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在镇压之初，江泽民和罗干进行过一次秘密谈话，江的要点是：
１“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什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２“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能压制住，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受任何（包括法律）约束，整死了人，不负责任。不信我就治不了他法轮功。”
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穷），肉体上消灭。”
４“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
1999年底，罗干已经按江泽民的指示将4名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重判有期徒刑。2000年，罗干又带着江的密令到各地口传指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就地火化等。罗干在各地转了一圈后才回到北京。
位于美国的“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和“自由中国运动”公开一份2000年5月中共秘密文件，文件命令警方不须逮捕证可任意逮捕法轮功学员。这份由吉林省公安厅和高级法院传达的文件说：“对法轮功……，打击力度要增加，一旦发现，予以先行抓捕后补办手续。”
然而江泽民在《国内动态清样》中仍然频频看到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甚至还有不少从北美、欧洲、澳洲和东亚跨洋而来的上访者。2000年10月，更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出“真善忍”或“法轮大法好”横幅，并有千人集体炼功的场面，虽然被警察通过殴打、抓捕、拘禁及时处理，还是引起江、罗的震动。
江泽民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军警、特务，和宣传系统，却似乎奈何不了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们，这使他恼羞成怒。江知道政治局里那些不赞成镇压的人已经在看他的笑话了。
陷入镇压法轮功的死胡同，使江泽民的心中隐隐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是如直接受到攻击的那种恐惧，而是像手持利刃却陷入黑暗中，不知自己的对手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向哪个方位出击。
自从1989年进京后，在一次次的权力争夺中，江泽民经常听曾庆红分析如何利用各类人的弱点。比如，想让刘华清就范，抓住他子女一折磨准灵；想让乔石下台的最好方法是和他制订君子协定，但自己不执行；薄一波是个希望把别人都踩下去，让自己的儿子爬上来的人，利用他整人效果最佳。江泽民知道只要抓住这些人的弱点，自己就可以掌握主动。至于江手下的人，更是容易摆布。有的爱财、有的贪色、有的喜权，江泽民都有办法摆平，让他们对自己表示效忠。
但是江泽民看不出这些法轮功学员到底怕什么，江对精神信仰的力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中共阶级斗争的旧式思维中。他搞不明白，尽管已经使用了中共几十年整人手段提炼出的精髓来对付这些人，比如谋杀、酷刑、谎言、洗脑、监控、株连……，为什么他们依然不屈服，他不懂他们到底图什么。不过有一点他知道，就是这些人很老实，奉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尽管镇压在逐步升级，面对种种的威胁、辱骂、折磨、监禁，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中，却从没有一个人还手报复或以任何方式诉诸于暴力，这让江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江泽民反倒希望他们以暴力形式反抗，这样就可以马上命令军队出动，如“六四”一样迅速“平暴”。
可是从不还手的法轮功学员，有时却有如神助。2000年10月份，大批法轮功学员去了天安门广场请愿，其中河南省南阳市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610” 警察遣送回看守所。那天十多名戴着手铐的学员一起被送进看守所，可是一进号里，十多个人的手铐同时脱落。如果是一个两个还可以说是偶然事件，十多个手铐突然同时脱落，那就难以用常理推测了。当时惊得狱警和其他犯人目瞪口呆，现场目击者见证奇事，也不敢难为法轮功学员了。后来有人把这事给报了上去，江泽民看了直冒冷汗，不敢多想。
由于镇压过于荒谬，“610”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一位原“610”警察在2005年逃亡到澳洲后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在610办公室，人和人之间总是半掩着嘴说话，声音尽量放小，一边讲眼睛还要一边四周的看，长期泡在这种气氛里，即使在公开场合，也习惯了这种讲话方式，好像永远怕别人听到、怕别人知道一样。鬼鬼祟祟，如同患了神经病。” “回到家中，失去了往日的微笑，取而代之的，是少言寡语，哀声叹气。”即使在公安系统内部，“610”也“成了警察队伍‘不务正业’的代名词。‘610的警察是神经病，不干正经事（不干警察份内的事情）’，大伙儿私下里都这么说。”
此时江所能做的就是用权钱加紧收买，给各地“610”扩编制、升级别，再保证充足的经费。例如2000年10月，中共将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处提格升为二级局（相当于副局级）－－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将原政保处和 “610”办公室工作合并起来，从而扩大了“610”办公室的编制，以加大打击法轮功的力度。在公安系统内，相当于处级单位的610办公室的权力比其他单位权力大。在省厅级公安部门内能称为办公室的单位，其职权范围是很大的，可以布置检查工作，并可对同级单位下发指令。但是可笑的是对内公开的人员招聘，应者无几，最后只好搞电脑硬性抽签指派。
然而中共的镇压机器像一台洗脑机，首先成为江镇压运动牺牲品的恰恰是这些可怜的镇压工具们。“610”新老成员每天都要自觉地学习江的镇压精神、看大量的对法轮功的诬陷材料，在灌输中不知觉中被洗脑。
就这样当执法者的最后一丝善良本性被彻底摧毁后，这些人恶的一面就极度地膨胀，这时就是江泽民的指示最能被彻底贯彻的时候了。然后就像一个训兽师奖励动物一样，江对他们再给以钱、权的奖赏。
江泽民规定“610”和劳教所警察的奖金、升迁、政绩等等个人利益要和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率紧密联系。于是对于“610”和劳教所里的一些警察来说，江泽民的指令，各级官员层层施加的政治压力，再加上利益的诱惑，一下子就冲毁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底线。这些头戴国徽的“人民警察”，在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时候，所需要的唯一搪塞自己良心的理由就是“这是上面的命令”。这些行恶的警察，实际上成了镇压开始后的第一批受害者。
整个国家就这样被江泽民拖入“人变兽，兽逞恶，恶伤人”的空前灾难，文革后稍许恢复的良知、道德、正义、公平等基本价值理念，在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再一次被彻底地摧毁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中国人守护着最后一条道德底线。
杀戮是江种种残酷迫害手段中令人发指的一种。法轮功信息中心统计显示，至2005年6月,通过各种渠道得以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的超过2500名，更有大量的不被外界所知的无名学员屈死于劳教所、“学习班”、拘留所等。
陈子秀之死
从曾被海外媒体广泛报导的“陈子秀之死”的案例，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在江指挥下的这场全国范围残酷迫害的冰山一角。
陈子秀是山东潍坊的一位退休工人。陈的经历坎坷，她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四年，三十七岁时，丈夫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丈夫去世不久，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母亲也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11岁。
2000年4月20日，从美国《华尔街日报》发出的长篇报导中说，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弃她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
第二天，陈的女儿张学玲在停尸房看到了她母亲惨不忍睹的遗体，她已被穿好了寿衣，并已做了美容，打开衣服，除去前上半身到处是大块的紫黑色印迹，只要能看到的部位，到处是伤，耳朵肿大青紫，牙齿裂开断裂，虽已美容整理过，依然保留着血迹，小腿瘀黑，背上有六英寸长的鞭痕。解开寿衣可以看到腹部肿胀，臀股及以下部位大面积瘀斑呈黑色，两腿肿胀。陈的衣服、褥子、内衣裤上面到处是血迹，沾满粪便，衣服几乎全部被剪破。凡此种种，均可证明为外伤致死。
害死陈后，地方警察声称陈突发心脏病，为正常死亡。当地政府还向张学玲勒索了2000元的看管费用，还要棉被和伙食费1000元。
将陈子秀活活打死的凶手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反而因此很快得到奖励和升迁。其中，潍坊市城关街办的邓萍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高新功被评为先进和模范。
陈子秀坚定不移修炼法轮功直至被害的消息在《华尔街日报》头版登出后，中国政府曾以“破坏公共安全”为名拘留陈女张学玲，并且其间派出所不准其夫探望。
华尔街这篇报导的作者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引起了海外对法轮功学员受到残酷迫害的关注。陈子秀事件在海外的广为流传，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江泽民试图在海外营造舆论支持对法轮功镇压政策的努力已经失败。
山东省自1999年一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罗干是山东人，镇压法轮功开始后，罗干受江指示曾多次亲自到山东督阵，并通过他的幕僚－－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积极推行镇压政策。
2000年4月，当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活活打死的暴行被她女儿张学玲通过《华尔街日报》向国际曝光后，罗干大怒，下令通缉张学玲。
2000 年12月，《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在题为“一个中国城市如何为掌控法轮大法而诉诸邪恶暴力”的报导中写道：“潍坊，中国－－这个中国华北平原东部的尘积的公寓小区与拥挤的街道交织在一起的城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无足称道，但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本地警察经常将其居民折磨致死。……根据人权团体的报告，在全国13亿人口中，山东省潍坊的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1%，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却占全国的15%。”
潍坊是个坐落在中国东部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地级城市。2000年9月30日和2000年10月30日，罗干分别两次亲临山东潍坊，住在潍坊安丘坐镇指挥。从1999年7月开始截至2004年2月潍坊市已核实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有30人，居全国地级城市之首。这与罗干多次亲自到山东督阵镇压有直接关系。
2000年10月，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发生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恶警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罪犯牢房，此事件在国际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2001年2月对妇女酷刑特别调查报告中指出：“罗干对马三家将18名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室的行径是知情的。”这是对江指示“要加大迫害法轮功的力度” 的具体贯彻。
九岁女孩被轮奸
还有太多太多怵目惊心的事情。其中一位长期滞留在北京上访的吉林刘女士说了她被关押在昌平精神病院的三天经历。2002年夏天，她第一次到北京上访，被警车带到了北京昌平收容所，因为抗议抓捕又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刘表示在这个神经病院中她自始自终没有看到过一个医生和护士，她看到里面关的大都是上访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精神病院中除了警察就是打手。他们都拿着皮带，如果谁稍微做得不好，皮带就会飞舞而至。被关押的人不可以自由移动，但是打手们可在任何时间自由出入她们的房间。她进了三道大铁门后就直接被关到了房间里，根本没有一个医生检查。
她在昌平精神病院里的房间里一共被关了三个晚上。到了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大头、长毛、还有一个说话吐字不清楚被称作哑巴的就到她们的房间来轮奸一位九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一起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里，她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竟然晚上还要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地轮奸折磨。女孩被摧残得惨叫声揪心裂肺。房间里没有人敢出声反对，恐怖得就像人间地狱。
刘女士说读过了《九评共产党》中的几评，但感到《九评》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程度的描述还远远不够，她说在那里的每天晚上自己都是在极度的恐惧和惨叫声中熬到天亮。
前“610”官员的见证
关于酷刑折磨，2005年6月在澳洲投诚的前“610”官员郝凤军描述到，“我赶到单位开车和另外一名女民警前往天津市南开分局看守所，当我们二人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天津市南开区二纬路）后看见法轮功学员孙缇坐在提讯室的凳子上，眼睛被打得成了一条缝，当时审讯她的警察是国保局“610”办公室二队的队长穆瑞利，当时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根带有血迹的螺纹钢棍（直径1.5公分），审讯桌上摆有一个高压电棍。”“她转过身去撩开上衣，我被惊呆了，她的后背几乎没有皮肤颜色了，全是黑紫色的并且有两道长约20公分的裂口，鲜血在慢慢的往外渗。”“一个警察用一条半米长的铁棒打她。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知道我自己没法做这份工作。”
7.20后，大量上访法轮功学员被劫持，郝说“带到我们所里的是三个女学员，大约都在四、五十岁的样子。她们三个人全部由所里的刑警组去审问，在这十几天的审讯中，我每到所里去上班都能听到惨绝人寰的喊叫声，……后来我听刑警组的同事告诉我，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择手段让法轮功学员张嘴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
关于谋杀，6月9日澳新社报导，第三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中共公安人员证实，他亲眼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他所在的公安局被折磨致死。这位官员通过澳洲堪培拉著名律师克拉瑞（Bernard Collaery）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晚线栏目（ABC's Lateline program），“他听到警察局中的毒打声，赶去干涉，他被告离开，于是，他上楼去。他的良知受到打击，于是，他回到楼下，说，‘必须停止’。”之后，他看到受酷刑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他看到那个裸体男人的头倒在椅子中，双腿伸开，很明显已经死去。他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
从1999 年7月20日迄今，有超过十万名法轮功学员未经审判便被送进劳教所内，其中包括有怀孕妇女、老人、及幼童；五百多人被拘禁，其中最长刑期达18年之久；有数十万名无辜的居民遭到羁押，几乎全数遭受不人道的待遇。令人震惊的是，有一千多名学员被羁押在精神病院里，被施以损害神经的药物，备受折磨。到2005 年6月，已核实的就有2千5百多人死于监禁，更有不可计数的人仍下落不明。这场浩劫的深度和广度至今还难以估算。
2.未遂的暗杀
江泽民的妒嫉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太强的妒嫉心最后转变成仇恨，并且做出很多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
江泽民刚进北京的时候，竭力讨好所有的人，见了体委主任伍绍祖就侃体育新闻，什么拳击、勾拳、棋艺，后来江泽民大权在握，伍绍祖就因为同情法轮功而被罢了官。江泽民初到邓家时一脸谦逊地向大明星刘晓庆讨教电影艺术，后来地位巩固了，对于刘晓庆以前拿他开玩笑的事情就进行报复，把她关起来，所有房产给卖掉，还要巨额罚款。江说只给刘晓庆留下一条命。至于邓家亲眼见过他那些丑事的服务人员都被调去了偏远地区，连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也都被整了。
江整人并不是外界想像的蓄谋已久，他还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江下狠手清除若干政敌，原因往往极其简单：或者是什么时候顶撞了江，或是和江看好的女人走近了一小步，或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了江忌，甚至或是什么都没做，仅仅因为让江感到不舒服。
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江不顾一切人的反对而坚持着，虽然在表面上扔出一堆站不住脚的说辞，但实际上是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在江泽民企图用减少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条件引渡法轮功创始人未果后，就由曾庆红向特务部门秘密下达了暗杀令，由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联合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组，专门负责搜集法轮功创始人的行踪，招募、训练杀手，准备暗杀李洪志先生。
2000 年12月，江获悉法轮功创始人准备到台湾讲法的消息后，即由曾庆红秘密派人与台湾的黑社会组织秘密接触，并开价700万美元重金收买杀手，准备暗杀行动。由于法轮功创始人早已了解他们的动向，最后时刻才宣布改变赴台计划，致使江白白花了冤枉钱，气得江泽民曾庆红咬牙跺脚。
不甘心的江泽民曾庆红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给特别行动组下了军令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法轮功创始人。对此，江泽民向特务部门下达密令，由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联合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组，招募训练一批亡命之徒。这个行动组的宗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乃至生命制造事端，栽赃陷害，误导舆论民意去敌视法轮功，并寻机暗杀法轮功创始人。江泽民特批50万美金招募由妇女组成的“敢死队”，仿效“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把她们训练为“人体炸弹”，准备派遣到美国，等法轮功创始人参加学员心得交流会时，装作法轮功修炼者、靠近法轮功创始人，以身体引爆。
不久，在2001年香港法轮功心得交流会前，江泽民得到密报，法轮功学员将在1月13-14日在香港举行会议，法轮功创始人将在1月14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江泽民立即下达密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这次在自己地盘动手的机会。于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家安全部及公安部三方联手，立即制定了一个代号为“114”的暗杀行动计划，当时东南亚和北美等地的中共海外情报机构都进入特别状态，香港及澳门几乎所有的黑社会集团均被中共威逼利诱而涉入暗杀行动。此计划指定由港澳地区黑社会集团实施直接暗杀，这样就可以避嫌。对此秘密的安排，江泽民自信万无一失。香港法轮功心得交流会刚开始时，等候法轮功创始人出现的杀手暗自心喜，认为万事具备只欠领赏。
但1月14日法轮功创始人迟迟没有出现，特务们焦躁不安起来。最后在修炼体会交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突然向所有与会者念了法轮功创始人从美国发给大会的贺词，暗杀又一次落空。消息传出后，江泽民与曾庆红半天没缓过劲来。法轮功创始人发出贺词之时说，这封贺电对“某些人”打击会很大。
这时，暗杀团才知道法轮功创始人已经洞悉刺杀阴谋，江泽民极为得意的这个暗杀计划全部泡汤。
江泽民的妒忌与暗杀阴谋，却没有能阻止法轮功创始人影响力的上升。2001年，《亚洲新闻》（Asiaweek）在数个月的讨论之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被评为当年亚洲区最具影响力人物，而江泽民仅仅名列第四。《亚洲新闻》指出，法轮功在短短九年之间，迅速在全球吸纳数以十万计（数字被远远低估）中外习炼者，即使面对中共当局强力镇压，法轮功影响力仍有增无减，即使李洪志先生甚少公开露面，但仍深受法轮功炼习者的拥戴。
多次刺杀未果，江的心里开始胆战心惊。江的别动队也一个个莫名其妙接连遭遇车祸等意外事故而最终解体。刺杀阴谋最终不了了之。
自从2003年洛杉矶法会之后，法轮功创始人几乎每次美国大型活动都参加，而且长时间回答问题。
自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经常受到中共特务的骚扰、威胁甚至暗杀。据海外媒体报导，最近中共控制的最为严密的两个部门驻外使（领）馆（海外）和“610”（国内）中两名专司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陈用林和郝凤军弃暗投明，逃往澳大利亚，并揭露中共用见不得光的方式迫害法轮功的内幕种种。
陈用林证实说，澳洲有近千名中共间谍。郝凤军证实了陈的说法，他说中国有强大的间谍网络在海外运作。陈同时揭露中共对当地法轮功的政策有16字方针，即： “针锋相对、主动出击、争取（澳洲政府）支持、赢得（澳洲公众）同情。”从他们提供的线索可以证实，中共将国家恐怖主义之手从国内伸向海外，实施群体灭绝犯罪。
澳大利亚时代报（The Age）2005年6月8日报导，中共大使馆为了破坏法轮功的活动而采用了多种间谍手段，如监视、大规模窃听电话甚至私入学员住宅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墨尔本女发言人安娜．瑞莎卡（Ana C. Vereshaka）说，中共曾私自闯入她在伯尔文（Balwyn）的住宅，并窃走了法轮功的传单。
中共在海外针对法轮功的所为都是为挑动制造恐怖气氛，与搞暗杀是同一个目的。
3.华莱士专访
8月15日，江泽民安排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和摄制组一行8人在北戴河的采访，为江泽民出国造势。华莱士由此而成为美国电视界第一个采访江泽民的人。在此之前，华莱士的节目组已经为此申请十多年。
采访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节目将在江泽民访美前夕的9月3日晚间播出。江泽民想尽量装成一副高调的样子，表明自己采访的目的是要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他说， “两国关系呢，总的说来不错”。但华莱士并没有太大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这样的调子像一个十足的政客，这里面没有坦诚。
华莱士也尖锐地提出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江说：你描述中国的样子时就像《一千零一夜》听起来那样荒唐，我们有人大选举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委员会有政治局，政治局有常务委员会，我是常委之一。除非所有常委同意，否则不会有任何决定。
江泽民为了表现自己的同时却忘了最基本的一个常识，那就是全国人大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选举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基本的公民常识，作为当时三位一体的最高当权者，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的基本概念，连自己坐在什么位置都不清楚－－只认为自己就是当了“皇帝”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中共中央的决定也不需要所有常委同意，镇压法轮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七个常委六个不同意镇压，但江一意孤行。
华莱士问：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他们国家的领导，但你显然不相信由中国人民选出你们的国家领导？
江答到：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江泽民在这里混淆了很多概念，其实他应该清楚，他是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选举出来的，而他就是手握“橡皮图章”的独裁者。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选举过他。
他用中国“特殊国情”所作的辩解，与半个世纪前的中共自己的言论相比，成了绝妙的讽刺。
65年前，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有过这样一段：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1939年2月25日）
5 年后，《新华日报》还写到：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1944年2月2日）
但现在江泽民却忘记了共产党当年的诉求，可谓数典忘祖了。
华莱士又问：那为什么中国是一党国家？
江的回答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反对党？
按照中共自己50多年前的理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华莱士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我们认为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有关连。你为何担心新闻自由？
江答到：媒体，应该是党的喉舌。
对此，1943年9月1日中共媒体曾指出：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此外，《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说，“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50多年后，江希望自己以“开明”形象出现在西方媒体前的时候，抱的陈词滥调甚至不如共产党当年的理论。
当然江最出洋相的是他对法轮功创始人的诬蔑之辞。
华莱士表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局要迫害法轮功团体。“他们炼功，相信精神生活。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你们如此担心法轮功，需要虐待、逮捕、杀害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说李洪志先生自称是释迦牟尼转世再生，也是耶稣的转世再生。他说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地球即将爆炸，法轮功已经造成数千学员自杀。
江自信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他知道在西方最容易引起仇恨与误解的话，大概就是去冒犯耶稣基督了。但是，法轮功创始人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是释迦牟尼耶稣转世。
法轮功创始人更没有说地球要爆炸。事实上，法轮功创始人在98年多次面对数千人讲99年很多传的地球大劫难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至于说多少人炼功出问题，事实上在99年之前中国高层已经进行了至少三次大范围的调查，发现法轮功对祛病健身很有效，因此一直没法进行打压。1999年镇压之后，江泽民控制的喉舌媒体出现了1400例的说法，说有1400人因炼功死亡。1400例当然是当局一手编造，肆意夸大的。可是，现在到了江泽民口了，自杀的就成了几千了。
法轮功练习者数以千万计，7年即使有1400人死亡，每年200人，也远远低于中国正常的平均死亡率千分之六。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1400例，不仅没有说明法轮功的问题，反而证明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
通过这次专访，人们显然没有看到江的“英明形象”，更多的是无赖与信口雌黄。必须指出的是，江泽民在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华莱士说这些谎话的时候，是盗用了中国的国家信誉诋毁法轮功，损害的是全中国人的声誉。
4.千禧年峰会遭遇法轮功
9月的纽约因为世界首脑高峰而显得倍加热闹。
纽约警方资料显示，首脑高会议期间已经获得批准有90余场抗议示威，有至少10场是针对江泽民的。从江泽民到达纽约至九月九日离开，抗议队伍如影随形。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要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
世界各地的一些法轮功学员都集中到纽约来“欢迎”江泽民，人数约两千人。除了来自美国30多个州外，还有加拿大、欧洲、澳洲一些国家。纽约街道上到处可以见到身穿黄色T恤、上书“法轮大法”的学员在活动。法轮功的大规模活动从九月五日开始。这天他们在全纽约的六、七个地方集体炼功和派发传单，除了在曼哈顿江泽民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和其他像征性地区外，还深入华人聚居的三个唐人街。
黄T恤一时风靡纽约，成为纽约的秋日奇景。
九月六日中午，一千多名学员开始了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游行沿第三大道北行到联合国哈玛绍广场，前后占据八条街口。
这是一年多前法轮功遭镇压后，学员不断在美用集体炼功进行请愿后，第一次出现的游行场面。这一天，他们还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的“致江泽民公开信”，要江泽民倾听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的呼声，要江泽民了解数百万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
一位身穿黄T恤的法轮功学员巧遇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先生，市长先生看了看学员黄T恤上的呼吁：“CHINA: STOP PERSECUTING FALUN GONG”（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后，对学员说：“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你们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请愿却怕得要命。为了躲避法轮功学员，中国官员使尽了浑身解数。江给纽约警方压力，在某些地方不准法轮功学员穿黄T恤。据报导，江下飞机后去酒店的行车路线是分装在几只信封内的，到接近转弯处才能拆开，权充“锦囊妙计”，真可谓费尽心机。即使这样，和平诚挚的法轮功学员还是着实让他“惊”了几下。
8日中午，江正要离开在渥尔道夫酒店内举行的一个午餐会时，一位法轮功学员走到离其一米远的地方大声呼吁：“请释放法轮功学员！”当时在场的许多媒体的记者和中方人员，都清楚地听到了这位学员的呼吁。江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顿时脸色大变，巴掌不自觉地举了起来，身体颤抖不止。
8日晚上，江从纽约林肯中心听完音乐会从后门出来，准备和从前门出去的车队到某处会合。在此之前，曾发生中国自由民主党8名人员在主席倪育贤带领下，集体买票进场，于8点准时入座于贵宾席后面的Ｐ排中间位置。音乐会第2个节目《春江花月夜》一结束，在观众掌声中，8名人员站起来鼓掌。这时观众发现他们穿的是清一色的白底红字Ｔ恤，胸前是“废除中共一党专制”8个大字，后面是 “江泽民是大独裁者”。顿时全场惊愕，肃静约半分钟后中共总领事张宏喜等方如梦初醒，紧急指挥亲共侨领梁冠军、花俊雄等起哄围攻这8名自由民主党人。
惊魂未定，江就在他车队的第一个转弯处，看到法轮功学员迎面高高举起一面横幅，上写斗大的英文字母：“Practicing Falun Gong is a Right.（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江看后顿时身体猛地往后一仰，浑身哆嗦。车里有人看了一眼横幅，就赶紧把头低下来。
9日在江离开纽约之前，法轮功学员得知他在35街的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内，立即有数十名学员前往，有的在街对面炼功，有的举着“停止镇压法轮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标语牌，表达学员的心愿。中共使团官员使出“声东击西”的办法，想让车队虚张声势从正门出发，而江从侧门溜出。可是没想到，江的车一出来，正遇到四位法轮功学员打着一面横幅，上面用英文写着金光闪闪的“法轮大法”。等车一转到第一大道和35街处，法轮功学员举着标语牌及炼功的场面又出现在江眼前。
这几天，江似乎怎么逃也逃不出法轮功的“包围圈”。
5.大骂香港记者
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大记者”面前谈笑风生，三个月之后却在香港“小记者”面前吹须瞪眼。事实上正是香港记者这次采访，捕捉到了江泽民的本来面目。
十月二十七日，江泽民当时在会见前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时，因不满香港记者的提问，罕有地当面训斥在场的九名香港记者。
香港女记者在北京采访行政长官董建华向江泽民述职时，询问江泽民是否“钦定”董建华连任。江勃然大怒，甚至语无伦次地操用了广东话及英语大骂香港传媒提问过分简单、幼稚，并且用英文对记者说:“You are too simple, too naive.”“I am angry!“历时四分钟之久。
江泽民大声指香港记者水平低，比不上华莱士。江说：“你们（香港记者）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的质素高到哪去呀？我跟他谈笑风生。”看来江泽民颇为自己在“六十分钟”节目里接受华莱士访问时的表现自豪。当时华莱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这大概让香港记者羡慕不已。但这次华莱士恐怕要倒过来羡慕香港记者了。这位“身怀绝技”、“久经杀场”的“老将”在专访中未能“彻底剥掉”这位暴君华丽的“外皮”，让江泽民在世界面前“跳” 起来。这一点却让香港的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轻易做到了，这不能不是华莱士的遗憾。
江可能不知道在自由、民主的国家，记者向来被视为“无冕之王”。因为新闻自由对民主政治既是一种保护机制，又是一种监督机制。华莱士之所以知名，是因为他在记者生涯中，以他敏锐的观察、尖锐的提问挖掘了许许多多原先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新闻。他本人既是新闻自由的体现者，又是新闻自由的得益者。如果没有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就没有华莱士这类“高得多”的记者。
反观江治下的中国大陆记者，除了被逼跪着，尽力配合江欺骗，维持法轮功的镇压外，又能如何能“高水平”起来呢？
江泽民在香港记者面前耍了一遍威风之后，大约也察觉了自己的失态，于是，又指着记者们警告说，如果他们的报导有偏差，后果要他们自己负责。
事后香港传媒对江泽民的训话均表震惊，几乎所有的日报均以显著的版幅报导此事，说江泽民“发烂渣”。
江泽民此次在公众面前暴怒后面是否还有别的隐情？是否是因为今天的江泽民已无从前毛泽东、邓小平的威风，在中共领导核心内一个人已玩不转？是否因为江泽民的权威受到挑战，他连曾庆红那样的亲信都无法补正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记者问他钦点特首时触动了他的心事，不由得升起一肚子的无名火，发到了香港记者们的头上？还是因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实在是内外交困，按捺不住，顾不得“领袖”脸面而在众人面前歇斯底里？答案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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