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是一场“革农民命”。今天，在广泛谈论“势势群体”、“新贫困阶层”等问题的时候，人们必须清楚，农民这一贫困阶层，不是什么新的贫困群体，不仅仅是江泽民改革的受害者，1949年以来，他们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受害者，一直是|“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反右运动、文革浩劫，这些广为人知的政治大灾难仅仅是农民遭遇的苦难之一，而农民在这些灾难之外，一直生活在更多的灾难之中。 3000多万人的死亡，几亿人丧失公民权利，这种奴役是空前绝后的。遗憾的是，对中国现代农奴制的反省一直没有成为显学，因此，反复申明这一真相，应该是汉语思想重要的理论责任之一。
一、 意识形态：重工主义与重农主义
首先要说明一个理论问题：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项目是通过农业的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这种重工主义是否和重农主义传统相矛盾？
问题在于：中国农本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有论者说，中国传统农本论有三个思想：一为人类生存提供衣食之源。二为军备国防提供物质保障。其三为国家财政开通税收来源。事实上中国的农本思想从来不是以农民或者农业为本的思想，而是以农民、农业为“重要手段”的思想。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产业机会主义，其目的是维护统治的安定、是农战，是国家稳定的收入。因此，中国实际执行的是官本思想，在官本利益不变的前提下，任何可以强化官本利益的“产业政策”都是可以采取的。对于官本主义来说，发展重工业和种植鸦片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大工业的偏执观点为落后国家“迎头赶上”的心态（也和“认定胜天”这一灾民传统相联系）提供了“科学”支援。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业化运动不等于放弃了粮食工具主义传统，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重视”。“农业是基础”，这一理论意味着以更少成本强迫农民生产更多粮食的政策，而与重视农民利益没有任何关系。这重工主义思想与传统的农民工具主义一脉相承。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党就是一个特殊的“农战组织”，其基层生产单位“产生队”是一个集强制工业化和强制农业化双重目标于一身的“军事组织”。当然，这一经济动员是在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武装下进行阐述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落后国家取得实践，这一“反马克思主义”问题是别有趣味的。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实现的这一结合实际上是工业灾民理论和农业灾民运动之间的结合，由于灾民理性的某种共同特质，使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可以视为工业灾民主义。曼彻斯特时代产生了大量的贫困工人（工业灾民），工业灾民理性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以及社团主义的政治学、暴力价值观念，与农业灾民理性没有本质区别。不仅如此，工业灾民理性为农业灾民理性提供了乌托邦理想，提供了改变灾民困境的组织手段和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它为农民造反以后的新国家的利益提供了“科学”的恩人专政理论，因此使国家利益及其扩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合法性”。
正因为如此，现代农民反抗不再是流民和灾民的结合，而是激进知识分子和灾民的结合。这一结合注定了“中国革命”的两个社会后果：第一，从农民革命到革农民的命（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年代）。第二、从文化革命到革文化的命（从五四运动到文革）。
显然，20世纪初的自然灾害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延安道路也说明，在灾变严重地区出现的革命力量所具有的传统特征。不过中国革命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战争。引人瞩目的战争是军阀混战和日本的入侵及国共内战，前者产生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后两者使之走向胜利。而远东战争的残酷性及死亡率，塑造了中国新国家极端主义的性格。
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原由，主流观点将之归因于中共在解放区的土地政策。但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相信是中日战争和国民党的腐败造成了中共的胜利。在我看来，两种观点都可以成为延安取得政权的理由，至少我认为，对战时中共的土地政策进行过高的评价是不合适的。在延安，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中共向农民征敛对中共的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而同时，自然灾害消耗了国民政府农业改革的有限成果（边区政府并不承担荒政责任，这点在近15年的时间里延安的作为还远远比比上一个“华洋赈灾会”）。
朱毛30年代初期在江西的土地政策两个原则：不分阶级，所有人均分土地和仅分配多余的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1935年以后，延安边区的土地改革基本沿用了这种政策。但均分土地很快被“边区政府”的税收政策所替代。1940年 “救国公粮”标志着中共首次大规模征税。此前，西安事变形成的国共合作使中央政府同意每月供给10万元用于边区教育和重建，另外50万元用于维持八路军。 “考虑共产党此时财源紧张，这些钱是相当多的。” 中央政府的拨款在初期保障了边区政府的低税政策并进行制度化。1939－－1940年，延安军事力量33000人。《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1971)（美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着 魏晓明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同）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取消边区“津贴”（1940年达1040万元），加之日军在华北地区的进攻，使延安经济陷入困境。封锁导致边区通货膨胀。“边币”贬值的速度是“法币”的两倍。1942年米价比1941年增加了14倍。边区政府在1941年将税收提高到历史最高位，达到20万担小米（1937年是1万担），是上年的两倍。包括第一次对贫苦农民征收重税（一些乡，贫农和中农约是总量的75%）。“这对农民来说无异雪上加霜”。此外，征收饲料税，1941年达2600万斤干草，更有甚者，还搞了很多名目的杂捐（1941年35万元左右的羊毛捐等）与集资活动（1941年发放了600多万元的公债，发售彩票）。1941年借粮66000镑。乱摊派，某乡，一年向农民要粮要劳力达31次。边区年度行政费是15万元，2/3靠内部征集。
因此，理解1949年以后中共与农民的关系必须记住上面这段历史，它说明中共的“农民民族主义”同样是农民工具主义，而中共从来不是一个农民的政党，农民出身这一阶级特征并不能说明它代表农民利益，事实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战时对农民的征收并不仅仅限于陕北。“华北根据地”于1938年开始征收“合理负担税”，1941年实行“统一累进税”。“征收土地税的总量与以前国民党强加的征税水平没有什么不同。”（《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美）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着 陶鹤山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同）区别可能是：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运动”基本消灭了地主和富农。1938－－1948年的十年土地改革的后果是：“农民然很贫困，在潜在的危机人命的自然环境面前，仍然十分脆弱。土地重新分配的结果是，分散的、个人的小块土地比以前更小，人均土地更少。” 土地改革和征收的手段偏向恐怖主义，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犯。（参见杨小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二、1949年：从农民革命到革农民命
平均化和恐怖的土改之后，1949年党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然后1951年是关于合作社的争论。1951年底，五反运动消灭城市资本主义和城乡市场残余。1952年4、5、6月间农业部和华北局党委组团赴苏联参观集体农庄，这是一次重要的出访（25年之后项南访美代表着中国农也政策的另外一个转向），它标志着以“拖拉机和集体农庄”为理想的全面苏化运动的开始。1953年10月1日，毛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废止私有农业，并压低农业收入进行原始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实现了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东北水灾作为原因之一促使陈云和周恩来帮助毛确立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强制性的低价收购粮食，使统治集团摆脱了市场竞争，确保城市、军队、膨胀中的国家机构和推动工业化所需的粮食供应。”1955年10月，中央号召立即全面实行集体化。与此同时，1955年公安局开始负责建立人口登记制度和控制制度。1956年，所有农民被拴在土地上……
1978 年的改革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农奴制”的废弃，“新时期”农民的自由是有限的，这些松动无法弥补30年来当局对农民欠下的经济债务和道德债务，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社会主义运动积累的各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大致说来，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后的修补运动中遭受了生命、财产和自由三个方面的巨大灾难。这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静悄悄的、或冠冕堂皇的“反人类罪行”。
剥夺生命权
（1）战争导致的农民死亡
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军队是以农民士兵为主要成分的。1935年以来的“农战”中，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死亡人数人们还无法给出一个具体数字。有人估计，抗日战争有 1500－－2000万人死亡、而国共内战至少使1100万人丧生。1949年以后的重要战事包括朝鲜战争、中越战争等，但这两场战争的死亡人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
（2）历次运动与镇压
“多维新闻网”上署名“白沙洲”的《解放后农民非正常死亡研究》一文介绍了历次政治运动和镇压行动导致农民死亡的一些数据。首先是“土改”被滥杀的农民有数十万之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估计，在土改中被处死的地主达一百－－二百万人。前《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萨泽蓝的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众死亡”认为，被杀的“地主”在一百万至四百万之间。（《华盛顿邮报》，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七－十八日）而最多的统计数字是“不少于一千万”。其次是“统购、合作化整死农民”。浙江被活活整死农民的数字是一百三十四人。广东一九五五年一月以前，“全省因购粮自杀者一百十一人。甘肃镇原“反革命集团案”死在监狱的有三百三十三人。第三、“社教与杀人”。一九五七年广东三个专区统计自杀四十五人。山东吓死、打死十多人。到一九六三年二月底，湖南死亡人数七十六人（有的说死了九十七人）。在一九六四年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北京通县自杀五十多人……第五、“文革”农民死于非命二百万，学大寨运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年期间，昔阳县死于“全面专政”人总计一百四十一人。1978年以来，特别是1989年以来，迫害和镇压农民抗议的事件不断，而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统治也不断爆出人命个案。如，2000年5月中旬，海南省某县道日村的村民和镇政府发生冲突，副镇长开枪当众将一村民打死。江西省一位66岁的农民显然是因为拒绝支付大米丰收的最后一笔0.75美元的税款而被打死。1999年8 月，10000名农民包围了江西省政府并要求减税。4月，政府证实在一次税收抗议转变为暴力时，有两名农民被杀、20名村民和23名保安官员受伤。世纪中国网）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的死刑问题。一方面，暴政和剥夺引起的凶杀案直线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执行死刑的案例高居世界之冠。中国从来是不通报每年执行死刑的总人数，从来没有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莱普律师说，估计数字是每年一千到一千五百人。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 2003年4月发表一项申明，指责中国在去年处决2468名死刑犯，占世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90％以上。有研究者称，大赦国际的数据是极其保守的。李银河说，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占全世界死刑人数的比例超过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BBC报道说：中国平均每周处死40人。中国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严打”中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将杀人捕人的定额，作为考察地方政法机关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实际上判处死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政府公然违背联合国于1989年12月15日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选择议定书》即《死刑废止公约》，它表明“灾民暴政”（参见《灾变论》）对中国政治的绝对影响。
（3）“大饥荒”与相关灾害导致的死亡
“白沙洲”介绍说：按薄一波的说法，仅在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数是一千万。美国学者彭尼．凯恩推算，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大饥荒，死亡一千六百－二千七百万人。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推算死亡人数是三千万。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茨伯里估计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因饥饿死亡三千七百万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大陆死亡人数为四千零四十万至四千三百十九万之间。胡志伟说：三年饥荒饿死五千万农民。
大饥荒骇人听闻之处在于：一方面，虽然1959－－1960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 15%，但国家征购的粮食却比1958－－1959年多32%。在1959年粮食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的粮食创下了记录，达6650万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这两年还是中国出口粮食最多的年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同时，这些年中国大兴土木。如修建大会堂，各地楼堂馆所的修建，进行建国十周年庆典和庆祝乒乓球世界冠军等。
对大饥荒－－“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