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的才子夏承光是六系抓的第一个学生反革命。夏承光本来就有点小名气，他是哈工大红色文工团舞蹈队队长，在舞剧中扮演雷锋，动作骄健舞姿优美，实属多才多艺。夏承光消息灵通思想活跃，文革初期传递小道消息宣传大民主，触犯了靠反右派起家的指导员田嫚玲。“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称夏承光为革命的“绊脚石”，还说绊脚石就是反革命。在这张大字报上面，田嫚玲名字下我们班有10来个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签字，徐秀芝署名其中。
徐秀芝是哈尔滨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留两条辫子，说话细声细语，看起来文文静静。彼此介绍过后我对她说：你的名字很温柔，和你的声音一样。她对我说，她不喜欢“秀芝”这两个字，太女性化，太软弱，但愿能以结实的字眼来代替。我说：那你就叫徐石头吧。她说：好哇！那以后，她就有了个最常用到的雅号“石头”。
石头是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是那种典型的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小绵羊”，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让所有了解她的人跌破眼睛。文革开始不久研究生班贴出一张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一时间全校范围内支持和反对的意见纷纷扬扬。直到校党委组织反击时，我才发现徐秀芝帖的那张“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大字报，观点是支持研究生大字报的。党的训服工具一疏忽站到对立面立场上，我想她一定对此很懊悔。为什么在打击夏承光的大字报上签字，我从来没有问过她，此举对她可谓天经地义。她所在的那个阵营中的人，几乎都采取了同一态度。
在召开批判夏承光会议前半小时，年级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我明确表态，夏承光有缺点，有错误，有个人英雄主义，对党组织不满，但他不是反革命。指导员对我说：对他错误的性质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会上如有不同观点不要当场批驳，我们会下再谈。 那次批判会我们年级一百多人都参加了，会议气氛从一开始就搞得很紧张，一些同学对夏承光采取政治上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我几次想跳出来发表反对意见，想想指导员会前的话都憋了回去。批判会开到中间，魏录元气冲冲地离开会场。 魏录元的行动使我震惊，他和夏承光关系并不好，平时对夏在班里的“嚣张表现”多有怨词，但在众人对夏群起而攻之时，他不落石下井还敢公开抗议，这表现确让我刮目相看。魏录元对什么事都有独立的看法，他从没入过少先队也没入过共青团，指导员曾说过，像他这种离经叛道的人赶在57年肯定当右派。我和魏录元不同，从小到大一直很得老师宠爱，入大学后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延着这条路本可以很顺利地入党当官，可是我思想改造走火入魔，总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闹得指导员和同学都认为我是个资产阶级意识很严重的人。我和魏录元都是那种对所谓的信仰叫真的人，文革时走到一起亦属必然。
在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革命季节，夏承光很快从绊脚石变成革命造反的先锋，徐秀芝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从此彻底脱离“老保”阵营，和夏承光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一起造反，一起革命。
月转星移，不到两年时间，毛泽东就利用幼稚的红卫兵，达到了打倒刘少奇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目的。之后，建立他一统天下的稳定政权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使命。在黑龙江，军工造反团率先夺了省委的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东北的新曙光”炎炎升起，哈工大的造反派跟不上毛泽东列车的急转弯，站在革命阵营的对立面。夏承光和魏录元不识时务成了反夺权的急先锋。结果是，他们造反一大圈儿，不仅没捞到半张交椅，反倒进了新政权的监狱。
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纷纷杀他们的回马枪，我和徐秀芝特立独行成了他俩的铁杆“保皇派”。那段时间我们俩担心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干傻事，穿梭似的往监狱跑。还记得黑龙江省公安厅监狱的小兵，有一次给魏录元送东西，一枝很大的丁香花夹在里面，那小兵心照不宣地向我点头，笑眯眯地拿过去，过后他还特意告诉我，东西送到了，是他亲手交的。有一次遇到徐秀芝中学同学刘佐文，他让我劝劝徐秀芝，别把违法的事情干得太过份。原来石头在给夏承光送的书上用针刺字，写什么“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就在前面”之类的话，还称当时掌权的造反派“新曙光”为“新鼠光”。刘左文说，她干了好多次了，最近这次本子上字都刻满了，再下去他也无法出面保护。刘佐文是新曙光造反团团长，工大革委会主任 ，这个权倾一时的人物还会暗中保护老同学可见其良心未泯。（文革后期，毛泽东向最后一批没有利用价值的“小将”下手，刘佐文下场很惨，不到30岁死于癌症。）
夏承光和魏录元在省公安厅监狱关了三个月，戴着“犯罪分子”的帽子被放回学校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我和徐秀芝“看破红尘”，从此融入逍遥派大军。
在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劣性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运动搞到后来内战打到小班，打到宿舍，很多不显山不露水的小人物，都被当反革命揪出来批斗。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午夜，我们宿舍里几个人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隔壁307室三个4系女生气势汹汹闯进来大声疾呼：赶快起床，赶快起床，你们房间有反革命！其中一个手里举着几张破纸说：这是谁丢到外面的，赶快交待，反革命罪证已经捏在我们的手中！
谁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我们班的另一个女同学陈明颍睡眼惺忪走到跟前，毫不在意地说：“是我丢到宿舍门外的，写点这个就是反革命，当反革命也太容易了。”
三个女同学开始讲述纸上文字的反动内容，其实不过是对学校停课，学生混日子发点牢骚。宿舍的人对她们的叫嚷很不以为然，后来陈明颖讲，那是朋友给她写的一封信，她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也没想留着，就撕碎丢掉了。三个人知道写信的人是本校学生周本虎，问明班级就离开了。陈明颖的爸爸是右派 ，对于她这样出身的人，文革中哪一派都不敢兜揽，陈明颖很有自知之明，从文革一开始她一直谨小慎微当逍遥派，但她对当晚事情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她和我们一样接着睡觉，睡前嘴里还嘟嘟囔囔的：那么小的碎片粘起来得花多少功夫，吃饱了撑的。
第二天电机楼出现批判周本虎反动思想的大字报，内容都来自那封写给陈明颍的信。周本虎名字被打上大红叉成了反革命。祸从天降作俑者何人？写信者本人？4系的几个女生 ？如果陈明颖不把信丢出去，或者丢得更彻底一点，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陈明颖是这么想的，也担起了这份责任。她没有杀回马枪，没有洗刷自己 ，而是陪周本虎挨批挨斗，最后把自己一生的命运都和这个低两年级的武汉小同乡连在一起。
毕业前夕魏录元和夏承光又被关进学校的拘留所。面临分配，我最后下决心和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分手，彻底登上魏录元这条危船。革命派都知道我已不可救药，轮番作徐秀芝的工作，让她杀回马枪。昔日的追求者苦口婆心来劝说，徐秀芝从未为其所动。其实我们心里比谁都明白，右派分子凄惨生活的例子在眼前摆着，受歧视遭白眼的待遇我们已经领受，我们选择的生活道路，没有前途，没有尊严，其影响不仅是我们自己，受牵连的还有我们的亲人甚至后代。到底是为什么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时，工大揪出的反革命已经太多，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早已失去新鲜感和刺激性。我们班的红色当权者想出新的点子。他们贴大字报宣布开会批斗夏承光，魏录元，特别注明：徐秀芝和赵凤梅陪斗。这着儿真灵，批斗会一反以往冷冷清清局面挤进不少人。会上班里那个掌权头目举手打徐秀芝，我站在那里不为自己难堪，反替那个动手的吉林同乡感到惋惜和羞愧。
班里另一部分同学成立个7，13 战斗队，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陈明颖，陈明颖被抄了家，几大本日记在男同学中传阅 ，她的暗恋者，她的追求者，她的全部隐私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天开陈明颖的批斗会，不少人对她大呼小叫，气氛比批斗夏承光，魏录元热烈得多。平时很老实的一个农村同学，竟操起条苕打她。那个同学把自己的初恋感情向党组织汇报被曝光，他举止反常是因为心里有气。我很明白，7，13战斗队的同学和魏录元，夏承光关系不错 ，陈明颖被当成转移斗争目标的工具和发泄怨恨的出气筒。
终于毕业了，夏承光，魏录元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被取消分配资格在校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我们三个未婚女青年（陈22岁，徐23岁，赵24岁） 被称为反革命家属，分配到哈尔滨阎家岗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后记：
一， 2000年大学同学周明陶到欧洲考察，我到旅馆去看他。回忆起大学时期的生活，我说：我最想见的同学是陈明颖，她很优秀，是曾经的时代和曾经的6265班错待了她。周明陶告诉我，陈明颖死了，癌症。我从旅店回来几乎一夜没睡，决定写点东西纪念她。2003年在国内见到大学同学胡玉明，他是魏录元最好的朋友，我们谈起陈明颖，他说，陈明颖是个悲剧人物，周本虎早她几年死的，也是癌症，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陈明颖曾对别的同学讲过：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情况，让她嫁给一个无论是能力和才华都远不如己的人。胡玉明作为曾经的7，13战斗队成员，曾托人向陈明颖道歉 ，不知她生前是否得到这个信息。陈明颖安息吧！ 如果人在死后还有灵魂，请你等着我，让我们在阴曹地府作朋友。
二， 我和魏录元先从黑龙江小县城调到天津，后来又出国到维也纳定居，生活是在吵吵闹闹恩恩爱爱中，磕磕绊绊地往上坡走 。魏录元是典型的东北大男人，他不习惯关心体贴别人，但总会努力为我为之，特别让我感动。那一年，他为一个小他25岁的女孩离家出走再不回来。他说，他已经不喜欢我这个类型的女人。我一下子变得昏昏霍霍，见到他的面就哭，还一个劲儿问 ：告诉我，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怎么了？
三， 和徐秀芝最后一次见面是1980年，我去哈尔滨出差没住旅店住在他们家里。我们在一起时总愿意互相问：我们年轻时怎么那么傻？ 1997年我和老公去上海旅游，那时徐秀芝，夏承光已从哈尔滨工大调到上海交大。在旅店我拿起电话犹豫多时没有给他们打，我和魏录元离婚后又结了婚，沧海桑田，想说的话太多，有外人在不说也罢。今年夏天回中国，胡玉明在电话里告诉我，夏承光和徐秀芝到他家做客，他们刚得了个中英混血外孙子（女）很开心，夏承光腰板挺直，60岁的人言谈举止还像原来那样。
徐秀芝，夏承光你们好！
2005年 10月 于维也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