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同意，“一次学生运动不能够深层次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问题”，所以笔者才在拙着中谈到了“由小到大、由学生到全民、由北京到全国”的问题。学生是社会各阶层中目光最敏锐、思想最活跃、斗争最勇敢、行动最果断、顾虑最少、负担最轻的群体。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最先挺身而出的永远是学生。如果连学生站起来都“可以止矣”，那么还指望什么人站起来呢？难道中国人就活该祖祖辈辈当奴隶吗？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天安门事件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唯有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暂时还没有得到正名。但是，它迟早是会被正名的。这种信心，笔者想，每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人都应该有。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只看到“六•四”屠杀对民主的摧残，）我们就应该承认，最后的胜利也将属于八九民运。当然，我们不可以只长远的、历史的、广义的看问题。目前的、现实的、狭义的胜利对于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仿佛更为重要。对此，笔者要说，只要能够得到正确引导，只要能够获得全国人民支持，在适当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下，学生运动是可以获得目前的、现实的、狭义的胜利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例证。
为了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9年5月4日下午，五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会后游行示威途中，火烧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详。北洋军阀政府当日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但是，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北京学生在次日开始总罢课，并且通电全国，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得到各地学生的纷纷响应。北洋军阀政府穷凶极恶，于6月2日又大肆搜捕学生，在两天之内拘压两千多人，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6月3日，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罢工，全国二十多省的大、中城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的浪潮。北洋军阀政府抵挡不住，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消曹汝霖、陆宗舆、章宗详的职务。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达到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预定目标，取得了全面胜利。杜先生说：（学生运动的）“结果均以残酷的镇压告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学生运动都不免会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这并不等于说学生运动都遭受了最后的失败。古今中外的学生运动以全面胜利或局部胜利而告终的不乏其例。
杜先生说：“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的水到渠成，而不是一夜之间乌托邦的建立。”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期盼通过一个“突发事件”就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大厦。笔者对突发事件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突发事件’，但是不可以对‘突发事件’寄予过高的期望。”（见拙着《科技进步增强了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能力》，《议报》第100期）但是，“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的水到渠成”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民主自己就能造福于人类，降临到人间，落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哪怕“民主的力量”已经“逐渐壮大”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还是需要人民通过与统治者的斗争才能争得民主。李慎之先生说，中国的民主已经“熟烂”。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他说的“熟烂”也就是熟透了，也即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程度。但是，民主毕竟还是没有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还缺少“最后的斗争”。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老百姓不能无限期地等待某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当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把民主和自由恩赐给我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到明天”去进行“最后的斗争”。苏联共产帝国垮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促成统治者的转化。民主运动是促使戈尔巴乔夫诞生的催生婆。在戈尔巴乔夫诞生以后，民主自由也不会自动降临，还是需要进行坚持不懈地斗争才能最终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独裁政权。
而且，正确地合理地充分利用“突发事件”是可以产生良好结果的。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之际，罗马尼亚似乎还坚如磐石。1989年11月20日至24日，罗共十四大在布加勒斯特召开，齐奥塞斯库再次当选为罗共总书记。他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受到与会代表30多次热烈鼓掌和放声欢呼。那情景好象罗马尼亚永远是他牢不可破的铁打江山。但是，仅仅二十多天以后，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反政府示威，保安警察开枪镇压。示威蔓延到其它城市，齐奥塞斯库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2月21日，保安警察开枪弹压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群众示威。某些部队哗变。12月22日，救国委员会宣布推翻政府，接管权力。哗变部队和政府军发生枪战。齐奥塞斯库逃亡，并于途中被捕。12月25日（圣诞节！）以种族灭绝罪被处决。从11月24日他受到30多次热烈鼓掌和放声欢呼至12月25日他以种族灭绝罪被处决，为期正好一个月！
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就这样被推翻了！事前谁能想到？正如杜先生所说，“整个社会无准备”。救国委员会首先宣布祸国殃民四十余年的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但几个小时以后又宣布，根据结社自由这一基本人权，共产党享有合法地位。此事虽“小”，但当时罗马尼亚的政治形势的混乱却可见一斑。在随后几年中，政府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前共产党员（因为在共产党长期一党专制下，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存在）。1991年12月8日通过新宪法，确定多党政治。1996年11月3日和17日的大选中，前共产党人全部落选。但是，2000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的选举中，他们所得的选票又有所回升。然而，无论前共产党人在台上、在台下、或者选票有所回升，罗马尼亚的民主制度却已经不可逆转。许多原国有企业在1996年就实现了私有化。
杜先生断言：“通过强烈的集中的运动这种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建立，基本不可能。它或许能够推翻一个制度，然而这种推翻旧秩序的行动往往建立在整个社会无准备的基础之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长期的动乱和各种势力的争权夺利”。这只是一种武断和臆测。罗马尼亚的实践表明，腐朽没落、病入膏肓的专制政权就像一幢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大厦，任何轻微的震动都可能使它轰然倒塌（参见张林：《一个醉鬼吓跑一万个共产党员》，《新世纪》2004年1月8日）。倒塌之后的重建工作可能反复多变，杜先生所说的混乱状况可能发生，却并不一定必然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一定长期。
至于对学生运动“是否会成为塔利班，也令人十分担忧”，则是对和平理性的学生运动的不负责地责难。学生运动在不断地进步。现代民主运动的经验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逐步深入地融入了广大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包括学生）的头脑中。除了少数极端份子，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把暴力当作解决问题的正确手段了。如果说85年前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五•四”运动），确实使用过暴力（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详），那么15年前的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从4月15日发起至6月3日夜中共武力镇压期间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却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尊敬和赞扬。把它与塔利班扯到一起，不能不让人对杜先生的丰富想象力感到惊愕！
当然，以上历史例证所谈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和罗马尼亚。目前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所面对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它比北洋军阀政府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更加顽固、更加虚伪、更加疯狂、更加残暴。面对这个口头上大公无私、骨子里立党为私、完全无视民意、一味崇尚武力的政府，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是极为艰巨而漫长的，谁也无法预言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多少牺牲。笔者和杜先生一样，“不愿意看到手无寸铁的学生或是其他民众的宝贵而神圣的鲜血再一次地浪费在坦克的履带之下和枪林弹雨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怀疑“以学生为主的运动……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联系”，就质问“这些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利于中国民主的进程”，就提出“《“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这则是笔者绝对不敢苟同的。它使笔者联想起戴晴女士的《天安门事件并非民主运动》。
如果中国人民不愿意永远做奴隶，就必须有第六次天安门事件（不管是不是以学生为主，也不管是不是正好发生在天安门）。如果第六次天安门事件（暂时）失败，就需要再来第七次天安门事件……对人民（包括学生）奋起反抗专制暴政的斗争，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劝止。真正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所应尽的义务应当是研究如何才能更加和平、理性、非暴力地与共产党极权政权的残酷镇压和野蛮迫害作斗争，以零伤亡为目标，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小，让成绩达到最大最大。在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中，刘晓波、高新、周舵和侯德建四君子与戒严部队指挥部谈判，促成天安门广场学生和市民的和平撤离，拯救了数千条宝贵的生命，为保存民主运动的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生第六次天安门事件时，中共独裁政权将更为虚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更加动摇（甚至可能哗变）。汲取了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的经验和教训的群众领袖，没有理由不比当年的四君子做得更好。任何坚信民主事业在不断进步的人，对此都不应该有所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