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仍然继续以武装推翻国民政府为其首要的方针。1988年由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和（9）是“九一八”以后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录几段来说明中共中央在当时的立场（不另加注释）。
1932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造成全中国的总崩溃，使全中国千百万大多数民众饥饿，死亡，使中国民族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压迫，侵略，使全中国民族蒙此奇耻大辱的罪人，当然是地主阶级国民党。”其时，甚至宋庆龄等所谓国民党左派，那时都被划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只能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民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有出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呼吁：“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是我们的同盟者。”虽然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共仍然把国民政府当做首先要打倒的对象。
“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却为此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号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国难当头之时，“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的政权！”
因此，中共中央对于各个根据地的红军发出了不断攻击的命令：“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接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西北、鄂东、鄂豫边、湘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份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弱小的红军，不断地对抗日大后方发动进攻。曾经任中共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早在1930年7月，彭德怀统率的红三军团就第一次攻打长沙，成功了，后来第二次就失败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有六千多人，其任务竟然是威胁抗战首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但是那时候的“抗日先遣队”，怎么能够公开做这种破坏抗战的举动呢？中共中央就是在临行时，竟然也没有宣布作战的目的，哪怕作为参谋长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粟裕当面问总司令朱德，才知道这个“抗日先遣队”的真正战略目的。对此，后来粟裕曾说道：“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的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后，立即出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注11）在第三国际在1935年因为苏联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前，中共的一切都只是推翻国民政府，与日本军队夹击中国军队，如今出版的许许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证。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又面对中共在国难当头之时要继续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叛乱叛国行径，却必须艰难地在夹攻中寻求国家生存和抗日致胜之道。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由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当局当然明了国家的内部情况，明了中日国家力量的悬殊对比，明了第三国际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针。如果对内没有求得安宁，完全对外抵抗，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够是接受日本极为苛刻的条件，让中华民族陷于深渊之中。另外的结果，是日本和中华民国两败俱亡，而苏联和中共得利。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内的方针，出现的便是第二种结果。
在中国东北的两个主要竞争国是日本和苏联，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如此。所以那时候苏联的策略，就是挑拨加剧中日的矛盾，以便从中得利。以苏联为依靠的中国共产党，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绪，鼓动立即抗战，来达到乘机扩张和'I卫苏联的目的。而狂热的日本军阀却不了解这一点。蒋介石等政治家对此却非常清楚，所以在决策时充满疑虑，被迫应战。何况国家的种种内部情况也不允许立即抵抗，只好对日本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负重方针。但是日本的少壮军人把日本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杀，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一天天紧张。所以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写作《敌乎？友乎？》一文时，就以起码的常识和客观的理性精神对日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无论对美国或者对俄国开战，与中国同时作战都是战略上的失败；而对中国全面开战，除非占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一段指出战争可能给双方带来同时毁灭的惨重结果：“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碍谋及久远的和平。”（注12）后来战争的结局证明了蒋介石所说的“双方毁灭”的远见，即是日本挨原子弹，中华民国丢失大陆。
关于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有几次重要的阐述
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到达上海以后曾发表谈话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来外侮，是必然的。反转过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样强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急，那末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都是居于必败之地。”（注13）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说明了遭受内外夹攻的处境，以及先内后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迫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余剖视倭人之心肝，了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也。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证党国之时，则不作无谓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注14）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蒋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释他的政策说：“我们这次剿匪勘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是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注15）虽然蒋介石知道这历史的教训，但是因为西安事变发生，终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历史的悲剧。
注释：
1、《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四十周年学术论文》第87页，联合报社出版，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台北。
2、《中共史论》第二册第294－295页，郭华伦编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集第100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独立评论》第41号，《全国震惊以后》，胡适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201－202页，朱羲农文：《十年来的中国农业》，龙门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国近代史》第945页，著者兼发行人：李方晨，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台北。
7、《独立评论》选集第二册第15－16页，蒋廷黻文。长桥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
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53－35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七十年，台北。
9、《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47页。
10、《独立评论》第45页。
11、《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国近代史料丛书《抗日战争》第一卷第559页，章伯峰、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4页，古屋奎二编著，中央日报社出版，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14、《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20页。
15、《戏说西安事变》第97－98页，王禹廷着，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