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11-28 07:57:00作者：
三门峡水库的存废，是目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据《华商报》报道，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10月份率队考察渭河洪灾后，在郑州会议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的效益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在三门峡水库。与此相呼应，11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国水利界两位泰斗级人物双院士张光斗、前水利部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联名发出的呼吁：三门峡水库应立即停止蓄水、放弃发电。至此，著名政治抒情诗人贺敬之1958年3月在三门峡工程动工之初的放声歌唱《三门峡－－梳妆台》（……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风清水走东海。……黄河女儿容颜改，为你重整梳妆台。青天悬明镜，湖水映光彩……三门闸工正年少，幸福闸门为你开。并肩挽手唱高歌呵，无限青春向未来！）成了“歌德派”的耻辱柱；谁也无法否认，在“反右”运动中正式开工，“大跃进”中“快马加鞭”，于1960年9月基本建成的三门峡水库，是一项违背自然规律而错误决策、劳民伤财为害大于造福的失败工程。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死者长矣已；而是要总结历史的教训，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我充分理解主张上三门峡工程者的心情。“海晏河（历史上‘河’就是专指黄河）清”是我们的祖先数千年的梦想。然而，梦想要变事实，不是凭幻想可以完成的，必须尊重科学，面对现实。中国并不乏冷静求实之人。现在我们知道，当初坚持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的，不仅有后来被划为右派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还有刚走出校门的国家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而且，还有一而再、再而三谏阻，在开工一年之后仍然坚持要求停工的陕西方面的官员，包括一些生于斯长于斯凭生活经验即知此事大不妥的老干部。可是，这个工程的立项，是怎样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全票通过的呢？通过，不奇怪；可怪的就是这个“一致”，害人的就是这个“一致”！尽管工程建成之日，就是弊病显现之时。用数千万元炸开坝底泄水洞，又经8年多改建，到如今还是给渭河流域的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每年损失以数十亿元计。这个教训是多么深刻。
也许是汲取了三门峡工程报应在眼前的教训，三峡工程的上马相对地说，辩论就要充分一些。毛泽东早就提出了“高峡出平湖”的浪漫设想，1970年代初即“文革”中葛洲坝工程已开始施工，但总的来说，三峡工程上马没有像三门峡工程那么匆忙促迫。其间，不同意见也有较为公开的表达。李锐在他的著作中有记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代也出版过一本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书。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水北调工程，关系到中国大陆山海关以内整个的生态环境而不是单个的流域，据称预算5000亿元人民币，建设规模超过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却不闻全国人大代表大会讨论表决，也不闻水利界、学术界、官方与民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连“一致通过”的过场也不走，就悄悄地干起来了。邓小平说的“不争论”，是指姓社姓资等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说对于一项具体的工程也应“只做不说”呀！莫非当下的领导人自信比毛泽东、周恩来更加“伟大光荣正确”？
当年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的那个实习生温善章，今天已经是饱经沧桑的退体老人。他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时动情地说：“我们应当给反对意见以国民待遇。”（该刊今年第31期）就是说，不要歧视、排斥持不同意见的公民，把他们当反动分子、人民公敌进行防范和修理，应当给他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与机会，以便兼听则明，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的决策。不然，老是拿人民的生命财产交“学费”，交了也白交，什么也学不会。我们这些纳税人可不是暴发的大款，不可能像某些人把纨裤子弟送到海外“留学”一样，任凭他们白交大把的学费却留级留级又留级也不心疼。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扭转了经济领域开倒车重搞阶级斗争的势头，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此前两三年相应的极“左”思想的回潮，在政治领域却没有得到扭转。这就是海内外、党内外绝大数有良知的人，一致公认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官本位”越闹越蝎虎，大学校院衙门化（相应地是恢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把手”问题、买官卖官问题（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新模式为书记卖官任命政府官员扫清了障碍）等等，都是这种严重滞后、反向发展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民主气氛日渐稀薄、个人专断日益严重的大环境中，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怎么可能受到重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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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死者长矣已；而是要总结历史的教训，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我充分理解主张上三门峡工程者的心情。“海晏河（历史上‘河’就是专指黄河）清”是我们的祖先数千年的梦想。然而，梦想要变事实，不是凭幻想可以完成的，必须尊重科学，面对现实。中国并不乏冷静求实之人。现在我们知道，当初坚持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的，不仅有后来被划为右派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还有刚走出校门的国家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而且，还有一而再、再而三谏阻，在开工一年之后仍然坚持要求停工的陕西方面的官员，包括一些生于斯长于斯凭生活经验即知此事大不妥的老干部。可是，这个工程的立项，是怎样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全票通过的呢？通过，不奇怪；可怪的就是这个“一致”，害人的就是这个“一致”！尽管工程建成之日，就是弊病显现之时。用数千万元炸开坝底泄水洞，又经8年多改建，到如今还是给渭河流域的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每年损失以数十亿元计。这个教训是多么深刻。
也许是汲取了三门峡工程报应在眼前的教训，三峡工程的上马相对地说，辩论就要充分一些。毛泽东早就提出了“高峡出平湖”的浪漫设想，1970年代初即“文革”中葛洲坝工程已开始施工，但总的来说，三峡工程上马没有像三门峡工程那么匆忙促迫。其间，不同意见也有较为公开的表达。李锐在他的著作中有记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代也出版过一本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书。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水北调工程，关系到中国大陆山海关以内整个的生态环境而不是单个的流域，据称预算5000亿元人民币，建设规模超过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却不闻全国人大代表大会讨论表决，也不闻水利界、学术界、官方与民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连“一致通过”的过场也不走，就悄悄地干起来了。邓小平说的“不争论”，是指姓社姓资等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说对于一项具体的工程也应“只做不说”呀！莫非当下的领导人自信比毛泽东、周恩来更加“伟大光荣正确”？
当年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的那个实习生温善章，今天已经是饱经沧桑的退体老人。他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时动情地说：“我们应当给反对意见以国民待遇。”（该刊今年第31期）就是说，不要歧视、排斥持不同意见的公民，把他们当反动分子、人民公敌进行防范和修理，应当给他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与机会，以便兼听则明，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的决策。不然，老是拿人民的生命财产交“学费”，交了也白交，什么也学不会。我们这些纳税人可不是暴发的大款，不可能像某些人把纨裤子弟送到海外“留学”一样，任凭他们白交大把的学费却留级留级又留级也不心疼。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扭转了经济领域开倒车重搞阶级斗争的势头，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此前两三年相应的极“左”思想的回潮，在政治领域却没有得到扭转。这就是海内外、党内外绝大数有良知的人，一致公认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官本位”越闹越蝎虎，大学校院衙门化（相应地是恢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把手”问题、买官卖官问题（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新模式为书记卖官任命政府官员扫清了障碍）等等，都是这种严重滞后、反向发展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民主气氛日渐稀薄、个人专断日益严重的大环境中，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怎么可能受到重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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