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噩运就开始了，共产邪党兴起公私合营运动，爷爷辛苦经营的济南市德大茶庄被共产恶党夺走。全部产业有二层楼门面的茶庄，还有二十多间大瓦房及全家一切物品。我们全家被赶出茶楼，爸爸只能到一家酒厂打工维持生活。
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也横扫着我的家，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又被邪党戴上“逃亡地主”、“资本家”、“三反、五反分子”的帽子拉出去游街、批斗。当年恶党头子毛泽东有一句话叫“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教唆、挑拔群众斗群众，红卫兵打、砸、抢，闯进我家，掰开馍斗找金钶子，把家里一切东西再次抢走，就连酸菜缸、盐菜缸都捞个净光。
我那年轻的母亲经历了许多磨难，为了替年迈的公婆受罪，被邪党无辜关押三个月之久，后来家人用钱把她赎了回来。一次在批斗会的台上，母亲头上戴着高高的写着“地主婆”的大帽子，带着一双小脚已经跪了一上午了，又被一个造反派一脚踢下台，被台下一个好心人接住才免于一死。年轻的小妹被剥夺了工作，又每天眼睁睁的看着家人被批斗折磨，整天躲在黑屋里不敢见人，最后终于被吓疯了。政府不让我哥哥和两个弟弟在城里吃闲饭，他们都被赶下乡。叔叔怕被红卫兵打死逃亡他乡，至今杳无音信，我被送人逃生，剩下五口人被划为贱民赶到乡下。
这样在乡下又继续被批斗，恶党不许儿女看望老人，让子女与老人划清界线。听说生产队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只发放一土篮子玉米棒、一篮子地瓜，说是给他们全年的口粮。赫赫有名的茶庄老板──我的爷爷又冷又饿，天天被批斗，最后老两口双双离开了人世。后来，我的父母直到临死也没能摘掉“地主份子”的帽子，好端端的十口之家唯有我是幸存者。
十岁的我被送人逃生，改名换姓做了贫农家女儿，但就是这样我也没能逃过噩运。二十一岁我嫁给了一个工人，生了一个男孩，丈夫知道我原本是“地主女儿”时，怕受牵连，他看我没什么文化，又是家属，决心不要我，他三天两天找茬打仗，逼我离婚。抓阶级斗争的党支部书记给他出谋划策说，隐瞒地主成份，孩子可能也不是我丈夫的，大造舆论，无奈我被迫回到山东老家。等我再抱着孩子回来时，恶党书记已经给他找好对象等我倒地方。丈夫加紧威逼，提出了一个残忍的要求，让我剁掉手指来证明我的清白，不管我的死活，把我的手按到菜板上，拿起菜刀狠毒的剁掉了我的左手小手指。当时没有亲人帮我，狠心的丈夫扬长而去，我又没钱上医院，我的手、心都在流血，有谁给我作主啊！自杀没死了，孩子在哭着，我真是活不起，死不起。为了孩子还得活着，二十三岁的我抱着不满二岁的孩子离开了家，到哪里去？只求有人要我，我和孩子不被饿死就行。就这样我嫁给了比我大17岁的一个老头，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至今我也无法领他回家。
在家属队工作期间，恶党又对我进行迫害，食堂米、面常丢失，我又是食堂会计，出身又是地主，偷东西之事自然落在我身上，邪党书记说：“地主女儿想反天，偷公家米、面，而且帐目不清。”大字报满天飞，恶党书记又派人到山东老家去调查，就准备随时把我拉出去斗争，因为我太小送给人家，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试想一下，我的家庭遭过恶党五次迫害，我饿死也不敢偷一粒米呀。这次回到老家劝弟弟退出中共党团组织，弟弟说：“姐呀，共产党咱可惹不起，那次运动抄了咱家，你不要忘了是恶党害的咱家破人亡啊！”
2005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