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历史本质上是民族文化史；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文化创生的过程。民族文化凋残了，民族历史就随之消失；文化的过程湮灭了，人就沦落为意义之外的存在。""如果民族文化被冷酷无情地埋葬，中华民族将魂飞魄散。"
袁先生如是说。吾深以为然。如果说自由是中华文化复兴之魂，那么民族文化则是民族之魂。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极力奉行毁灭中华文化的愚民政策，实质上等于毁灭中华民族！
"思想起自于心灵；思想的终极目标在于超越永恒和无限，为生命创造生存的精神理由。所以，思想由于超越永恒和无限成为通往自由的天桥，而思想着的生命才是自由的可能。"
袁先生此论恐怕会令有些人费解，如何证明思想源于心灵？没有思想的生命当然不可能有心灵的自由。吾以为痛苦使人思索，思索使人明智；是故思想家往往是心灵曾经历过极度痛苦的人。而能超越永恒和无限的思想家，那是人类的大哲屈指可数。一般的思想家达不到该层次，唯有居于人类思想巅峰的思想家，才可能有此等超越思想。
"人因心灵而获得追求意义的能力，并在追求意义中升华为精神的存在。自由便是供奉在人性之巅的意义之王，自由便是意义的极致。泯灭了对自由的热恋，人的心就同冰冷的顽石毫无二致；丧失了理解自由的能力，人就堕落为意义之外的存在。"
袁教授此处用哲学语言来阐述人生哲理，难免会被某些人指责为空洞大话。南郭以为曲高必和寡，阳春白雪自然比下里巴人更不易获公众认同；伟人之孤独由此而生。袁先生显然是个有着高贵心灵的思想者，有些人因为理解不了或出于嫉妒心或流于浅薄无知或出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是酸溜溜的讽刺几句，以便显示自已的高明，殊不知最终只会贻笑大方。
"只有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生命才敢于蔑视物性的戒律，挣脱宿命的铁链，创造属于自由人的命运。生命由此成为超越奴性的独立的精神，成为超越宿命的思想的存在──人因自由而高贵。"
说得何等好呵！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观之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正是基于这一高贵精神，古今中外多少志士仁人为自由不惜抛头洒血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唯有真正理解自由的含义者，才可能理解人的本质。唯有心灵思想灵魂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生命一旦绝对私欲，道德之花便在心灵间凋残。丧失道德的心灵，是腐臭阴暗的丛林，只有私欲的蛇群在其中寻觅物欲的腐尸。"
袁先生此论确属一语中的，自私自利道德伦丧者与行尸走肉无异。中共之极端自私自利，道德伦丧已登峰造级。这正是中共官僚特权阶层普遍如狼似虎疯狂侵吞国有资财，对百姓则心如蛇蝎的灵魂层次的根源。
"热恋与高贵的精神意境同在的自由，物欲诱惑的魅力才会枯萎。走出物欲俗艳的阴影，生命才会获得欣赏道德之美的灵性。通向自由的路与通向美德的路原本是同一条。人因自由而成为道德的存在。"
人的精神升华正是如此，贪恋物欲者不可能有高贵的心灵。要想在中共当权者中找出个心灵高贵者比登天还难；然而中国民运的志士仁人中拥有此种鄙视物欲自愿自觉追求高贵的精神心灵自由者却数不胜数，这正是中共必灭亡，民运最终必胜的根源所在。
"真理是思想的永恒主题，自由则是思想起点与归宿的重迭。在生命意义的哲学范畴内，不以自由为图腾的思想同真理无关；思想的天性在于自由。所以，只有不受宿命的铁律限制的思想过程中，真理才会如夏夜满天的繁星，灿烂升起。思想受到压抑的时刻，真理的群星黯淡；思想被囚禁的时刻，真理同自由一起悲泣；思想被残杀的时刻，真理便已经死去。"
袁先生这段话本身即是一首美不胜收的哲理诗。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过是用暴力谎言加恐怖强制让愚民政策下的民众顺从的。凡有强制思想言论自由之所便决不会有真理。自然规律正是道的最高表现形式，自由正是自然规律的应有之义，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理。
"撕裂有限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桎梏，超越无限与永恒，成为自由人──这是人心底里最深沉而炽烈的愿望。"
此处袁教授所讲的人，显然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人，是那些人类的精英。人来自何方又将何往，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为何？研究回答这些问题的学问即是宗教。陈泱潮先生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灵魂，肉身不过是灵魂的载体。灵魂不灭并非迷信而是真实。因此他提出了《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的新思想理论体系，令人耳目一新。
"唯有自由才能使人弃绝奴性，唯有自由才能使人高贵，唯有自由才能使生命与美德同在，唯有自由才是真理的创造者，唯有自由才能使心灵如永不停息的浩荡春风，在命运的旷野上，播撒超越宿命的希望。"
南郭完全认同袁先生上述结论。剥夺人的自由权实乃剥夺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人权。中共最邪恶的罪孽正是用国家暴力谎言加恐怖手段，持续强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心灵灵魂57年！剥夺国民身心思想灵魂的自由。
"只有自由思想的过程中，真理的星辰才会升起，精神创造力的锋刃才会灿烂如银。"
有自由思想未必一定寻得真理，但若没有自由思想则肯定远离真理。
"任何学说，即便是真理，一旦获得终极真理的皇冠，获得裁判思想的权威，它便立即沦落为真理的叛徒，和思想的行刑者。"
南郭认为真理只为上帝掌握，且真理的裁判权归上帝；上帝者即道、自然规律、如来也。学说只是人的思想产物，因而充其量仅可能接近终极真理。既然人不是神不可能高于上帝，那么人之思想的创造物当然不可能是终级真理，更不具有真理的裁判官的权力与地位。共产党将人之思想产物马克思主义用暴力恐怖谎言手段强行扶持为所谓真理，同时采取报禁言禁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因此共产党是真理的死敌。
"文化创造民族人格，而民族人格是民族历史命运的雕刻者。伟大的人格雕刻辉煌的历史，堕落人格雕刻失败的命运。"
袁先生此处的论述南郭以为不尽完善。民族人格者乃抽象空泛概念，若不落实到具体的个体，或不界定其范畴，明确其所指，确有论者批评那样的病理令人不知所云。民族精神是由组成民族的个体综合抽象而来。伟大的人格雕刻辉煌的历史倒能说得通。南郭以为所谓民族人格或民族精神之具体内容实与与之相应的时代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极权专制政体下的民众没有国格也不会有人格，更没有公民道德，也不会有令其自豪的荣誉感，而唯有奴隶人格,奴性精神。一旦推翻专制暴政，实现以人权灵本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则公民人格，恢复真正的中华民族精神指日可待。
"中国文化和中国命运的大悲哀正在于，近现代的中国文人整体上丧失了以创造性思维开拓民族命运之路的自信与意志，而作思想乞丐，向外部世界乞讨真理却蔚然成风──近现代中国文人愧对具有伟大文化创造力的祖先。"
南郭十分赞同袁先生此种看法。自尊自重自信甚至自恋才能自强，中共始终奉行自负自欺自贬之心态当然只能自弱。
"现代中国精神专制的暴君却是来自德国文化的理论。现代中国实质上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中国人都是精神的亡国奴，而中国文化的祖国随之沦丧；中国文化变成了没有故乡的孤魂野鬼。"
南郭以为此处袁先生之论有些偏激。中共及党化思维者全是精神的亡国奴故属事实，然而凡有自由精神的中国人则肯定不是。中国文化并未灭亡，只是被中共严重摧残历经毁灭性打击，但肯定有复兴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袁先生倡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才有意义。
"现代中国的精神专制达到了极致。其屠戮自由人性的凶残暴虐，其压抑思想自由的冷酷无情，其摧残文化精神的血腥铁腕，决非迄宋至清历朝可比。"
中共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者。中共因依靠流氓无产阶级起家，干尽伤天害理土匪强盗行径，因而特别害怕知识分子群体。因为知识分子有头脑有思想能识真假辩真伪易揭穿中共的虚假伪劣。反右一役中共竟然将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打成右派！另将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划为"中右"！（《反右运动档案解密》罗冰）这些中华精英人士被中共恶意剥夺了几乎一切权利整整二十年！毛之罪孽邓小平之"丰功"中共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孽如何清偿？
"马克思主义却是中国的思想乞丐们从西方乞讨来的最违背人性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仇恨和政治暴力的理论咏叹调，它允诺人们可以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任意发泄政治兽性；马克思主义是拜物教，它把人，把精神最终归结为物质，把人类社会命运置于不可更改的物性规律的阴影之下，人因此成为物性宿命的卑微的奴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通过绝对的精神统治，把人性变成兽性，把精神贬低为物欲，把自由的生命变成服从宿命和强权的奴仆，把人的心灵变成文化的荒漠。"
南郭认为马克思是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一例外惨败早已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破产。可是清华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却异想天开，突发奇想烂用民脂民膏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妄图借一百多年前的政治僵尸还魂来为摇摇欲坠的中共极权专制暴政输血，实乃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之举。共产社会的杀人如麻罪恶根源皆可追溯到马克思的所谓共产主义理论。苏联中国朝鲜饿死数千万人决非偶然，加上红色高棉杀人无数同样是出于纯洁社会建设共产主义之需。暴力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神论，唯物主义便是马克思主义实质。马克思故然在某些方面十分聪明，然而他在人性及物质本性宗教方面却相当无知。因而其共产主义理论根基本身系谬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全部理论早已被国际共运史证实为伪理论伪真理。毛泽东唯在厚黑阴谋论方面出类拔翠，哲学思想充其量仅是个三流货色，自然科学方面则是科肓，外语同样一无所知。故他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狗屁不通，他瞎指挥下的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空前绝后的巨大灾难。
"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精神统治，正在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中国从世界上消失。因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民族人格，已经远离了高贵的文化精神；因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的心灵，早已开始在卑俗的物欲和下贱的奴性中腐烂。"
袁教授此论一针见血。吾以为然，1983年我在吉大图书馆读过一部《苏联政治思想史》和一部当年剑桥大学1983年最新出版的英文原着《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该书是西方各国政治哲学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论文。尽管读得似懂非懂，当时我的感觉乃是：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若达大学水准，则苏联只有中学水平，而中国只有小学程度。亦即在所谓共产国度，实际上研究马列的水准低下，而资本主主国家的教授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深刻得多。近来精读陈泱潮先生写于三十年前的《特权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门外汉，吾以为陈先生是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有创新成果的一位。然而陈先生如今早已实现了自我超越,成为一个彻底的有神论者并首创了旨在救世救心的<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