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自然的威力是人类无可抗拒和无可超越的厄运，大自然的施暴对于人类中的暴君、臣民或顺民都具有同等的威力、都一视同仁，人群中奶奶的施暴者与被施暴者都必须共同抵御和面对，或者，都必然同归而尽。谁的肉身也逃避不了海啸巨口的吞噬或火山熔浆的包裹。那么，人对人的施暴却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如果时至今日，在这个人类共同生存的星球上，人们普遍或局部仍然把一种“荒谬”作为一种既成的“事实”来认同、来接受，那更是荒谬中的荒谬！悲剧中的悲剧！这种“荒谬的悲剧”终止、落幕的时刻已到！在这个时刻，天空和大地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斗兽场”，暴君是“斗兽”，而人民是“角斗士”！自由精神就是我们朝“猛狮”撒开的网；独立意志就是每一个维护自己正常公民权利者的叉！
呼唤全球新的文化复兴
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必须有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精神运动！文化复兴运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文化战士，是不畏惧暴力者、是不回避政治或“超越”政治者、是不在独裁者的胯下寻求“安身立命”者。我以为，我们前辈的思想者，不仅是鲁迅，而更重要的是胡适！必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胡适在内重新审视、重新定位！胡适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意义上的“大使”，也是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阐释者。他曾慧眼独具地指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四次“中国文艺复兴”，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珍贵遗产和精神启示。他认为盛唐时代伟大诗人群体的出现、古文复兴运动和禅宗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
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新儒家世俗哲学对中世纪宗教的取代，宋代所有这些历史性“发展”与“变化”，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十三世纪戏曲的兴起和坦然歌颂“爱情和人生乐趣”的长篇小说的产生，是中国式的第三次文艺复兴。十七世纪对宋明理学的反叛和新的研究古典文献的方法的出现和发展，胡适以为可视为第四次文艺复兴。这些运动的周期性出现，启动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生机和活力，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文艺复兴。
但胡适以为，此前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个共同的缺䧟，那就是其运动本身缺乏一种自觉的清醒的精神意识，它们一般只是文化变革历史趋势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艺复兴”运动。它有宣导“民主与科学”的一面，也有“打倒孔家店”的一面。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破坏，并未能使它完成新的文化的开拓和重建。其极端“激进主义”的直接结果，促成的只是“主义”和“革命”的最后成功。1978－1979年由民间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即“民主墙运动”，正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断层的衔接和文化意义上的正面继承，它揭开了当代“东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新的历史序幕。但这场来自南方并以诗歌荡开“精神漩涡”的自由精神运动，却以“暴力和谎言”强行镇压、全面覆盖和彻底封杀而告终。最后“网开一面”、推出一群“艺术”地“隐晦表达”者，“美学”地“捏着嗓门”发声的人。这些人宣称“超越政治”，却恰恰是与专制者达成默契、并依附于专制“小政治”才避免入狱、才得以幸存。这一孕育于极权体制内的“诗歌美学”怪胎就是“朦胧诗”。
时至今日，这一精神档案和社会历史仍无人作历史揭密和文化剖析；也未见有人注意到其精神表像和内质与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萎靡风尚何其酷似。同样是文弱书生、同样是面对既定社会限制和文字狱的恐怖，无奈只好沉缅于“艳丽而柔弱”的靡靡文风，把玩于天然注定外在雕琢而内质贫弱的文字。而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揭示，这也是地域历史文化深层心理积淀的外化。与南方“荒蛮”山川和人的天然性灵相异，北方“皇宫与城墙”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阴影至今㳽漫不散。
“朦胧”化的思维、心性、语言和行为方式，正是“匍匐于帝王脚下”者的精神特征，也是被人久远“强暴”和“阉割”的东方可悲先民精神的返祖遗传。从中国犬儒学界到西方某些“阳萎”或缺少“精神生殖”识别力的汉学研究者，对此都缺乏有深度的精神透视！！！不仅如此，还对真正的当代中国文学在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的传播，长期起到非常有害的历史遮蔽和精神误导作用，致使文化意义上的“自由精神”在世人眼中荡然无存！！！
面对这一现状，这些人至今一致保持“明智”的沉默、一致回避面对事物的本质、对“真实的中国”持视而不见的苟且态度。我不知道这些人作为“人”的生命尊严何在？！社会良心和自觉担当的精神何在？！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这才听到新一代“思想者”公然发出的新声！这一新的敢于面对公众“敞开嗓门”说亮话者名王怡，他持真正“独立”的精神立场、毫不吞吞吐吐地指出：“朦胧诗是专制的产品”！朦胧诗之所以能够在专制社会文化中受到容纳而得以“幸存”的先决条件，正是“政治参与了诗歌的筛选、审美参与了政治的筛选”！其中深藏着世人无从警觉和发现的隐形精神暴虐和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选择。
这是从新一代人中涌现的勇者之声！具有精神穿透力的警世之声！王怡所引滕彪的看法以为：“政治是权力的，但权力对语言的伤害，其结果并不一定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审美的。”政治权力确立了审美的标准，精神暴虐参与并撕裂了诗学。而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既是一种肤浅的认知、也是一种无知的介人。无论从任何角度，权势及权势依附者，都没有任何资格成为人类智慧的审判官！暴君在智慧面前理应自知羞耻！思想和言论受到严厉监控的专制社会，既抹杀和毁灭独特的思想和智慧，也产生不了真正自由的艺术。为寻求出路，就唯有向暴虐妥胁或与之同谋或变相合谋。
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代人放弃了高蹈“生命自由”的精神追求，也放弃了净化和拓展精神生态环境空间的努力，全他妈的在权力划定的“圈地”中你推我搡，全他妈的去仰仗“精神主宰”的鼻息、力争恩宠并全体一致地“朦胧”面对独裁者和极权主义！！！他们打出“纯文学”的旗号、宣称自己“超越政治”，事实上，在专制制度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的背景上，这些人自身也不会相信，有“纯文学”存在的可能！有持“超越政治”的立场存在的可能！要么你就“反叛”，要么你就“屈从”，除此别无选择！这种“文学”之“纯”显得非常狭隘和虚伪；这种对专制政治的“超越”，实际上只是个巧妙的遮羞托词，其本身十分可疑！我们在其中既见不出美学意义上的狂飙突起的震颤，也见不出高踞政治设限之上的精神俯瞰！这不是那类小心眼、小家子气、唯现实功利是图者所能具备的精神勇气、视野和境界。恰恰相反，他们所能具备的，正是心理上的羸弱、性情上的浑浊乃至独立人格的丧失！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
面对独裁者的踞高临下、颐指气使，有人必自尊、必轻蔑；也有人必匍匐、必含混。我们反对专制政治及其对人类精神的操控和蹂躏，也必反对自身在纯洁语言的自由之境中的自我失落、自我失踪！这里必有一份语言及其自由表达的维护和坚守，唯有精神妥胁和钻营投机者自我放弃！真正伟大的诗歌不拒绝对社会体制的质疑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真正伟大的诗人绝不放弃自己良心作出的抉择。不屑依附于党派的“小政治”，却决不漠视对社会和全人类而言具有普世价值的“大政治”。但丁是这样，屈原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真正的诗人都是“大政治”诗人！这样的“大政治”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伟大良知！
所以，屈原注定被暴君放逐！但丁注定被驱逐出佛罗伦斯！他们之受到“迫害”和“流放”，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对他们的精神生命品质的最高肯定！舍此，所谓“诗人”，其身影就苍白并令人厌恶；所谓“诗歌”，其精神必贫乏并受人鄙视。而这样的“诗歌”与“诗人”，必构成一个时代精神上的整体疲软与虚脱。无从产生一首举世瞩目的诗，也没有一部堪称伟大的书，更出现不了一个创造全新文化历史的人。在整个精神创造领域，差不多全是患得患失的知识菁英，一个个全身披挂上场，小心翼翼回避语言的锋芒。只顾被动防身，不敢主动出击。没有一个人向世界奉献出一份勇于言说的热忱，也没有一个人诚实面对自己在强权面前的怯懦。
正如前面所说的，这是些“没有过去时”也“没有末来时”的中国人，他们的脚下只有当下、只有今天、只有眼前的现实和具体功利。这一现实格局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历史投影，也是今天权势者与依附者的互设与共谋。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世纪，是各个领域都应该产生巨人的时代，而不是满目精神荒芜和遍地侏儒。在一个自由精神价值和独立文化人格都普遍沦丧、处于极度枯竭和贫乏的时代，我呼唤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全球性的文化意识变革和新的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