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在西方的三百年
在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１日《渥太华市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宗教与伦理”是这样介绍孔子的：快速测验：谁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如果你说是耶稣基督，错。晚了五百年。这是孔子说的。在孔子乘着牛车周游列国的二千年以后，他的学生已经把他的话传到了各地。当第一批罗马天主教使团来到东方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句话并对孔子的智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简便，在他们的专递邮件中，他们把“孔夫子”记录成拉丁文“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一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故事归故事，重要的是理解孔子的“道”，因为它不仅是理解其塑造亚洲社会今天的历史的巨大力量所不可或缺的，也是理解世界的明天所不可或缺的。 为什么西方人容易把孔子的话认为是耶稣说的呢？因为耶稣也说过：“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何其相似。今天，这两句名言在西方被并称为“黄金律”。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罗马使团”中，有一个名叫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的传教士。他于１５７９年到达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２７年。正是他将孔子的《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于１６８７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便有法文继而英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可见，孔子的思想在西方的影响至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 １９９３年，“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的作者莫格（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ｓ－Ｍｏｇｇ）在汉堡的一个拍卖市场上发现了一本１６９１年在伦敦出版的《论语》的英译本。他认为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本早期孔子著作的英译本了。而这个英译本又是从一个法译本转译过来的，译者己无从可考。有趣的是，这个法译本又是从前面提到的那个拉丁文译本翻译过来的。在它的前言中这样写到：“我们可以说这位哲学家的道德是无限辉煌，同时又是感触得到的，他是从纯粹人性的角度引发出来的。”（英国《时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作者由此发出了一长串的感叹：“许多他（孔子）的教诲都属于全人类的智慧，并不仅仅为中国所特有。”“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同时，两人也都缺乏民主的观念。”又说：“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对个人心理都有很深的洞察。孔子或许是在所有伟大文明奠基者中最少具有宗教性的了。”“和柏拉图一样，孔子认为“明君”治国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他们都是成功的教育家，但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上，也都是失败的政治家。”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孔子（公元前５５１-４７９年）比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３９９）略早，并分别对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两人都善于在对话中运用修辞的技巧来教导启迪学生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也都十分重视教学过程中的道德教化。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孔子在西方，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雅典哲人齐名；孔子不是宗教家，却常见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 早在十八世纪，孔子的思想就曾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主题大体围绕着孔子的学说是否为“纯世俗性”的问题。这一讨论（时而为争论）稳定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孔子的思想基本上为西方学者所了解。直到二十世纪，当西方知识界从西方哲学转向东方获取“灵感”的时候，才出现了钦佩孔子的高潮。到六十年代，孔子开始从“着了迷”的学术圈走向大众化。一时间在小说，电影里形成了 “东方文化的热潮。” 今天，可以说绝大部份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就可以看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柏拉图，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路德，加尔文，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基雅弗利，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斯密等人的作品同被列为学生的读物。“孔子曰”也屡屡出现在西方人之口。
（二） 韦伯的“失误” 与东西方价值之争
十七世纪末，西方人真正对孔子下工夫研究的，要数马克斯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韦伯曾被《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之为“是在他同时代中，唯一引起世界注意的德国社会学家”。他在其颇有影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１９０５年）一书中，论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其他诸多的文化中独立产生，而只能产生于现代新教的区域里（即北欧和北美）。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科技进步之后自动产生，而必须在一种合理的，反传统的思维（即新教）出现以后才能形成。这是韦伯在比较研究了欧洲的天主教，地中海古文明，印度和中国的宗教，以及伊斯兰教以后得出的结论（法国《ＵＮＥＳＣＯ信使》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关于儒家学说，还有印度教和佛教，韦伯的结论是：它们都不适合于掀起资本主义精神，并含有重要阻止资本主义出现的因素。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理论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然而，今天，他的这种把新教与资本主义唯一连接起来的理论受到了挑战。今天，这一理论大概只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新教的北美比天主教的南美经济发达；而对解释近年来，天主教的意大利和法国在某些经济增长上超过新教的英国，却有些勉为其难；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东亚一些非新教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其他的亚洲海外华人社区等，有人称之为“孔子文化带”。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话，“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没有按照韦伯所说的“只有新教工作伦理，才有资本主义精神”的绝对概定。西方学者也认为韦伯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于是有人把“东亚模式”称之为东方的“儒家资本主义”，以和西方的“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东南亚等国则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条件下，对孔子进行了重新解释。 在东南亚等国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以后，东西方很快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限于主题，这里只谈西方的评论和报导。在一篇批评东方不尊重“个人自由”的文章里，作者这样写到：“西方保守派已经很快赞扬了孔子的伦理并把它看作是与我们自己的伦理是相似的，如自律和重视道德，同时也看到了东亚的成功。”作者又说：但某些政治领导人，如新加坡，在利用西方对孔子个人品格的仰慕以达到其专制的意图。（《标准周刊》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６日）。这种以捍卫孔子本位来批评对方政治观点的文章，在西方并不少见。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９日《华盛顿邮报》上还刊登过一篇激烈批评“亚洲价值观”的文章。现简要介绍一下。“最近，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业领导人都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断定，重视个人主义的西方，民主政治和犹太基督价值结构，是‘美国价值观’。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东方，集体导向，含糊不清的孔子文化模式，即引以为豪的‘亚洲价值观’。这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这些新儒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比我们的好。”“仍然沉浸在‘冷战’胜利后的美国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把另一场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作为第一要务。但是，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却迫切地要与我们争论，并直接挑战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孔子的美德，正如他们今天通常所描述的那样，包括节俭，勤奋工作，荣耀家庭和服从法律等，没有一样对任何一个成长在犹太基督社会的人来讲是特别陌生的（包括孔子的“黄金律”）。” 还有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作出这样的评论：“亚洲金融危机可能会最终埋葬更高级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区域范围内的成功。这种资本主义是根源于孔子的哲学并免疫预于影响西方经济的萧条和其他问题。”（《Ａｚｅｔａ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网》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９日）。也有认为“亚洲价值观”是对孔子的“否极泰来”（《经济学家》美国版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５日），还有人干脆称西方价值更为优越”（英国《独立报》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８日），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看另一种风格的西方说法。１９９６年１月８日伦敦《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长标题的文章“孔子规则：在今后十年美国将保持在亚洲的经济领先，但它可能会从该地区学到更有价值的社会课程”。这篇文章说：“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国家的自然模范。从它大部份的历史来看，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不可战胜的混合体，个人自由和物质丰富。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不是从僵硬的欧洲，而是从东亚。”“美国不会也不应该从它对个人自由的承诺中退回来，但是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
（三） 西方人的文化自尊与疑古“新动向”
和东方人一样，西方人也有着强烈的文化自尊心理。最近美国蓝盾（Ｒａｎｄｏｍ）出版社出的一本新书《孔子住在隔壁：生活在东方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在西方》（１９９９年３月）。由于该书涉及到东西方价值观“谁优谁劣”的比较问题，因此，评论的文章也有着微妙的不同。以下三篇书评，基本可以反映出西方人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不同心态。 有人是这样评论的：“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的奇迹也伴随着经济的奇迹而产生，即社会稳定。例如，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等都正在享受着极其低的犯罪率和离婚率，社会教育是一流的。和这些社会工作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而儒家宣扬的正是把社会和谐作为它自身的目标。因此，破坏和无视社会风俗将会带来其自身，家庭和社会的耻辱。” （《Ｋｉｒｋｕｓ评论》１９９９年２月１日）。 也有人是这样评论的：作为五年华盛顿邮报的东京社主管，作者看到了他所称的“亚洲社会奇迹”。 “正如许多别的亚洲观察家一样，作者把这些社会的内聚力归结于一套中心的价值观，即自律，忠实，勤奋工作，重视教育和集体和谐等，并追溯到孔子的经典，尽管作者也看到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同时也指出该书的作者也认为：“孔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道德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出版者周刊》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１日）。 还有人是这样评论的：“他（该书的作者）企图准确地分辨出两种不同哲学的根本不同，一个是西方哲学，由希腊文明演变而来并流传在欧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另一个是东方哲学，自孔子而来并流传在“筷子”文化里，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家庭单元，社会义务和意见一致）。”“隐藏在亚洲生活稳定的背后，建筑在孔子伦理说教之上，弥漫着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行贿受贿和白领犯罪。”孔子的价值观也可能变质，如集权统治，实际上是非孔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功课，正如作者说的，云云（《丹佛邮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４日）。 无庸讳言，西方不少人有直接批评孔子的某些观点的，例如，有人认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导致亚洲自古以来不重视商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美国这个“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却很尊重商业人士的价值（《亚洲周刊》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有人把孔子“重仁轻法”比喻成“只用一根渔杆钓鱼，而拒绝用渔网”。也有人指出孔子的思想中有与二十世纪的西方观念不合拍的，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与自由和平等是不拍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合乎人道主义，等等。 不过，今天也有人别样研究孔子。他们认为，“孔子曰”很少是孔子自己说的，而是他的追随者在《论语》中作了重大修改，以便在与其他学派竞争中成为主流哲学，有人甚至全面怀疑《论语》的准确性。这无疑是西方疑古思潮从亚里士多德，荷马，到莎士比亚的又一“新的动向”。主要内容可参考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５日《波士环球报》：“对于孔子的迷惑：他的话可能被改变了”（以下简称《波文》）。另一篇发表在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亚特兰大月刊》上，题目叫做《孔子与学者》（以下简称《亚文》）。它们的共同主题就是介这个“新思潮”。 回顾一下世界历史，有三个重要人物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笔”作品，但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是其中之一，流传下来的《论语》是由他的学生，在他去世以后撰写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记录他思想的《辩白》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以死刑以后撰写出来的；描述耶稣言行的四《福音书》也是由他的门徒在他被钉十字架以后几十年里完成的。宗教问题可以另当别论，孔子的情形可以类比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自己的片言只语，因此他常常被“假设”成其他的什么人：和我们一样？或者还不如，“他是小人，是骗子”。我想所谓的“新动向”无非是这些个玩意的翻版。 始作俑者是麻省大学Ａｍｈｅｒｓｔ分校的一名助理教授布鲁克斯（Ｅ.ＢｒｕｃｅＢｒｏｏｋｓ）。尽管过去有西方学者怀疑孔子的追随者是否准确地表达了孔子的话，但是象布鲁克斯这样几乎全面地怀疑《论语》，是前所未有的。《亚文》称它为“布鲁克斯假设”。依据是什么呢？原来布鲁克斯受到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启发，发现了《论语》中的几处不连续性和文章结构的几处修改和增补。例如，他认为《论语》的前二十章的构成非常严谨，在长度，形式和结构上类似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框架。通过“框架”分析，他可以判断什么地方是被修改和增补过的（《波文》）。布鲁克斯确信《论语》里只有十六句是孔子说的，稍多一些是孔子的直接弟子说的，而更多的追随者们则把他们自己编入了正式的学派，即《论语》，使孔子成为永久的民族精神（《亚文》）。言下之意，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真是“高抬”了孔子这个“普通人”，其中包括他在西方的“孔学弟子”。 回到苏格拉底的怀疑者们这里来，有人就曾对柏拉图的《对话录》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使苏格拉底成为英雄的是柏拉图”，而“真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不同的”。如果柏拉图是伟大思想的创造者，那么，苏格拉底不过是代柏拉图说话的象征罢了。这就是如此怀疑者的逻辑，原来世人都被蒙骗了。对比一下，两者如出一辄。 《波文》也看到，布鲁克斯关于孔子的话是由几个人在强烈的政治环境中“设计”出来的“假设”，“不过是西方学术界揭露所谓个人天才神话的延续”。有人认为，《伊利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一个委员会，而不是由荷马一个人写出来的。有人对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断言。而今天，这些猜疑似乎是完不出什么新花招了，便要转向别的什么东西，《论语》似乎给某些人找到了新的市场。 更有甚者，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国研究主任詹森（Ｌｉｏｎｅｌ Ｍ. Ｊｅｎｓｅｎ）认为：“在十六世纪末罗马使团来到中国以前，根本就没有儒家学说这么回事。中国的“儒家”是在那以后，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再造”出来的。他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孔子其人，“我认为他只是文字上的象征，他这个形像代表着某种特定的事物（《亚文》）”，并且他还要为此著书立说。此人的中国学问可谓是“渊博”，“妙想”可说是“奇特”，其用心也不能不说是“良苦”。 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克斯假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假想”也好，都是在增长着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用意不言自明。如果有人不是从历史的真实性上来考察，而是企图用臆造的“假设”来达到诋毁的目的，既使是对于那些从不主张食古不化的人来讲，反倒觉得，正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和莎士比亚一样，孔子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似乎不会因为一，二个“假设”而受到丝毫的影响。
结语：应该如何平等看待不同文化
以下就以《政策评论》（１９９２年夏）上的一篇文章，题为《孔子与多文化主义》的论述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作者认为：多文化主义，即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哪怕是有冲突的文化，是一个梦，它是否变为一场恶梦取决于人们对竞争性的思潮作出怎样的回应。 作者写到：“这种情况（多文化主义）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的话语中看到前景。一个启明的保守性，他的教诲塑造了伟大，无论是物质还是道德，中国文明的延续。他的环境是贫穷的，他的皮肤不是白的，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欧洲人。从多文化主义的角度来讲，他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名字叫孔夫子，欧洲人称他的拉丁文名为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作者在详细分析了孔子与多文化主义的关系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孔子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我们可以学会洞察其他文化而不贬毁或抛弃我们自己的文化。相反，在倾听了表达在不熟悉语言里的普遍真理后，我们伦理的和政治的领悟力就会加深。“令人着迷的是孔子，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就有某些相似的观点，从中庸之道到政府目标。” 平等多文化主义的指导原则可以表达得十分简单：让我们在不同文化中观察相似性，并区分其差异性。笔者也相信，在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价值观和它对立面的真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千年历史里的一些更有意义的因果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