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一方面，当代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富豪们住进一些以美国富人区为名的豪宅中，诸如“纳帕溪谷”（Napa Valley）、“棕榈泉”（Palm Springs）、“长沙滩”（Long Beach）、“向阳东面”（Upper East Side）、“公园大道”（Park Avenue）等，并且大陆富豪们喜欢用西班牙拱门、希腊圆柱和仿罗马石雕来装饰他们的豪宅，而一些大陆旧时流行的名称，如“新中国路”、“工人新村”、“人民广场”等，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大陆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每天生活支出不足一美元，穷人在都市的每个角落中都可以发现。因此，虽然大陆窃盗罪的刑期一般很长，仍无法吓阻盗贼的横行。文章指出，这是大陆“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的社会阴暗面。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造成贫富间羡慕与不安全的复杂心理。
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据称在百分之七以上，但富人财富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大陆现今的官商勾结，以低价购入国有企业资产而致富，有些财产则被偷偷转移海外。
文章说，中国至今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度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经荡然无存。大陆虽然早已经抛弃马克思开立的药方，但在现今中国人的思想中仍保留着马克思的精神烙印：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是物资丰富的市场经济。此外，为了达到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理论成为穷人必须受苦的合理化工具。
文章说，大陆新富阶级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因为过度的贫富差距是革命的温床，回首历史，许多中国王朝贫困阶级的暴动而灭亡，包括中共的革命成功也是一样的，同样得益于当时的社会贫富不均。
就在中共极力把资本家吸收入党的同时，大陆广大的蓝领工人则逐渐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大群失业和下岗的工人开始被称为“历史包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说法已经早被抛弃。由于媒体等国家机器掌握在中共手中，这群下岗工人的声音很难被外界听到。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就曾经不平地说：“他们不是‘历史包袱’。我们国家的财富、国企的资产，都是蓝领工人创造出来的。”
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共统治阶层不是不知道。文章说，中共现今领导层曾经誓言将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但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因为他们必须以大陆百分之十七的国民产值，创建大陆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及医疗保健体系，而处理相同的问题，美国几近花费了三分之一的国民总产值。
除了贫富差距，文章说，大陆的社会心态也已经改变，多数人把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当被问及贫富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时，一名受访者回称：“如果我们要达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必须牺牲一部分人”，“为了达成最终的目标，必须经过这样一种阶段”。
大陆的社会心态改变也表现在对社会腐败和缺乏民主的冷漠和无奈。中国的富人阶层只顾闷声发财，两耳好象听不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宣扬的绝对独裁教条(见以下霍布斯小传)的声音在华夏大地的回响。
中国富豪的生活千真万确地应验了霍布斯，达尔文和马克斯的三重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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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斯-霍布斯小传(英文)：http://www.rjgeib.com/thoughts/nature/hobbes-bi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