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这场风雷来得相当突兀，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只要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庞大攻势的前哨战。
自去年七月一日香港举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以来，港人民主意识空前高涨。这绝非北京所愿。为此，北京先后抛出“自由行”、全面经贸合作等多项大礼引诱港人，企图以此讨好并转移港人的关注点与视线。然而事与愿违。北京劫贫济富，经济上吃了亏不算，而且立刻又挨了港人一记明棍：民主派在区立法会选举中大有斩获，土共大败赢亏。民主力量越发强盛，更加积极。照目前的情势，只要不出重大意外，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定然会重演去年底区立法会选举的大戏。不仅如此，香港广大民众的民主热情已如海潮般被激发了出来，他们要求加快民主进程，在2007年直选特区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显然，若任由形势继续发展，最终北京与民主派在香港政制改革的问题上难免会有一场激烈的火拼。北京最后虽然能取胜，却肯定会丧尽民心，“一国两制”彻底破产。如果最终向民主派让步，则不仅会使香港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桥头堡，更会开创先例，给未来内地的事变留下想象空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北京所不愿看到的。于是现在即发起强大的攻势就成了最佳的选择。这是北京争取主动，避免在最后的对抗中摊牌的一着妙棋。
去年“七一”大游行后，北京少有反击举措，令人大惑不解。好象他们放假了，或者转换了思路，准备就此彻底放手。然而事实正相反。自那以后，他们夜以继日，紧锣密鼓，一直在加紧谋划。现在，经过近八个月的精心准备，肯定已拿出了一整套计划。接下来，至少到今年立法会选举结束，甚至到2007年特首选举结束，北京必将向民主派发动连续的政治攻势。北京倒没有让民主派俯首称臣的雄心壮志，他们知道自己无此能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即搅乱民主派的阵势与计划，抢过大旗，主导香港的政治发展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重新发表的邓小平谈话是1989年“4.26”社论的翻版。人称曾摄政心深似海，观此计划果不其然。
说到“爱国爱港”，应该无人反对。但这四个字过于抽象简单，有必要将其具体化。首先，爱国是爱中国，不是爱政权，爱香港也不是爱港府。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热土，热爱我们的祖国，这不成问题，没有前提与条件，就象天下没有儿女不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至于政权与政府，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要看它们是否具备了被爱的资格。比如，满清政府使中国积贫积弱，丧权辱国。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其之无能竟然到了令部分国人衣食无着的程度。面对满清帝国，你能爱得起来吗？你就是想爱又去爱它哪一点呢？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将尚未温饱的人口降低到了二千万之多，仅占人口总数的1.54%。也就是说，一百个人中尚有一个半人吃不饱肚子，二百人中还有三个人要共一条裤子。1949年前的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拒绝实施宪政，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试问你会爱能爱当时的中华民国吗？孙中山们不爱满清帝国，成为了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们不爱中华民国，成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充分说明政权与政府只是过眼云烟，它们的存在依赖于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人民支持与否，则要视政权的作为而定。进而言之，真正的爱国者不仅不应热爱满清那样的国家，更应该起而反抗它的无道统治。任何妄想以混淆视听的手法将对祖国母亲的无条件热爱转移到政权和政府身上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注定不能得
逞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爱”呢？“爱”的标准是什么呢？由谁制定，又由谁判断呢？
先谈最简单的，即由谁来裁判。裁判者无非有二，一为人民，二是政权。我们必须否定政权的裁判权。因为它们本能地会以自身的利益取代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把自己当作国家的化身；更有政权干脆做的是卖国的勾当，如汪精卫政权。因此，若任由他们裁判，即使不会颠倒黑白，至少也会偷梁换柱。爱国与否的裁判员惟有人民有资格担当。因为他们是国家惟一的承载体，是国家的体现。于是普选便是最佳的裁判形式。可以相信，香港人民不会选择卖港者做自己的领袖，中国人民也不可能选择卖国者领导国家。因为，这样的选择最终必将出卖人民自己。有人担心政客的高妙骗术会欺蒙广大善良的人民。如果身处封闭、禁止信息自由流动和不准许向政权挑战的国家，那么很不幸，担忧是确实的，独裁者往往能够成功。但在自由的社会，由于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对权威的挑战常态化，欺骗只可能对部分人于极短期内有效，却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裁判者是人民，裁判标准的制定者当然也只能是广大的人民。那么标准是什么呢？无外乎坚守道德，坚持真理，维护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尊严、祖国的繁荣。由是，爱国与否关键就要看其是爱人民爱民族爱祖国，还是爱政权爱政党。通观邓小平的全篇讲话和各媒体的造势文章可知，尽管加快民主化进程顺应了民意，符合广大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却因为其严重侵害了政权与政党的利益，便横遭诬陷。由此可知，他们所谓的“爱国爱港”的实质只不过是爱政权爱政党，与真正的爱国爱港正相反对。显然，他们的立场是不可能为香港人民接受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
令人费解的是，北京主管香港事物的官员为何自己不出面？为何要抬出邓小平？难道他们真认为死人能压倒活人？！难道他们当真自认太嫩，连死人的权威都比不上？！这不符合他们自负的本性。可能的原因是，让死人扮红脸，以使现在的决策者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掌握主动。然而，不论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多么响亮，此举除却证明了北京的虚弱外，什么目的也不可能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