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一九八O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八八年出狱，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因心脏病逝世。
陈怕达七万字《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
一九八O年四月七日，陈伯达向中共中央和特别法庭递交了一份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陈述书，长达七万六千多字。
陈伯达在该陈述书中，对其被指控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反革命活动罪状以及自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等，予以全盘否认和推倒。但，他承认自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成员，对其造成的破坏、摧毁，是有罪的，是“严重罪行”并坦承自己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的，并声称自己是毛泽东和林彪二人政治斗争中的替罪羔羊。
以下是该档案的摘录。
六五年林彪已知毛要搞文革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文革初期的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总理听后说：‘要相信党中央，要接受考验。’，接着又不断地说：‘斗争、斗争，哪一天能少些斗争！’”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人事部署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找我谈话，要我到斗争第一线挂帅，后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对主席说：‘（我有）自知之明，担心会辜负主席的期望，还是任组员合适。’主席讲：‘主席、总理、总书记都会不一条心，秘书还会不一心！’我对这场运动不理解，而且吃不透主席的下一步。到八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我感到有个政治上的解脱。”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根据主席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十一名常委名单，是主席、林彪、总理和我四人拟的，有过讨论。总理、林彪提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还留在常委。主席讲：‘留着挂个名，问题还好解决。’全会上没有选副主席，是主席在一篇文件上作了批示：‘副主席还是要，提议林。如无反对，照办。’”
文革中毛周的关系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毛最早提出设国家主席
“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会议筹备组五名领导成员之一（按：五名成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纪登奎），会前接通知到杭州，向主席汇报筹备情况。主席说：‘不要拘束一个主题，放开些。’主席问：‘副统帅（林彪）看，怎样安排？有同志提议当国家主席，是名正言顺。’当时，总理、康生、谢富治、纪登奎和汪东兴在座，都说：‘听主席的。’主席说：‘我要听各位的。伯达，你的意见呢？’我沉思一下，提出：‘主席健康，还是主席当。’主席说：‘我还健康，主席就不当了，考虑他人好。’总理、康生、谢富治都表示：完全理解主席精神。主席对总理作了示意，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办。’主席、总理等人的眼光都等着我表态。我说：‘林彪同志是主席的亲密战友，宪法上已经写了。国家主席由林副统帅当，是最合适的。’在党内解释时，其他同志都没表示不同意见，还说：‘董老（指董必武副主席）代主席三年多了，是该有个决定。’”
陈伯达的失宠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主席通知我去谈话。主席问：‘我的理论家、天才，天才究竟是颂扬我润之，还是副统帅？你和我三十多年，转得很快，过去跟那个主席（按：指刘少奇），今天又跟那个新主席，明天还跟谁？我还没死，你们已在搞阴谋。除我身边的人（按：指江青、张春桥之流），架空我。’我急着申辩，解释从没搞阴谋，都是按主席指示办的。主席下令：‘你回去休息去！’于是我被警卫员带走，第二天被送返北京关押。
陈伯达“伴君如伴虎”的下场
“一九七O年十月三日，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代表毛主席和中央找我谈话，传达毛主席要我边养身体，边看书学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政治、国事不用再操心。我开始了不知罪名的监禁生涯。”
“一九七O年十二月五日，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代表中央找我谈话，说我给主席的信已收到，要我作为老党员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对我的处置，是党和革命工作的决定。中央会考虑让我做些党史整理工作，不作组织结论。我不想申辩，知道申辩也是无结果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汪东兴和二名中央专案组成员，连续二个多月，找我交待和林彪、叶群及其他人的往来、议论（包括平日谈话，林彪、叶群和其他人的往来、议论、传说）又拿出我已清楚向组织澄清的履历，作为揭发林彪、叶群将功折罪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