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读王鼎钧的文章了,读了他漫写沈阳内战人物的〈也曾看山是山〉,恍如故人重逢。王先生是山东临沂人,抗战时期投笔从戎,到了台湾长期在广播公司、电视公司和报社做事,著作多得不得了,退休后旅居美国,人健笔健,偶然写些忆往文章,更是精采不减当年。我在台南求学的时候老早做了他的读者,二十多年前编杂志求他赐稿,一度通信频仍,很为他丰沛的人生和丰沛的笔力倾倒。依稀记得当时台北一位老前辈跟我聊起孙立人练兵的往事,说是找王鼎钧这样熟悉东北旧事的作家写写老去的将军一定好看。我给王先生的信上好像提过几句,终于没了下文。也许那时候那段历史还不够老,写来难避人事捍格,我自然不便催促了。
有些事情很快变成历史;有些历史历久还像眼下景象。造物常爱这样弄人。给我从新竹带来王鼎钧文章的小谢说,前几天那位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在晚宴上忽然高歌中共建政初期的革命名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闻下时光一下子倒流,历史一下子复活,那份激情跟某大员要大家投进宋美龄香香的怀抱一样惹人亢奋:“你听听:他建设敌后根据地,他实现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香港,对不起共产党的香港人是有亏臣道啊!”小谢说。
那句“有亏臣道”其实也是王鼎钧文章化出来的。王先生说的是孙立人:“他是英雄,看历史另有见地,终于卷入‘兵变’冤案,幽居终身,亲信部属遭到无情的整肃,千古痛惜。《荀子》一书畅论君道与臣道,现在档案数据逐渐公开,孙将军臣道有亏,蒋先生君道有失,都付出惨痛代价”。香港人跟共产中国建立君道臣道关系才六、七年,不料臣道去年七一先有五十万人练兵之“亏”,君道今年开春乃有爱国爱港检阅之“失”,双双都蒙冤,最后难逃幽居、整肃的恐怕还是倒霉的臣道了,怨不得代表君道的人大常委忍不住要握拳高唱名曲。
王鼎钧笔下第二则故事说东北溃败,国民党四十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某军长只身逃到葫芦岛对记者发脾气说:“我们这场战役简直是共产党指挥的!”一言惊醒梦中的南京:主管作战的次长和厅长原来都是共谍!香港人还有多大的幻想空间?
罗孚:香港左派,难道你比共产党更加共产党?
首先挑起爱国不爱国争论的人大常委曾宪梓,又在带头挑起爱党不爱党的争论了。
曾宪梓在他挂头牌的中总晚会上,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半个世纪前的老歌,面有得色,丝毫不觉得老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事实,更是历史。有了新中国但没有共产党,这却是香港的历史。直到今天,香港在法理上说,依然是没有共产党的世界。共产党虽然在中国是领导一切的力量,但在中国的一部份领土的香港,却没有合法的存在。它的存在,一直只是一种地下状态。今天已是回归快七年了,它还是地下状态如故。
回归以前,香港的共产党就是新华社,新华社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委。回归以后,香港的地下工委成了中联办。
在法理上,是没有中共的地位的。《基本法》上并没有写上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新中国君临香港以后,你大可以说香港并没有共产党。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但香港是唯一没有公开打旗号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
至少在法理上,可以说没有共产党也一样有香港,在这上面,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但却是不等同中国的。
在香港,法理上不存在共产党的问题,也就不存在爱不爱党的问题。在香港,你可以爱党,也可以不爱党。你可以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颂歌,也可以完全不歌唱歌颂共产党。
香港虽然是中国的一部份,但却是中国特别的一部份,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特别,就在于不像中国的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实行资本主义。香港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爱资本主义,而不必爱社会主义。
也就不必爱宣称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在香港,没有爱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可以不爱共产党的问题。
像曾宪梓这样的大资本家,发了资本主义的财,却要人去爱共产主义、共产党,这是他老人家双重人格的表现。他固然有爱的自由,也有不爱的自由,但他没有强迫别人去爱的自由。而且他老人家应该明白,他口中的这首歌,最好留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唱,那才是适当的地方,不过,是不是还是适当的时候却是另一回事了。那应该这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吧。
在香港,连共产党本身也不肯自己抛头露面,指手画脚,而宁愿改头换面,以新华社、中联办之类的冠冕出现,曾宪梓之流却硬要把它拉扯出来曝光,让它接受不能没有它的尽情歌颂,这只能使人感到十分可笑!
党都不叫你爱它,难道你比共产党更加共产党?
(苹果日报/作者为资深报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