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中国人的胆子越来越大，粮食产量也随之越来越高。小麦、水稻的产量从开始的亩产几百斤，迅猛增长到几万进到十几万斤，也不过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正儿八经地发表当时享誉文坛的作家康濯的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宣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大500斤。《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发表科学权威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从太阳光能利用率的角度对当时粮食产量 “亩产万斤”的可能性行了“科学认证”。在“大跃进”这样的特殊年代，中国人在集体进行这些造假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创造力和想象力达到了空前惊人的程度。在这史无前列的全国性造假狂热之后，灾难性的后果就出现了，那就是震惊世界的全国性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悲剧！
人类在悲剧过后往往会学会总结教训，避免前车之鉴。然而，大跃进虽然结束了，但中国人造假的习惯却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今天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存在的造假现象已经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政治慢性病。“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依然是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普遍写照。据《人民日报》（2003年1月21日）报道，黑龙江省肇东市某乡实际只有21头奶牛，但是经过各级干部的浮夸虚报，最终“统计”结果竟然达到2100头！据报道，该市的“撒谎林”也是泛滥成灾。该市号称每年造林4万亩，但是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的领导却在现场看见寥寥20多棵矮树苗随风摇摆。这种为了所谓的政绩而伪造各种考核指标数据的现象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目前各级干部的浮夸虚报跟大跃进年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04年，李金华掀起了震惊全国的“审计风暴”。数据显示，2004年1至11月，全国共审计9．5万个单位，各类违规问题经过处理后，可增加财政收入245亿元，减少财政支出8．8亿元，已向纪检司法机关移送各类违法犯罪线索1165件。然而，这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各级官员要么通过政绩数字造假而升官，要么通过伪造财务数据而贪污，这在当今已经是泛滥成灾的事实了。
现在，造假的风气不仅存在于“官场”，而且已经蔓延到“商场”以及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今，假冒伪劣商品无处不在，无孔不入。2004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发了举国上下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食品安全的危机令苏鸷场⒋ツ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