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今日中国的权钱交易式腐败愈演愈烈，民众在表达不满时常常以毛泽东时代的廉洁为参照系。但这样的对比绝非事实陈述，而是舆论误导的结果。首先，由于中共政权严格限制揭露毛的罪恶；其次，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左派的误导；第三，毛时代的受益者在回忆中大肆美化毛泽东，特别是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基本上是“为尊者讳”的美化式回忆；第四，毛时代的大量受害者仍然心有余悸，大都以“不堪回首”为藉口保持沉默。这些因素的合力造成历史的扭曲和空白，以至于文革后的新一代很难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比如，在毛泽东诞辰一一○周年纪念日前后，胡锦涛率领新的常委会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朝拜暴君的亡灵，媒体上大肆炒作毛的丰功伟绩和亲民作风，凡是与毛沾边的人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除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的回忆和评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毛家人的大出风头：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在毛诞辰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之妻居然为毛家生下第四代，也成为媒体报道的小热点。
在这些毛家人和毛家奴的回忆中，除了继续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与中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相配合，意在通过对凡人毛泽东的记忆，在生活细节上神化毛，塑造出“慈父仁夫”的形象。毛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和严于律己，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及其毛时代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了，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而事实上，李讷是政协委员，丈夫享受将军待遇，享有离休干部的公费医疗。毛新宇生子，也要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哪有看不起病之忧。
那么，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本人真的那么干净吗？否！
一，滥用公权力的腐败
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首先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所以，除了滥用绝对权力之外，他根本不用在经济上以权谋私。
滥用权力，尽情挥霍民脂民膏
如果把滥用公权力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不在乎钱，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他个人的，要钱有何用！正如《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这样的独裁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而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的作为，正是如此。
毛泽东个人的极权式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把中国的所有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统统作为他的滥用权力的工具，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难以精确计算的钜额经济损失，致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最能说明毛式挥霍浪费的实例，莫过于文革时期的毛标志的泛滥成灾，也就是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挥霍无度：当时，一面是开不完的忆苦思甜大会和对艰苦朴素的大肆张扬，另一面是营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的语录、画像、像章的泛滥。一九六五年林彪主持编辑出版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截至一九六七年，《毛主席语录》已经印刷出版六点二八亿册，几乎人手一册。“毛主席像”印了一二点四亿张，接近人均两张。最过份的是，文革时期，大量制造毛的像章，甚至造飞机的上好铝材也被用来制造个人崇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做了三十五亿个毛像章。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七亿，平均每人五枚。
营造极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物质浪费之严重，已经到了必须靠中共中央下发由毛亲自批示的正式文件予以制止的程度。
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让中国陷于盲目崇拜的疯狂和思想僵化的深渊，让国人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毛的家人滥用权力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不仅是毛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家人也滥用来自他的巨大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她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毛家的第二代也都年轻轻地就执掌大权，横行于中国大地。
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二十六岁出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相当少将军衔）；后被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处负责人；离开文革小组之后，李讷又于一九七三年出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同年八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
李讷被空降到《解放军报》进行造反夺权，化名“肖力”。她对可能出现反毛动向的警觉，甚至警觉到荒唐的程度。她对军报的审稿做了荒唐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一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
文革中，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他的女儿“肖力”也有样学样，在军报内搞起对肖力的个人崇拜。当时军报驻地在平安里三号，家家户户都张贴出大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还专门开辟“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肖力用过的革命物品要展出，甚至她的生活用品也要展出，比如，她的蓝色自行车，她喝水用的大白茶缸，为了展示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
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二十六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中将级军衔）；一九七六年，毛远新更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代理人。在周恩来、邓小平都见不到毛泽东的情况下，只有毛远新一人有权与毛泽东单线接触，并代表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在辽宁和北京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
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一九七三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甚至与毛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滥用权力。与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在文革中的政治风光，已经尽人皆知。此次纪念毛的一一○年诞辰，谢静宜再次风光、四处露脸。她在每次采访中，都要讲到她与毛的密切关系，讲得两眼放光、情绪激动，一脸幸福的红晕。
另据李志绥回忆说：“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在文革中，毛也利用绝对权力，出面保过前来求援的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个姓刘的女人还因毛的保护而当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见《李志绥回忆录》第三编）
二，个人生活的腐败
在生活上，太多的人被假像所蒙蔽，把毛坚持其小农式的生活习惯视为生活简朴，但毛的这种个人习惯，非但不能作为其廉洁的证据，反而恰恰是毛式腐败的典型表现：生活上的唯我独尊和随心所欲。
行宫遍布大江南北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在饿孚遍野的一九六○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二○三工程”。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三六三八点六二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竣工。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住过十二天。
一九八六年滴水洞行宫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稿费乃天文数字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所有人的私有财产被剥夺的平均主义时代，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的极权地位使他的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五○亿册，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圣经》。所以，在毛活着的时候，他的稿费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三，个人生活习惯的特权化
毛在饮食上的简单，只因为他喜欢吃家乡菜且不愿受繁文缛节的束缚，才没有宫廷式的奢华，但并不等于毛不享有特权。实际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仍然享受任何人难以比拟的特权。
毛嗜烟，就有专门的卷烟厂制造；毛用惯了牙粉而不喜牙膏，就在牙粉厂都被淘汰情况下专门为他一个人保留一家生产牙粉的工厂；毛喜欢睡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出国访问也要将他的大木床装上飞机；毛因怕麻烦而不爱洗澡，就有内侍每天为他用热毛巾擦身；毛失眠严重，内侍就要在他上床后为他按摩直到他入睡；毛一烦恼，就有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以至于他的卫士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毛讨厌自己穿衣脱鞋，就有内侍或护士侍候。毛好茶，就有专门的瓷器厂为他烧制茶具和餐具；毛喜欢湖南澧陵的瓷器，就有专门的红色官窑，用最好的瓷土烧出最好的瓷器；毛吃饭用的瓷碗极为考究，重量只有一二四克，轻而透明。
为了满足毛的嗜好，一九七五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江西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下达了一项绝密的命令：为毛泽东设计、烧制一套专用瓷器，要求能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要求造型既要美观大方，又适合毛的生活习惯，图案及色彩要符合毛的思想和情趣。这项工程是最高国家机密之一，是一九七五年头号重大工程，代号为“七五○一”工程。
毛只吃活鱼，甚至就在他访问苏联时也要保证他能吃上活鱼。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回忆：“主席去莫斯科的路上就告诉厨师了，到苏联要是送来了死鱼，不是活的，扔出去。这个厨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扔出去，他得听主席的，毛泽东叫他这样做他得做。苏联人把鱼送到厨房交给厨师长，厨师长一看，鱼是死的，扔出去，吓苏联人一跳，‘哎呀，这中国人怎么回事，这毛泽东可不好伺候，扔出去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中文，厨师也不懂俄文，请示领导，领导也都惊动了，后来反映说，‘毛泽东不吃死鱼，吃活鱼。’”（凤凰卫视专题《说不尽的毛泽东》第五集，二○○四年一月七日）
毛喜欢游泳，年轻时畅游湘江就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将其权力野心表露无遗。入主北京之后，他也经常在出巡之时游长江。他要在某地游泳，负责安全的人员和当地官员，就必须事前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侦查沿途风土人情，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他一下水，就有浩浩荡荡的护卫和下属拱卫着，而且陪同他出巡的公安部长及其地方大员们也都要陪游。负责毛出巡时的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虽不善水性，但为了能够陪毛游泳，就找时间专门练习游泳。
四，糜烂的男女关系
在极为艰苦的中共夺权年代，毛就是中共高官中的性道德败坏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还在狱中时，他已经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和贺子珍上床了；在延安，为了与新欢江青名正言顺地同床，他就借治病之名把第二任妻子贺子珍送到苏联去治病。
中共掌权之后，在提倡禁欲道德的毛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极端的性压抑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反人性统治的标志之一。然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随心所欲的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
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对中共高干的内部舞会，彭德怀曾提出过激烈的批评意见，引起毛的不满。
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毛与谢静宜、唐闻生、章含之等女人的暧昧传闻，早已在民间不胫而走；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一九六一年二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
毛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张姓二奶厮混，江青已经很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江要想见毛，只能是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的同意。
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症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很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
五，惟我独尊的霸道
毛讨厌任何规矩而喜欢随心所欲，其霸道作风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养成了夜里工作和白天睡觉的作息习惯，于是所有人都要适应他的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而他全不顾忌别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尊严。比如，他想谈哲学谈历史，不论何时也要找到陪谈的人，甚至为此而多次派专机接来他召见的社会名流。比如，身在上海的御用史学家周谷城，就亲历过两次被专机运到毛的住地。一次是毛在杭州，忽然想找人谈话，就派他自己的专机将周谷城等人接到住地；另一次就更过份，据周谷城回忆说：毛在北京中南海，半夜里忽然想找人谈哲学，就想起周谷城，马上叫人把长途电话拨到上海市委，让上海官员在深更半夜里叫醒周谷城，然后派专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而周谷城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不觉得毛的霸道，反而在回忆文章中一副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他说：“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见《缅怀毛泽东》一书，转自“人民网”毛泽东专辑）
毛具有极度的权力恐惧症，因而他怕坐飞机而常坐火车出巡，还经常臆想政敌加害于他，所以他常常是行踪飘忽，随时改变。只要他的专列一出北京，沿途所有的车辆统统让路，时刻表也要以他的专列的行程为准。他在专列上睡觉时，停下来的专列的周围不能有任何嘈杂声，可能影响他睡眠的火车、飞机和汽车也都要停下来。毛不愿在外地的泳池中游泳，因为他总是怀疑池子里被下了毒，即便内侍们都安然无恙地试游过，毛仍然不放心。在出巡外地的途中，毛还曾在睡觉时听见房顶的声音，就怀疑可能有人想谋害他，所有的警卫人员就要紧急动起来，遍搜毛的住房和住地四周。最后发现那声音来自一只猫。李志绥医生证实：毛患有被迫害妄想症，大概是因为毛迫害过太多的人，所以怕受害者伺机报复。而仅仅为了消除毛的恐惧，就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他的霸道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就在于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滥用一言九鼎的权力。
二○○六年九月九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