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当初汪道涵先生每到一处，总不忘记向当地政府官员推荐此书，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机关还用公款购买此书，发给大家阅读。即使是就在书出版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就对笔者下了禁制令的深圳市政府，也还因汪道涵先生的推荐运用公款买了300多本。
那时候，大家对中央怀抱希望：中央可能会被基层官员蒙蔽，不了解真实情况。现在，这些腐败现象甚至根源都已经在这本书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分析，这么触目惊心，中央政府总得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吧？
我一直记得一位在深圳政府部门工作的处长对我讲过如下一段话：“你这本书，我们处里大家都在看，但并不公开交流看法。政府官员并不喜欢你的批评，因为书中你批评的那些事情，有哪些我们没干过？但我们愿意吗？都是逼良为娼啊。比如深圳市福田区那块几平方公里的原生绿化带，一直被作为深圳市净化空气的‘肺’，所有的城市规划都没将这块地列在开发之列。但因为位于黄金地段，多少高干子弟打过主意，包括说句话中央就得听的香港某巨富。深圳市实在是挡不住了，也得罪不起这些主儿，只好把荔枝林全部砍掉，将它建成一个城市公园，才算是挡住了这种需索。手握权力的高官变着方法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这种政府能够长期存在，才真是没天理……我这些年到过欧洲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深圳人过的日子实在是太好了，我当然希望这种日子能这么过下去。但为什么这日子过起来总是不踏实，有几个钱就想将子女往外送啊？就是因为政府与政府官员做的那些事，也让我们明白，这日子长不了。这么腐败的政府，这么腐败的干部队伍，哪能过得长久？但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10个人中7个做贼，剩下的3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里就不踏实。……我们真希望中央真能认真抓抓腐败，大家图个长远发展吧。”
朱熔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总理宝座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得承载太多的民意：清除腐败，振兴经济，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头角峥嵘的朱熔基，果然出手惊人，接连砍出了开罪人甚多的“三板斧”：一是令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7月颁布“十六条”，紧缩信贷；二是果断开仓放粮，1993～1994年，开仓放出国家储备粮400亿后，算是砸到了通货膨胀这条“毒蛇”的“七寸”上；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这三招在当时那几年，算是招招见血，尤其是砍项目，使不少既得利益者们暗中痛恨不已。据说有人痛陈，砍项目太狠，砍得鬼哭狼嚎，朱熔基慷慨陈辞：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只要于国家有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然而朱熔基忽视了一点：他个人的力量远远小于制度的力量。在利益集团已经开始“俘获国家”，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政府政策日渐沦为少数人的谋利工具时，大国总理个人的力量也是弱小的。就在他领导的国务院里，已经有人开始等着看笑话：“看这个堂•吉诃德还能再挡几辆风车？”这位在中共政治史上少有的“堂•吉诃德”，在他不断挥动“战斧”之时，其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朱熔基执掌国务院的十年，正是中国政治体制严重拖住中国经济改革后腿之时。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中共政府运用计划经济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资源启动改革的时期，容易见功收效；而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正是各方面资源罗掘殆尽之时，八十年代延续下来的问题尤其是财富分配问题、农村基层社会的破产以及地方基层政权流氓化、黑社会化的问题日益严重。
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并非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其引发的后果也不仅仅只在经济领域内。但朱熔基也只能将这些问题当作“经济问题”来对待与治理。这就有如用治感冒的药来治理癌症一样，只见大夫不断用药，却丝豪不见药效。
对朱熔基的十年政绩进行非议是极容易的一件事，用“说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来形容就已经非常形象了。但关键是谁能比他做得更好？朱熔基绝对清楚他将在青史上留下什么名声。2000年他已经说了一句“我只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坚守清廉本来是任何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在中国却成了一位人望颇高的总理对自己的最高期许，这中间的无奈，真需要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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