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人们习惯了叫她林豆豆，现在她叫“路漫”──这个名字，总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屈原的那句着名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
61岁的林立衡，眉眼脸型都酷肖她那位着名的父亲，但要显得丰腴一点。她上穿一件高领蓝毛衣，下穿一条浅驼色裤子，脸上常挂一丝温和的微笑，但又总透露出几分忧郁的气质。斑白的头发显得稀疏，在一只黑色的发卡管束下向后梳去，在脖子后面扎成一束，正面看去，使她有几分须眉之气。更加强记者这种感觉的，是她说话的不疾不徐，冷静从容，很少提高声调，也不曾发出过开怀朗笑。这位元帅之女，遭遇过那麽多惊涛骇浪，自杀过三次，“曾经沧海难爲水”，她将自己的思绪埋藏于心底深潭，再难喷溅浪花。
记者是在北京建国门外的阿文酒家与她见面的。与林立衡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乾妈王淑媛老太太，她是当年林彪家里的服务员，83岁了，正来北京看林彪当年给她的这个乾女儿。酒家的杨经理，一位中年精干女性，是林彪的老司机的女儿。记者虽然没有见到阿文酒家的老板文定中，但早就耳闻他是当年林彪的黄埔军校校友，后来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押了二十七年的文强的小儿子。这让人不由得感叹大时代中各色人等命运的颠簸和扭结。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现在的名字叫路漫──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
左起：张清霖、林豆豆、张宁、 张清霖为豆豆丈夫，张宁为林立果未婚妻
●挥之不去的“开餐馆”“拿中介费”谣言
媒体和网络上一度汹涌转载武汉一家报纸上的文章，有鼻子有眼地说林立衡在北京开了家饭店。话题很自然就从酒店和媒体说起。林立衡带点无奈地说，有个日本右翼报刊的记者来采访，“不知他是没听懂还是夸张，添油加醋，例如，说我在饭店门口竖了我父亲的巨幅画像，我在那儿成天大宴宾客，还说我告诉他三年之内 ‘翻案工程’就要成功……这都是没有的事，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这话。饭店也不是我开的，只不过有时去那儿而已。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什麽人都有──估计那时就有人将情况报到上面去了。后来我也就不去那家饭店了。”
关于林立衡开饭馆的那篇报道给她造成不小困扰。记者就听不少人说过：“林彪女儿？不是开饭馆了吗？”林立衡说，后来给那家报纸打了电话说要诉诸法律，但是这个影响造出去，一时又怎麽能够澄清得了？
类似的不实传闻还不少，这大概是所有名人──包括名人之后──的宿命。林立衡谈到家乡黄冈的一座大桥：“那座桥是陈元特批的，他批的时候说了这麽一句： ‘陈、林是一家。’──黄冈姓陈的也多。结果外面就传开了，说是我找陈元批的，我肯定拿了中介费，甚至说我拿了三百万。把我气的！”说到这儿，林立衡少见地微微提高了一点声调。“后来我对他们市里领导面对面澄清：是你们市里去找的人嘛。不是我啊。不过，陈元确实还是看在林家的面子上批的。是林汉雄写了信找的他，林汉雄这个建设部长，也被人家说成拿了三百万，他也气得够呛。他不是‘***’后就被整下来了嘛，大桥通车的时候，当地领导给我发了请柬，我没有去；可是他们就没给林汉雄发，说是‘忘了’，这大桥好几亿，还是人家给你批的呢！国家给了五个亿，修到一半说不够，又写信找我想向国家要。已经给你照顾了特批了还要！我就没有转这封信。后来他们还是筹集到了资金，最后竣工了。”
记者顺势问林汉雄现在干什么？林汉雄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张浩”）的儿子，算下来是林立衡的堂兄，还曾与爱猫扑，爱生活一个幼儿园。林立衡说，她这位堂兄，“现在什麽都不干，就是打高尔夫球，就是玩。去年他75岁的时候，在阜成门外的一家大饭店举行生日聚会，请了八百人，分了两批，还有一些现在在位的领导也去了，他在那儿骂这个骂那个地出气儿。我那次没去，他还不高兴，后来我们又请了他一次……”
●潜心投入口述历史
林立衡刚刚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在社科院搞口述历史，我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趁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余绪，她于 1989年参与发起了一个名爲“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机构，后来张罗着在这个学会下面搞起一个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一个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这个‘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面还有一个一个研究会，像胡适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哦，最后这个‘陈独秀研究会’被砍了──为什么什被砍？说他们给陈独秀‘翻案’呗。陈独秀研究会有一千多会员呢，经费也是我设法去找的，但是这个课题涉及当前政治。”
她对记者最津津乐道的，是口述历史的各个项目。《文强口述自传》就是她推动的成果之一。“文强父子主动要跟我见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组，访问了文强九次。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去了，但是后来整个采访、整理的过程我并不了解。记录稿出来后送到我这里，我也说我就不看了，我又不熟悉国民党的历史，你们拿去让文强的儿子看吧。结果文定中也没有看，书里就出了很多错。一个原因是访问者不大懂文强的湖南口音，再一个原因，文强年纪大了，记忆也不那么凖确了……”
林立衡告诉记者：“我最近去了一趟武汉，是跟江汉大学谈口述历史项目的合作。江汉大学虽然在中国不算一流的大学，但他们有雄心，也有一定经济实力，参与我们学会搞项目。去年我们在扬州开了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现在我们正筹备2006年10月在武汉举行第二次会议，就由江汉大学来主办。我给他们找了个项目：李尔重的口述历史。李尔重你知道吧？”当然知道，当年担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喜欢舞文弄墨，与王任重被毛泽东并称爲“湖北二重”，是当时高级官员中少见的“才子”，后来当到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他九十多岁了，‘文革’后还创作了八卷本、500万字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但那是虚构作品，没有说自己的真实往事。我们想搞他的口述回忆录，现在他不轻易见客，但我去要见他，他还愿意见我。”
此外，他们采访口述的对象还有：张国焘的手枪队长，“90多岁了，耳朵已经近乎全聋，他儿子贴在他耳边喊，然后将他的回答传达给我们”；“我们组织人采写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在抗日战争年代搞的保育会资助的孩子，当年资助了三万多个孩子，现在他们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中间出了不少名人，通过采访他们，挖掘出了很多民国史上没有披露的史料”；还有山东基督教会的一些老牧师，还打算采访一位蒋介石的侍从文官，也90多了……
爲什麽这麽重视口述历史？国际上口述历史兴起的原因甚多，但是，在中国或许一个大家都可意会的独特原因是，“成文历史”“书面历史”已经被官方高度垄断，真实的历史要发出声音，必须另辟蹊径──至少得被记下来、留下来。而林立衡自己，一定更有体会了。事实上，她本人就应该名列历史重大事件的最关键的口述人──虽然她的口述，真要立了项，更难出版。
林立衡对记者还谈起一个中实集团总裁王天怡的例子：“王天怡原来是下放到延安的知青，在那儿干得挺不错，最后当了公社的书记，晚上没事了就去听老头儿聊天。那些老头儿都是老红军，给点儿酒、花生米，就什么都说，他当时年轻啊，一听吓坏了──这么多历史故事，都不敢相信啊。后来他下海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经常到美国去，听到那边研究人员说起来，跟他早年听这些老头儿们讲的，基本上是一类东西。近年他多次要求跟我见面谈谈……”
林立衡的口述历史项目，参与的人有文化界的，也有政界、军界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所以都与大专院校合作，像扬州大学，上海大学，北京的一些院校。还有当代史研究所的一些人，以个人名义参加。”官方没有拨一分钱，她设法去找资金支持，主要是搞学术讨论，搞培训，推动成立新学科。
记者问：你们口述历史的成果通过什麽方式问世呢？“还是得找出版社啊。”谈到出版，看来是林立衡花心思最多的一个环节，可费了一番周折──因爲现在中国的出版界是两头受挤：一头是官方的口径必须顾及不能触犯；另一头是市场的反应必须顺着不能不理。搞口述历史，就得顾着这两头，既要规避政治风险，也要规避市场风险。但看来总算有点眉目，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口述历史成果的出路问题了：“北京有家出版社非常热心，提出你们不要再找别家了，我们全出。我们就给他报了几个选题：台湾第一家族，张国焘手枪队长，李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