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 年发表的预言专栏中，珍妮说，1963年将标志着俄国和红色中国的关系破裂。在那以后几年的时间之内，红色中国会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入侵苏联。“看起来好象是细菌战”，她说道，“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和俄国会站在同一边去对付共同的危险。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俄国将要明显的从一个亚洲国家变为一个欧洲国家，尽管赫鲁晓夫要继续耍一些花招来把事情弄得很混乱，以便他能获得时间来作一些调整”。赤俄与红色中国之间的疏远现在已成了历史，但珍妮所描述的入侵似乎没有被公开证实过。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有许多规模不大的战争都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因为交战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要对那次战争保持沉默。(但中苏交恶时，中国民间确实有过中苏打过一场未被公开的战争的传言，说苏联“吃了哑巴亏”，言下颇有些得意洋洋和幸灾乐祸的味道。)
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的突然大改组使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府官员们深感意外。然而，对于珍妮·迪克逊，话就不能这样说。她在前一年的12月里就已经预言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很快就会被废黜。
在1963 年发表的预言专栏中，珍妮写道：“我看到在1964 到1967年这一期间内，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都有很大的危险。这一危险会因为一位俄国新领导人的上台而变得更为突出。这位领导人将会在未来的18个月中代替尼基塔·赫鲁晓夫主席。对我们来讲，他远比赫鲁晓夫更难对付。他已经在和苏联、中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阴谋毁灭我们，但他不会成功的。”正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赫鲁晓夫作为共产党老板和总理的职权，已经在10月的大改组中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来分享了。
就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大改组的同一天，红色中国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珍妮·迪克逊可以就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再次说道：“这是我告诉过你们的呀。”
在露丝的1963年新年专栏中，珍妮警告说，共产党中国很快就会有资格成为“核俱乐部”这一独一无二的世界组织的成员。随着1964年10月在中国的核爆炸，红色中国自动加入了俄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行列而成为五个核大国之一。珍妮还预见到，那以后不久，中国会出现上层人物之争，全国陷入一种空前未有的混乱。个人独裁、不可思议的崇拜异常高涨，一大批领导人被逐出权力机构，十几亿中国人几近疯狂。直到十年之后，一场大地震发生，北方一座城市毁灭，那个神秘人物随之而死，这场混乱才逐渐平息。这些描述实际上就是对1965年以后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精确预言。
1967年5月初，当珍妮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座教堂里谈话时，周围的人们突然暗淡模糊起来。珍妮开始看到刚来美国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丽鲁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 的影像。她的影像逐渐变大，直到占据了全部视野。她的周围阳光灿烂，在她后面，珍妮看到男男女女组成的绵绵不断的人流，慢慢的沿着叛逃之路移动下来。从这一影像，珍妮知道她叛逃西方将意味着许多人、特别是东欧人的生命转折点。
几天以后，珍妮把自己看到的影像以及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她的一个好朋友海伦·高丁(Helen Gaudin)，因为珍妮认为这是人们回归到上帝意愿下的和谐。
又过了五天，准确的说是1967年5月17日。珍妮看到的人流中的第一个正式沿着叛逃的路过来了。那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说，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向布拉格政府递交了他的辞职信，并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
两周以后，在5月31日，一则机密情报被一家报纸泄漏了出来。美国国务院紧接着部份的确认了，匈牙利大使馆的新闻秘书兼匈牙利情报部门高级官员欧恩·贝尔纳特(Erne Bernat) 已于4月21日叛逃美国，他的叛逃属于绝对机密。
同年6月28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故事证实了从东方来的一个叛逃者。报纸报道说，1966年12月逃出中国的音乐家马思聪教授，在一本书中痛斥北京政府，指控北京政府以残暴的运动来对付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知识份子。
然而，到那时为止的、对共产主义事业最大的打击发生了：苏维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叶甫根尼·荣基上校(Colonel Yevgeny Runge)，于10月10日叛逃到了西柏林。波恩政府的一位官员自豪的宣布说，他是“迄今为止来到我方的最知情的共产党间谍人员”。他也是少数几个成功的渗透进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安全盾牌的间谍之一。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62年到1967年
预言兑现的时间：从十来天到十来年
预言的可信度：很高。绝大多数发表在大报的专栏文章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