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参加过区人大代表的选举，这并非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是不愿意被别人当作工具来使，才不愿去选举。起初以为选举那天不参加选举而到处溜达的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才发现，比比皆是。但是每次下面上报给中共大佬们的却是选民100%参加了选举，我不知道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每次选举社区人大代表，有关人士都来动员说是“神圣职责”，人民赋予的神圣的一票，一定要投。我不认识我所选举的人大代表，他们也从没有来过选民中间自我介绍宣传他如果他当选为人大代表后，给选民做点何种好事？也不存在竞选一说。即便是“当选”了，每次人代会开会前也从没有见过他们来选民中征求意见，开完会，也不曾看见过他们来选民中间讲解会议内容，选民有冤屈有困难也找不到人大代表反映，即便是找到了想乞求人大代表伸冤帮助，更是天方夜谭。正如一个选民所说：“我也真的不知道，我有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也从来没有代表过别人，可我想知道这二十几年来，我究竟是被谁给代表了？他为什么可以代表我？他是怎么代表我的？他代表我都干了些什么？”
2003年两会召开之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看全国人大” （1），文中说到我认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就住在我打工租住的公寓楼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每次去京开会之前也从没有问过我们选民有啥意见，回来后，也不见他有何举措给选民传达会议精神之类，好像去北京就是去举举手，饕餮一顿就打道回府。
我还认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是我厂一位同事的小孩，他在校念书时经常到我家里来玩，伯伯伯伯叫过不停，我当时还很有耐心地给他辅导过一些功课。90年代，国有企业纷纷垮台倒闭，我也外出打工谋生，后来太太买房搬到了本市另一个县城。他参加工作后不久便升了官，官职不大，油水尚足。也来我家看望过几次，说是拜见伯伯，其实我很不情愿。我一向放荡惯了，懒懒散散，不喜欢这种俗气拜访。实际上他来找我是要我给他翻译几篇国外专业论文，他说他很需要这些资料，对工作很有帮助。翻译专业论文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办得到的，何况隔行如隔山，他学的专业和我不一样，很多名词术语一时无法弄清，所以我招呼了他吃过几餐中饭，大抵他这个小小官员山珍海味吃多了，面对粗茶淡饭，似乎难以下咽，弄得我难堪极了。
后来他根据国外资料研究出了一些新东西，在家乡便逐渐有了名气，从地方电视新闻上我知道他当了全国人大代表，上北京开会时有地方大员送行，在电视画面上，他还有点不习惯，有一种诚惶诚恐的表情。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金榜题名，身价百倍，公务繁忙，应酬太多，以后就再也没来过我家，“拜见伯伯”一说便成了笑谈！自然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没有投过票，家乡其他选民也没有投过票，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当选为全国的大代表的。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中共指定的，不是人民选举的，是官派代表，代表官意，并非代表民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改名为全国官派代表大会还名副其实一些。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内涵差不多，都是御用的官派代表官协委员。只不过有的政协委员稍稍有胆量敢于讲几句真话，比人大代表强一点，例如原全国政协委员千家驹先生，不过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特长还是唱赞歌而不是参政议政。
我有个亲戚是县里政协委员，除了务农外也养蜜蜂，蜂蜜很正宗，不掺杂使假，有点名声，我也经常买点来吃，他给我优惠价我算是捡了个便宜。最近来我打工这里推销蜂蜜，找过我，谈到今年县里开两会的情景，他笑着说，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代表出行警车开道，一路鸣警笛，代表驻地戒备森严，军警成群，严禁非代表人员接近住地，说是保护代表免受骚扰。代表外出，个个把挂在胸前的代表证委员证取下，悄悄出去，和做了贼一样，生怕别人认出来是代表或委员。我听后大吃一惊，人民代表竟然怕人民怕到如此地步，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如斯，中共不亡更待何时？
我问他，没有军警护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岂不是乱了套？他说是的，不过军警还是有的，比往昔少一些也没有那么严格。这样一来会场外鸣冤叫屈的不计其数，会场上还有人偷偷溜进来散发传单，甚至跑到主席台上发传单。有一个妇女突然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便述说冤屈，声泪俱下，害得公安武警冲上台去横拖直拽，把这个妇女架出会场，马上就宣布此妇女是精神病人。他说，听这个女人口气神经正常得很，不像是病人。
他还说，明年他要写一个提案，要求县里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无条件接待民众一天，倾听民众呼声！不能人民代表怕人民，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
我望着他，一个朴实的农民，竟有如此胸怀，可敬！中共的大佬们上上下下除了会逢迎拍马贪赃枉法嫖赌逍遥外，谁想过这些？
二○○四年三月五日
（转载《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