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经历了所谓四代。这四代就标志着四个发展阶段和演变特征:
１，独夫独权
建国之初，为使国人有个开明进步的假象，共产党尚能兼容非类。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34个部委中14位党外人士任正职。国家施政大纲由广集党内外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给人以中华民族真的要走向民主宪政崭新历史的假象。很多国内外的仁人志士汇聚旄下，跃跃欲试跟着共产党一展宏图。然而好景不长。共产党一旦大权在握，毛泽东坐上龙椅伊始，立刻通过一系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清除了几乎所有的党外人士（个别未被清除的花瓶，也被拉入共产党内），整肃了党内外一切不甚驯服的分子，实现了清一色的党天下。而毛本人也在邪教式疯狂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个人从拜蛊惑中，实现了其一人的独夫独权。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与毛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是中共红朝的始皇。尽管是政权初建，尽管他手中握有五百万“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军队，但是他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全然通过狂热的政治宣传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他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绝对统治。
共产党为了能够夺得、巩固和独占天下权力，它需要这样一个独夫。而党魁毛泽东，为了实现其教宗坛主至高无上的独权，必需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发挥得弓折刀尽，无以复加。
２，集团特权
由于毛泽东二十七年的极端残酷邪恶的统治，中国人民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痛代价。一方面，意识形态说教和共产主义天堂的神话在人们心目中彻底破产，一方面，亿万人民处于思可获罪，言可获诛的政治高压下，缺衣少吃，经济极端贫困。毛的辞世不仅终结了独夫独权的时代，也给共产党的政权带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红朝二世邓小平掌权后，匆忙地做了伤皮护骨的调整。对人民实行了一些宽松让步政策，对共产党的邪恶本性做了一些自我约束。然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修复和加固共产党的一统天下，绝不要有任何误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有了一些松动，政治上出现了所谓小阳春，人们以为共产党变好了，或正在变好，可以呼吁他们开始实施民主和惩治腐败了，结果唤来了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其时，政治运动已经无能为力，谎言已彻底破产。唯一能够救命的只有枪杆子了。也就是说，邓的统治，政策上有所让步，但手段上已是黔驴技穷，图穷匕首见。如果说邓时期政治上还有一点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从毛时期的党魁一人的独夫独权，变到了共党统治阶层的集团特权。他宣布要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一切为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团的特权为最高准则。这一点小小“进步”，也是由于邓看到毛的独夫独权已经走到了尽头，持续下去就会党毁人亡。
３，精英联盟
由于六四大屠杀在国内外造成巨大的震撼，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到了红朝三世江泽民，中共政权已是岌岌可危，内外交困。为了中共王朝得以延续，江泽民从他执政伊始就紧紧抓住共产党的两大看家法宝---暴力和谎言，当作救命草。一面倾全力强化国家暴力镇压机器。偷梁换柱，把几十万抵御侵略、保卫国土的国防军变换成镇压人民、残害百姓的武装警察（名曰裁军）。连年大幅度提高军费，实际多用于扩编国安、公安和特务的人员、武器、装备，用以对人民实行无孔不入的监控和残酷无情的镇压。一面严厉整肃包括因特网在内的一切媒体，加大力度制作和传播谎言。作为舆论杀手和谎言制造专业户，中宣部被赋予超越政府和法律的权力，下禁声令、列黑名单、关闭报纸、封杀书刊、开除记者、处罚编辑、发宣传提纲、定舆论导向、指鹿为马、强奸民意、黑白颠倒、善恶倒置。更有甚者，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数万网路警察，对上网的民众实行设限、监视、跟踪、逮捕、监禁。
然而，毛的谎言和邓的暴力都已经用到了极限。时代不同了，国门已经打开，人民什么大风大浪、大世面也都见识过了。江泽民殚精竭虑、心智用尽，也只能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按下葫芦起来瓢。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已经伤筋动骨，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所以，江泽民政权，政治上自始至终是处在被动防守的状态，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全党都把希望押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赌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形成了中共第三代王朝的政治生态：通过收买和腐蚀而形成的精英联盟。所谓精英联盟，就是腐败权力的政治精英、肮脏金钱的经济精英和堕落御用的知识精英形成的社会特权集团。他们是在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受益者，也是中共政权的真正依靠者。不过，这三者并不是平等的。就像一个毒僚团伙，政治精英是老大，是主宰者；经济精英是毒贩子，买通、走私、洗黑钱、耍黑道；知识精英是跑龙套的，帮助伪装、粉饰、拉龙套，拚台词。在这么一伙所谓精英的疯狂肆掠下，整个社会，政治上彻底腐败，道德上全面堕落，经济上迅速贫富两极分化。占人口80%以上的劳苦大众，无权无助、无同情无话语，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残酷的政治压迫，像干柴枯草，一点点小火星就可能引起一场大火。最近社会上多次发生的，一场小小街头口角挑起万人暴动，一项政绩工程引发十万人拼死抗争，就是有力的证明。
４，扬幡招魂
到了四世胡锦涛，在无路可走、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从他上台伊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共产政权的祖师爷，试图召回毛的阴魂，借助毛的余荫。
从十六大坐上党的总书记宝座之后，胡锦涛向国人第一个重要的宣示就是朝拜“革命圣地”西北坡，重申毛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诛不知，共产党政权早已走上了封建法西斯支撑下的吸血成性、贪婪无度、道德丧尽的野蛮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当权者即使设下十二道盾牌去阻挡不义之财，架不住天上掉下来、地里冒出来、路上铺垫的、两侧埋伏的，金银钞票会砸破他们的头颅、埋葬他们的身躯、窒息他们的呼吸。更何况，谁不爱钱、谁不盼富呢？现在还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不是天方夜谭、人间笑话吗？！
然而，也不能眼看中共政权的大厦腐烂坍塌，或被愤怒的人民推翻。胡锦涛竭江郎之才、搜肠刮肚，向党员干部们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就是不提权为民所授。因为他知道，如果真是实行权为民所授，民决不会把权授给共产党了。可以肯定，现在在权的中共干部，除了神经有毛病或地道的傻瓜，百分之百没有人听信胡的陈腐说教。他们之中那一个没有经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类毛时代涤骨入髓的洗脑。除掉死在电线杆下的无知傻瓜雷锋，还有那一个人记住了这些一度响彻云霄的说教于万一。
胡锦涛要召毛魂、走回头路，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其实质是要回到毛时代共产党对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强力控制。这在胡锦涛二００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无误。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热炒，不要授人以柄。宣传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要让人猜测。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绝不是所谓的“功臣”，说他是“功臣”，那是没有站在苏联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讲话。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胡锦涛讲话还批评了党内干部主张推进政治改革是“制造混乱”。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民冲突等。中宣部明文向各地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报刊“不得擅自报导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可发新华社的统稿。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在会上还宣读胡锦涛对上述文件的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父传子的金家王朝、连手提电话都禁止百姓使用的北朝鲜，45年卡氏一言堂的独裁统治、连上网和使用手机都要审批的古巴，都成为胡锦涛的学习榜样。可以断言，中共政权正在倒退，绝无新政可言。最近，对江泽民时期尚可容忍的独立知识分子刘小波、余杰、张祖桦等的抓放和监管就是明显的证明。实际上，胡锦涛要把中共王朝领向的境地就是江泽民的经济和毛泽东的政治的统一。是人都会想一想，即使给你吃香的、喝辣的，甚至给你金屋牙床，在那种撒泡尿都要请示批准、做梦也害做错了的政治高压下，你还乐意去做臣民吗？
综上所述，中共一党专政政权，五十多年来的演变轨迹就是：独夫独权---集团特权---精英联盟---扬幡招魂。统治的手段就是：暴力支撑下的谎言---谎言掩盖下的暴力---谎言＋暴力＋腐蚀---谎言＋暴力＋腐蚀＋招魂。
今天，共产党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路和最终所面临的结果，与一个世纪前清王朝末年几乎一模一样。从一八六一年曾国藩设立军械所、标志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开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五十余年当中，为了挽救满清这个末世的君主王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和注定失败命运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和君主立宪）。清王朝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先师，他那时就开放国门，引进外资，允许合资，放手民营，建立经济特区，开放通商口岸。短短的几十年，一些沿海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也变成高楼大厦林立，洋房别墅栉比，汽车火车从无到有，电灯电话登堂入室。然而，正如火车不可能持续在独轨上行驶一样，孤立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持久的。早在一百年前的一九０五年，孙中山先生就说过对当时和当今都有深刻意义的一针见血的话：“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必然触犯统治者的利益。几乎和邓小平八九年六四血腥镇压人民的民主诉求一样，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砍了六颗要求变法人士的头，通缉了二十二个变法维新人士。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慈禧那时没有坦克机关枪，而只能用大刀。尽管从此政治维新和预备立宪的呼声消声匿迹了，但这丝毫没能挽救或推迟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从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苟延残喘了十三年。邓小平绳其祖武，要“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恐怕不会比老佛爷的结局好到那里去。胡锦涛，不管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试图走袁世凯倒退复辟的老路，不但笃定恢复不了独夫独权的毛时代，恐怕要比袁世凯三个月皇帝的命运更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