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后的正确国策:攘外先安内 (中)

作者:谢幼田 发表:2003-09-19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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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先安内”的政策

  “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仍然继续以武装推翻国民政府为其首要的方针。1988年由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和(9)是“九一八”以后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录几段来说明中共中央在当时的立场(不另加注释)。

  1932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造成全中国的总崩溃,使全中国千百万大多数民众饥饿,死亡,使中国民族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压迫,侵略,使全中国民族蒙此奇耻大辱的罪人,当然是地主阶级国民党。”其时,甚至宋庆龄等所谓国民党左派,那时都被划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只能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民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有出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呼吁:“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是我们的同盟者。”虽然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共仍然把国民政府当做首先要打倒的对象。

  “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却为此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号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国难当头之时,“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的政权!”

  因此,中共中央对于各个根据地的红军发出了不断攻击的命令:“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接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西北、鄂东、鄂豫边、湘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份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弱小的红军,不断地对抗日大后方发动进攻。曾经任中共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早在1930年7月,彭德怀统率的红三军团就第一次攻打长沙,成功了,后来第二次就失败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有六千多人,其任务竟然是威胁抗战首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但是那时候的“抗日先遣队”,怎么能够公开做这种破坏抗战的举动呢?中共中央就是在临行时,竟然也没有宣布作战的目的,哪怕作为参谋长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粟裕当面问总司令朱德,才知道这个“抗日先遣队”的真正战略目的。对此,后来粟裕曾说道:“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的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后,立即出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注11)在第三国际在1935年因为苏联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前,中共的一切都只是推翻国民政府,与日本军队夹击中国军队,如今出版的许许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证。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又面对中共在国难当头之时要继续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叛乱叛国行径,却必须艰难地在夹攻中寻求国家生存和抗日致胜之道。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由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当局当然明了国家的内部情况,明了中日国家力量的悬殊对比,明了第三国际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针。如果对内没有求得安宁,完全对外抵抗,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够是接受日本极为苛刻的条件,让中华民族陷于深渊之中。另外的结果,是日本和中华民国两败俱亡,而苏联和中共得利。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内的方针,出现的便是第二种结果。

  在中国东北的两个主要竞争国是日本和苏联,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如此。所以那时候苏联的策略,就是挑拨加剧中日的矛盾,以便从中得利。以苏联为依靠的中国共产党,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绪,鼓动立即抗战,来达到乘机扩张和'I卫苏联的目的。而狂热的日本军阀却不了解这一点。蒋介石等政治家对此却非常清楚,所以在决策时充满疑虑,被迫应战。何况国家的种种内部情况也不允许立即抵抗,只好对日本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负重方针。但是日本的少壮军人把日本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杀,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一天天紧张。所以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写作《敌乎?友乎?》一文时,就以起码的常识和客观的理性精神对日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无论对美国或者对俄国开战,与中国同时作战都是战略上的失败;而对中国全面开战,除非占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一段指出战争可能给双方带来同时毁灭的惨重结果:“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碍谋及久远的和平。”(注12)后来战争的结局证明了蒋介石所说的“双方毁灭”的远见,即是日本挨原子弹,中华民国丢失大陆。

关于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有几次重要的阐述

  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到达上海以后曾发表谈话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来外侮,是必然的。反转过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样强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急,那末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都是居于必败之地。”(注13)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说明了遭受内外夹攻的处境,以及先内后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迫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余剖视倭人之心肝,了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也。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证党国之时,则不作无谓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注14)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蒋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释他的政策说:“我们这次剿匪勘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是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注15)虽然蒋介石知道这历史的教训,但是因为西安事变发生,终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历史的悲剧。


注释:
1、《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四十周年学术论文》第87页,联合报社出版,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台北。
2、《中共史论》第二册第294-295页,郭华伦编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集第100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独立评论》第41号,《全国震惊以后》,胡适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201-202页,朱羲农文:《十年来的中国农业》,龙门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国近代史》第945页,著者兼发行人:李方晨,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台北。
7、《独立评论》选集第二册第15-16页,蒋廷黻文。长桥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
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53-35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七十年,台北。
9、《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47页。
10、《独立评论》第45页。
11、《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国近代史料丛书《抗日战争》第一卷第559页,章伯峰、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4页,古屋奎二编著,中央日报社出版,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14、《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20页。
15、《戏说西安事变》第97-98页,王禹廷着,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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