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时，他跟着工作组打土豪分田地。他入了党，当了民兵队长，以后走走过场，又当上了村长。他说，那时村干部不敢贪污，最多是吃顿会议饭，多夹几片薄猪肉，不象现在的村干部每餐要去宾馆酒楼，还要叫小姐陪酒陪唱。
大跃进放卫星，村村虚报高产。他胆子不大，没敢说谎，如实报了产量，可领导吹胡子瞪眼给他一顿臭骂，险些撤了他的职。于是，他只好对上夸大数字，将亩产报到一万五千斤才算过关。但这可苦了百姓，政府拉走了全村的口粮，村民们吃糠咽菜。这是几十年来，他给村民做的最大“恶”事。但是，当时不虚报行吗？不坐牢，也得是右派。
四清运动，村干部都被关进了黑屋，工作队轮番审查，让坦白交待。作为村长，他是头号贪污嫌疑犯，黑天白夜地审讯，不让睡觉，最后他只得交待：自己从不买火柴，总是趁没人，在饭堂从每一盒火柴里抽10根，凑为一盒私用。最后，他补交了1元钱的火柴费，算是过了关，并成为坦白模范。
文革中，他吓坏了，分不清东南西北，连大字报也不会写。幸亏工作组中有个小李，有文化，对他也不错。他紧跟小李，求他一张张代写大字报，高呼紧跟毛主席。他是贫农，根红苗正，于是带领人拼命斗黑五类，成了革命先锋。70年代初，割资本主义尾巴，为自保，他带头将自家自留地里的蔬菜统统铲掉，受到了上级嘉奖。他的经验是跟紧党中央，宁左勿右。这让他混过了文革，保住了村长的宝座。
打倒“四人帮”，他更晕头了，连毛主席夫人都抓了监，谁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是得紧跟中央，他每天到大队部上班，逢人就喊：“打倒四人帮！” 真灵，公社党委树他为革命模范，大喇叭全公社表扬，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他最想不通的是拨乱反正，地富分子统统摘了帽儿，他们的子女也能参军上大学了，连地也分了，黑五类都经商赚钱了。这不是翻天了吗？几十年，他参加的土改和阶级斗争，难道都错了吗？当然，最后他还是想通了，因为这是中央的部署。
80年代后，风气变了，开始有人给他家送礼送钱了。什么招工名额、农转非户口、计划生育指标、开个证明，都成了来钱的路子。最明显的一件事，本村有个高中毕业生，要当村干部，一下送了他5,000块。进入90年代，变得更厉害了，干部要四有：唱四首、打四圈、跳四步、喝四两。他还是得紧跟，上级各层干部下来，他先得安排卡拉OK套房，敬名牌洋酒，找人打麻将，还得找小姐陪跳舞。领导走时对他说：“你村样样先进！OK！”
几十年，他见风使舵，村长当得稳稳当当，但最后一关他没过。今年选村长，村干部个个往镇长、镇书记家里跑，大信封里装上十万八万的。他没舍得送，想：和镇领导都是老关系，村长还能给别人吗？但最后，他到底丢了村长，连个村委也没捞上。家里人骂他：“谁让你抠门儿不送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