和「政治加紧」已成为「党天下」的赏、罚二柄：「顺我者昌」，可以「先富起来」；「逆我者亡」，或禁或囚或死。总之，一九七八年以邓小平为首的当权派虽不得不借「体制改革」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却自始便以维护「党天下」为第一大事。因此他们在「政治加紧」的大前提下抛出了「经济放松」的险棋，以化解「党天下」解体的绝大危机。但「党天下」解体，转入法治、人权、民主、自由的文明主流，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历史过程。事实上，「经济放松」已跨出了解体的第一步；只是由於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才造成了贫富两极化和腐败普遍化的严重后果。无法无天的「经济放松」最后导致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农民耕作地被掠夺和环境污染。集体抗争的事件因此层出不穷而愈演愈烈，面对着民愤沸腾，遵守职业伦理的传媒界人士自然也忍无可忍；他们奋不顾身地揭露和批评其中一些最触目惊心的乱象。这样一来，「一波才动万波随」，经济领域的变动很快便扩散到政治、社会的领域之中，为了保卫「党天下」，中共则祭起「政治加紧」的最后法宝：一方面用暴力镇压民间的集体抗争，另一方面则通过封报刊、禁网络、囚报人等等高压手段，扼杀最后一丝的言论自由。这是一幅「经济放松」与「政治加紧」之间恶性互动的图像，最近两三年来正在加速度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党天下」的解体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却被逼上了一条最险恶的解体之路。
现在我要从知识人一方面分析一下「党天下」解体的历史趋向。为什么单单提出「知识人」这一群体来和「党」相对照呢？我们都知道，毛时代的「党天下」是极权体制的原型，不但「知识人」不成其为一群体，而且，严格地说，也根本没有所谓「社会」，一切都被「党」吞噬得干干净净。但一九七八年，整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邓小平复出后所掌握的「党」迫切需要大批知识人为它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重建意识形态，作为全面取代「凡是派」领导权的「理论」根据。第二、从「反右」到「文革」时期的老、中、青三代知识人差不多都获得了「平反」或「解放」，开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活跃起来了。这一幕也正是我在访问期间亲眼见到的。所以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与「党」分庭抗礼但又密切互动的知识人群体。不但如此，由於这些知识人自「反右」以来便被放逐到社会的最底层，「文革」时期更有一千三百万的「知青」下放到各地农村，他们对「党天下」的民间疾苦有亲切的体验。因此，他们的声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代表了多数平民的诉求。
我虽用了「知识人群体」这一概念，但并不是说，当时知识人都具有一种「群体」的认同与自觉；更不是说，这一「群体」已形成了任何共同的思想倾向和行动纲领。事实上，这一群体仅仅建立在两个共同点之上：第一、他们都要求从「党天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第二、他们对於毛时代「党天下」体制的批判远远超过「党」内改革派的极限。除了这两点外，这一群体内部的分歧是非常复杂的，其间有体制内与体制外知识人之别，也有不同年龄层之异等等，不胜枚举。但这些内部分歧与这里的主要论旨无大关系，不必深究。我们只需了解所谓「知识人群体」并非铁板一块便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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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强调的是知识人与「党天下」解体之间的关系。据我的观察，他们是「党天下」解体的主要动力。这可以分别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两方面略作说明。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所揭示，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的新权力中心开始整顿经济时，走的仍是「计划经济」的回头路。由於调整澈底失败，「党」内改革派才有机会在赵紫阳主持下全面发展了私有企业和农村的「包产到户」；这是以市场经济突破「党天下」罗网的开端。赵紫阳信任专家，集思广益，因此让深入民间而又具有专业训练的知识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运作中充分发挥了创造的功能。这里还必须指出另一重要的事实，即绝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当时已提出了在经济上自作主宰的明确要求，「包产到户」制的起源便是显例。这个实验始于赵紫阳治下的四川和万里治下的安徽，但退出集体化，自由耕作，最初出於农民的主动请求。他们签字保证：在分得耕地后，每户都完成全年的上交和公粮，否则愿意接受任何严厉的惩罚。这个例子最能说明：农民求生的基本欲望才是引发经济改革的最后原动力。「党」内真正的改革派如赵、万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深知非把自由还给农民，农村经济势必破产，「党」也只有与之偕亡。他们最后才推出了一个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正式名称)。从这个复杂名称，我们便可以断定，这是他们与知识人共同设计出来的。
「政治改革」则是直接由知识人发动的，但仍然反映了民间对於重建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普遍愿望。这里让我对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和「民主墙运动」作一极简要的对比，以阐明我的主要论点。
「理论工作务虚会议」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到三月在北京召开的，由胡耀邦主持，其目的在重建一套意识形态，为邓小平的新路线提供正当性。但在同一期间，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运动也十分活跃，这两件事本书都有论述，这里只分析它们在「党天下」解体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首先，我要指出：「务虚」会议和「民主墙」虽然同时集结了两群知识人，他们之间至少有两点基本区别：第一、「务虚」会议的参与者都是「党」内或体制内的知识人，而「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则是体制外的知识人，用共产党的名词说，即所谓「群众」。第二、前者主要是中年以至老年人，后者则是青年人，两者之间存在着世代的差异。由於这两点区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也不一样。「务虚」会议的参与者承担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其正面成就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意识形态的新正统。这是「白猫黑猫论」的理论化妆，对於邓小平的领导权自是十分重要，但从「思想解放」的角度说，则没有持久的意义。与之相对照，「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却不受「党」的限制；他们身在民间，与深受「党天下」蹂躏的小民之间是起着共鸣的。他们在「民主墙」上关于民主、自由的强烈要求，是紧接着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陈诉而提出的。这一简单的事实特别值得重视。以「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而言，「民主墙」的青年知识人显然是当时的急先锋，无论是否定文革、批判「一党专政」，或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民主墙」都比「务虚」会议先走一步。事实上，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到「民主墙」去观测民意的，必然大有其人。这两组知识人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们的政治取向是重迭的。
关于参加「务虚」会议的知识人，我们还必须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认识他们的功能。「民主墙」运动是冲击「党天下」体制的民间原动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如果没有「党」内知识人的大声疾呼，「民主墙」的巨大冲力便不可能凝聚成「政治改革」的普遍意识，并发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务虚」会议的参与者虽是「党内」知识人，但其中也有不少成员并未站在「党」的立场上发言；相反地，他们反而与「民主墙」上的议论此唱彼和。本书特别介绍了李洪林、苏绍智、胡绩伟、严家其几位与会者在「突破思想禁区」方面的贡献。这是很好的例证，恰可说明当时「体制」内外两股思潮的汇流。这几位「务虚」会议参与者由於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关系，最后竟从「党内」异化为「党外」，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但在一九七九年时，他们的「党内」(或「体制内」)身份却对「政治改革」意识的展开发生了护航的重要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狡诈」。
如果以上的分析大致不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它的主要动力也是知识人，特别是「体制外」的知识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立即遇到一个重大的问题：依照一般的理解，「政治改革」也是由邓小平最先提出并且在胡耀邦、赵紫阳辅助下积极布署的，怎么可以说知识人是它的原动力呢？这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整个问题的关键便在於「政治改革」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大致上说，我们都知道「政治改革」有「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基本分野。「体制外」的「政治改革」是「五四」以来知识界所共同肯定的民主政治；「体制内」则主张在「四项坚持」的大前提下对现行的党、政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是这一简化的二分法并不足以说明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这十年中，环绕着「改革」而发生的一切变动。这是因为「体制内」的「政治改革」存在着三种分歧，而分析到最后，内在分歧才是导向「六·四」屠杀的终极根源。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不可能在此充分展开论证。下面只钩勒一个最简单的轮廓。
所谓「体制内」关于「政治改革」的三种不同构想可以分为三派：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元老派(包括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二、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党内第二代改革派；三、积极支持胡、赵的党内知识人。大体上说，元老派的「政治改革」以加强「党天下」的统治能力为其最主要的目的，因此所谓「改革」仅限於统治机器内部调整，其中绝无开放政权、与民共之的动机。关于这一点，下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党内知识人的立场则与元老派恰恰相反，在思想上是和体制外知识人互通声息的。他们一方面必须在「党」所划定的范围内设计「改革」方案，但另一方面却尽可能地试图突破「党天下」的樊篱。改革派领袖胡、赵两人则处在以上的两极之间。作为第一线的领导人，他们当然也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由於他们所拥有的领导权力直接来自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以致职权的行使随时随地都受到牵制，他们对於党内民主和制度化(包括退休)问题自然特别敏感。因此之故，体制内知识人关于民主法治的议论往往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仍然接受「四项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其心目中的「党天下」已放宽了一步。这一点他们在处理「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事件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六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澄清所谓「政治改革」的性质。邓小平先后两次提出过「政治改革」的主张，一次在一九八零年，另一次则在一九八六年。邓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取得夺权的胜利，党内改革派知识人的舆论造势在其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邓的胜利并没有完成，华国锋仍然高踞在党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位置上。因此他必须提出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凡是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统。正是在这一形势的要求下，邓才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着名讲话。这篇讲话显然发挥了两重作用：第一、在「经济改革」之外再提出「政治改革」的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号召力的，尤其能获得知识人的认同，邓也因此而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中心。第二、讲话中批判毛泽东晚年破坏制度，一意孤行，其弦外之音是否定华国锋继任党主席的合法性。本书(第五章)指出：这个讲话「是制服他的头号对手华国锋的最重要的武器」，确是一针见血。但邓此时是否真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想法则是很成问题的。四个月之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发表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长篇讲话，这时他不但完全不提「政治改革」，反而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到纲领性的高度。为了响应陈云「缓改革，重调整」的主张，他毫不迟疑地说：「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於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我们必须懂得在这次工作会议的语境中，「调整」意味着「党天下」体制基本上持续不变，仅在内部结构上重作安排，使原有体制更为强固。「改革」则意味着新成分的引入，使原有体制或多或少地发生本质上的变化。那么「调整」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呢？邓说： 「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这真是图穷而匕首见了。为什么相隔仅仅四个月，他竟先后判若两人呢？元老派中陈云的影响固然不能排除，但决非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他是一个既有决断又很固执的人，不会轻易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所以我们毋宁更相信他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是一种权谋，为全面取代华国锋、汪东兴的政权而造势。我们必须牢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政治局于十二月五日已先通过决议，同意华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与军委会主席的职务，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接任。邓的夺权活动终於大功告成，他已不再需要「政治改革」的口号为他造势了。这是四个月前「政治改革」讲话出於权谋的一条有力证据。而且这种权谋的运用早已先表现在他和「民主墙」的关系上面，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邓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尾至十二月初，曾对日本、美国、法国的访问团公开表示：应该尊重人民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但在十二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他的领导权之后，次年一月中共便开始镇压「民主墙」的活动，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政府更下令查禁「民主墙」的大字报，并逮捕了魏京生等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个权力世界的古老传统在现代「党天下」的残酷世界中更发挥到了极致，和其它「党天下」的领袖一样，邓也视一切人为夺权的工具，上述的权谋在他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六其次，让我们再看看邓在一九六八年对於「政治改革」的构想。第二次邓的提议是相当重要的，他指定赵紫阳主持政治改革，赵的报告也在一九八七年为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政治改革」於是正式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关于这一段经过，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一九九七) ，根据第一手资料，作了很翔实的记述。我在前面提到的元老派、改革派和体制内知识人之间的基本分歧，在这部书中呈现得很明确。读者可以自行检证，这里便不涉及了。下面我只根据此书的资料澄清两个问题：第一、邓为什么在沉寂了六年之后，忽然又提出「政治改革」的口号？第二、他心中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样一幅图像？六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他又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政治改革」出场的最早信号。很明显地，它是被市场经济所遇到的重重困难逼出来的，并不是邓已认识到政治上必须走民主开放的道路。这就引至第二个问题。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在家中会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讨论学潮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时也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调。下面三句话是有代表性的：「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可知他的「政治改革」与一般所理解民主、权力制衡等恰恰相反，其终极目的是要加强一党专政的效力。所以他又强调：「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他读了赵紫阳送去的政改报告初稿之后，作了如下的评论：「我们不照搬三权鼎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主要是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不能过多干涉。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甚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加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同年七月七日他与赵紫阳、杨尚昆等「中央五人领导小组」谈话，又斩钉截铁地说：「政治体制要改，旗帜要非常鲜明。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从这几段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邓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与民主毫无实质的关联，而且恰恰相反，其具体的涵义是加强「一党专政」的「效能」。这和他在一九八零年的思路一贯而又一致的。
邓的「政治改革」观念得到确定的理解之后，它与改革派胡、赵等人的想法颇有距离，已是一无可否认的事实。至於知识人所向往、追求的「政治改革」，则更是与它背道而驰了。严格言之，邓的「政治改革」其实只能称之为「政治调整」。上面论「经济改革」时，我曾引过他的话：「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於调整，不能妨碍调整。」这句话完全适用于他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必须服从于调整」是陈云的持论，其真正涵义是要以「计划经济」来范围和控制「市场经济」，所以赢得「鸟笼经济」的称号、邓的「政治改革」也可以称之为「鸟笼政治」。「一党专政」是「笼」，「改革」则是「鸟」，「鸟」必不能越出「笼」外。由此可见，元老派的共同立场是通过内部「调整」以维持并加强「党天下」的体制。不过邓在思想上毕竟比陈多「解放」了一步，在经济领域内他最后决定让「鸟」出「笼」。根据他的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党天下」的维持与重整，「鸟笼经济」已是一个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深信，「政治鸟笼」的强固化足以保证「党天下」的安全。「政治是决定一切的」；这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共同信念，毛泽东如此，邓小平也不是例外。
现在让我作一简短的总结，以结束这篇序文。
毛泽东统治下(一九四九豆一九七六)的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人，受尽了「党天下」的蹂躏。一九七六年毛逝世的时候，大陆的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二十七年毛暴政下死于非命(包括饿死)的人不下六、七千万，而在种种恶名下忍辱苟活的人则多得无从统计。所以在中共提出「拨乱反正」的口号之后，举国上下无不寄望于「党天下」体制的澈底变更。这正是一九七八年我在大陆亲眼目睹的「人心思变」的一幕。我当时虽已直感巨变正在酝酿之中，但是还看不清这场巨变的趋向和性质。借助于事后的「先见之明」，今天我已能完全断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过渡时期的开端，其实质内涵可以概括为「『党天下』的解体」。
所谓「『党天下』的解体」，指极权体制脱胎换骨，逐步向民主法治、人权的现代文明秩序转化。这是当时「民主墙」上所提出的要求，十分清楚。这一要求虽由青年一代知识人正式呼唤出来，但显然表达了大多数民众的集体愿望。然而在「党天下」体制下，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内，因此体制的转化(即「解体」)必须由「党」本身来发动和主导。这也是当时体制内外知识人的共识。问题是：一个全权在握的「党」为什么要进行「转化」呢？
但一九七八年恰好是「党」内领导权争夺的关键时刻。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正在全面布署，准备取代华国锋的「凡是派」，以结束长期「无法无天」的统治。在这一布署中，他们必须争取知识人的支持。中共的所谓「改革」政策便是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况的矛盾产品。「改革」的原动力是来自民间的知识人，「改革」机制的启动则掌握在「党」的手中，二者缺一不可。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向被看作是「改革」的时期，好像「党」内与「党」外都在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读。「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改革派」，以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为最重要的代表。如果我在前面的分析与事实相去不远，我们可以说：胡、赵一派并不能代表「党天下」，因为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所拥有的权力是「党」所暂时委托的，一旦他们的「改革」超出了「党」的划定范围，他们便立刻被剥夺一切权力，「党天下」的权源牢牢地掌握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手中，一分钟也没有放松过。所谓「元老派」也绝非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几个老人，而充分代表了「党」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全「党」上下拥护「元老派」的人远远超过所谓「改革派」。邓小平本质上继承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尽管其绝对性已不免打了一点折扣。因此只要他一变脸，「改革派」便立即烟消云散。
邓的「改革」，严格地说，只能称之为「调整」，其终极目的是恢复因文革而失灵的「专政」机器，使之重新强固化。他诚然也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即市场经济的引进。前面已分析过，这是因为他判断：如果不付出计划经济的代价，「党天下」势将难保。事实上，在经济领域中所出现的「改革」，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之类仍然只能理解为「调整」，因为这里仅涉及权力在党内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完整的权力并没有半点流出「党」外。「改革派要服从于调整，有利於调整，不能妨碍调整」；这一大原则始终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抛出「经济放松」正是为了强化「政治加紧」的效力。至於因「经济放松」而逐渐出现一个日益扩张的社会空间，使「党天下」的天罗地网越来越难有效地笼罩，这是所谓「意想不到的后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s”) ，他最初是无法估计得到的。
总之，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大陆便开始步入「『党天下』解体」的历史过程，邓所领导的「党」则依靠「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的大战略来阻止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六·四」结束了第一阶段，但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党天下」体制仍然在同一战略下勉强挣扎。「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似乎正是这一战略在现阶段的写照。
我的历史观察未必中肯，但不妨大胆提出来，为陈彦先生的思想史叙事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