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一九六六年生于四川，八二年入读北京大学，八六年保送北大遥感所研究计算机识别卫星图象专家系统，八八年获高级程序员证书，八九年五月获波士顿大学五年博士学位奖学金。八九学运期间当选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及任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后在国内逃亡的十个月中感悟传统文化价值，遂弃理从文，出国后转入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历史系，九五年获硕士文凭，九六年通过博士候选资格答辩。九七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教，九九年回法国撰写博士论文研究道教和中医，二○○三年七月获得博士学位。以设计因特网数据库为业。现主编《六四档案》。兼任《公民议政》编委。
记者：封从德先生，您好! 举世闻名的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已经过去了15年，您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一名六四事件的见证者，您是怎样走入89学运的？您的经历是不是有代表性？
封从德：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被卷到学运当中的。其实我在89年1月已经以很高的分数通过了托福考试，确定去美国留学。我觉得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学生对中国的现实及文化都很失望，对中国的文化也是持一种极端批判的态度。他们对中国不管历史文化还是现实，都比较失望，所以大家都想出国，当时学生中流行麻派（打麻将）；托派（考托福出国）；黄派（赚钱、赚黄金）都比较颓废。但一夜之间，胡耀邦的死，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学运起来了，大家发现彼此的想法是那样的相似：都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但同时又希望中国将会有希望。希望中国能有希望的这样一种激情激发了很多人。
我当时还有两个月就要答辩，我是做遥感图象卫星处理的，非常依赖于电脑。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在机房里边，每天就是三点一线：住处--机房--食堂。4月15日，胡耀邦死的那天，我的电脑刚好坏掉了，我没法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因素使平时不关心政治的我，去了三角地，看到了很多的大字报。那天碰巧还是我妻子柴玲的生日。那段时间我的电脑经常坏掉，我也就在学运中卷得越来越深，我的妻子柴玲因为我的加入，也走了进来。历史中有很多的偶然，但是也有一种必然性。因为我们都希望中国能有希望。
记者：您在89学运中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封从德：北高联成立于4月23日，我4月29日进了北高联，第二天就被选为北高联的主席。记得第一任主席是周永军23-27日，第二任是吾尔开西，担任28、29日那两天的北高联主席，30日就是我。
我当时不认识王丹，也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龙”，大概只知道邓小平是谁，连赵紫阳都没有听说过，反正就是对政治很无知啦。但是很有热情很有干劲。所以当时学生会把象我这样的人、偶然进来的人选到最高的位置上，由此可以证明这个运动肯定是自发的，要不然如果有真正所谓的“黑手”，什么“小集团”的，肯定不会让我上去。
这种自发性非常普遍，很多人像我一样，就是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但又是中国人，忽然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时候，这点希望的吸引力就特别的大。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是希望中国能有希望。所以当时已经准备出国，都放弃掉了，当时准备出国是非常不容易的，要下5年、10年的功夫。本来6月12日硕士论文答辩以后我就可以去美国了，当然后来等来的是通缉令，这是后话。
五四过后，复课了，我就辞职离开了广场，因为我还要准备论文答辩呢。因为对政治本来我也没有兴趣，而且也没把这个当政治，实际是很危险的。第二天，我回到北大遥感所，我的导师，原本是特别不喜欢我参与到这些学潮中的。但是我此次万万没想到我的导师见到我回到学校很高兴，他悄悄的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这个学潮使他觉得中国又希望了。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荪5月3日也表示同情学运，他也认为年轻人的参与使得中国又有希望了，但是他不希望学生走出学校。回校后的当天下午，我的计算机又坏了，我又回到了天安门。
六四期间，作为北高联的主席，我觉得应该更好的组织大家，没有绝食。因为我有组织广播站的经验，在天安门广场就组织起广播站，后来因为有喇叭，那个广播站也自然成为了指挥部。这样我也就自然而然进入了广场指挥部。当时在广场上表决是否撤离时，也是我组织的。因此，我特别适合做一个历史的见证。我做了一个档案，现在是一个关于六四资料最全的一个网站。因为我差不多从头到尾参加了六四，经验比较独特。几个主要的组织我都参加了。几个重大的决策我也都在场。
记者：十五年后的今天看六四或者说那段在广场的日子，最值得纪念的是什么？
封从德：六四期间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民众的爱国情绪。六四期间，整个北京的民众特别团结、很友爱。整个北京的民众一夜间突然发现大家的想法那么相似，在广场上大家也非常亲近。北京市民间也非常互助友好，生怕给中共造成一点镇压的借口。当时中共故意把交通警察都给撤了，交通很乱。但是，据北京报纸6月1日的一个报导，当时的交通事故反而下降。就连小偷都贴出告示声明罢偷。这是在中共统治下从来没有过的。
六四前后的爱国情绪是有区别的。相同的地方是：都是中国人，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强盛、希望中国强大。但六四以后，中共多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有他自己的政治意图，而把这种情绪引向不是很正常的轨道。比如：民调显示百姓喜欢美国，不论是思想文化还是在物质上，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但在表现上经常有反美游行，这种情绪是完全被中共所掌控、煽动起来的。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情绪不正常，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六四的自发爱国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对六四的反思？
封从德：我想谈三点。首先，中共在六四开杀戒，是很罪恶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但是学生也好，民众也好，都有失误。最大的失误是对中共认识不清。就像今天大家也没有想到中共会那么残酷地迫害法轮功的学员一样，当时的民众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会如此残暴，运用坦克、机枪、开花子弹，在日本鬼子进京时都没有运用这种手段。六四时，好多人都挨了枪了还以为中的是橡皮子弹。这样也导致了后期判断失误，没有想到对方是石头，以鸡蛋碰石头，伤亡很大。镇压后才认清中共的无耻手段。
第二点是我们组织的不成熟。首先，没有民主运动的概念，对民主的理解不正确，先天不足。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组织工作很难，进度很慢。民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等的概念。这与中共没有给民众一个公共的空间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没有公共的空间，民众就没有自我培训的空间。比如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来都是老师训话，学生从来没有自己的空间。
第三点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知不正确。这当然也是与中共长期扭曲的教育，对历史文化的篡改有关。当时的这场运动还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虽然当时有上百万北京市民的支持，但是这不表明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思想完全一致。民众站出来的主要目的是反腐败。但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主要继承的是五四反传统的思想，从这一点上看，也没有跳出中共的反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框架，与民众的传统思想根基不一致。
后来我明白，89年时的知识分子和现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恰恰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群体。他们可能会造飞船和原子弹，数学、物理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光是不了解，而且是排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时代继承的思想是反传统的。在近代以来，反传统，反文化，使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低到了极点。由此造成六四的民运思想不成熟，太老旧。同时由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认知的不同，最后导致这场运动没有得到民众真正的支持。而现今的法轮功就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使得这一民众抗争运动延续至今。要想真正能够产生影响，使共产党被迫进行改造，就必须植根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中。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民主政府并没有矛盾。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包容的文化，不走极端。
记者：您认为六四之后，中国政府在民主方面是否有所改变？
封丛德：15年后的今天，中共对于人民的统治有些方面有改进，有些方面更恶劣。如对于一些敏感问题比八十年代更恶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倒退。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