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整个官场历史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也就是“奸臣当道”。既然整个官场社会状况多是“奸臣当道”，那么也就是说“奸臣当道”是官场社会的必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权力跟奸臣结合往往是社会最稳定的时候。不仅统治阶级的官场遵循为官作恶规律，而且强盗社会、民间组织，也同样遵循作恶为官规律。《水浒传》中的不仅第一代领导人个个是杀人犯，而且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同样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水浒梁山第一代领导人入伙的一个重要的规矩，就是必须有命案。林冲上梁山时，已经多条人命了。可是政审时却依然没有被通过，第一代领导人白衣居士非得要林冲提头来见。
官场就是官场，血腥是官场一大原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好孩子干不了”。官场决不是心慈手软的地方，没有铁的手碗，就不可能立足官场。一个老实干部被提拔到一把手的地位，人们纷纷向他推荐干部人选。可是，这位老实巴交的干部却说：“你们说得这些人，人品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太老实了，能胜任吗？” 为官呀，为官，不在为官中残酷，就在官场残酷中被残酷。当官不作恶是官场忌讳，大家都去收刮民脂民膏，你却要坚持轻徭薄赋，你也就是自绝于官场。宋代民谣讲：“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今天民谣讲：“副县转正县，毁掉半个县。”
民谣讲：“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在政绩热的今天，仅仅吹牛是不够的，还要出政绩。在同等条件下，要搞出政绩来，就看每个人敢不敢胡搞了。某地，张三干乡长时，热衷于挖河修路，河路没有修好，自己的升官道路铺平了。李四接替后，大建市场，市场没建好，自己当市长去了。王五接替后，大棚养鸭，结果鸭子没飞起来，而自己却飞了。为了出政绩，几任乡长搞得民怨沸腾。后来刘七乡长，在没有增加老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把河路修通，市场建好，鸭场也交付使用，却被人认为政绩不突出被挂了起来。
对于统治，古人形象地比喻“牧羊”。既然放牧，也不过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一种就是鞭子加屠刀的方法。表率作用仅仅适用在政治清明、人心单纯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往往很短，手段往往有限，历史更多的是鞭子加屠刀的时代。所以，为官的手段多为“坏孩子”准备着，好孩子为官先天不具备当官的细胞。某地，街道拆迁，由于决策失误，搬迁工作十分艰难。负责搬迁的领导换了几任，搬迁依然没有效果。为了不失信外商，搬迁指挥部不得不把当地的黑社会老大聘为领导。老大下了通牒，可是依然有几个钉子户不听招呼。老大当即派黑社会人员捣毁了钉子户的家具，并扬言再不搬迁就要放血。钉子户向派出所报案，地方政府压着派出所不给处理。一次次地无处说理后，钉子户只得接受屈辱的条件。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法治，只有统治阶级疯狂的权力盗窃。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专制强盗们总是不择手段地追逐巧取豪夺，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上行下效，玩权术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泊之中。官僚体制要求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皇帝偷窃朝臣，朝臣偷窃官员，官员偷窃基层，基层偷窃百姓。官员对上是奴才、鹰犬，对下则是虎狼，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无恶不作。
在一个没有公理的社会，监狱里关押的往往是不应该关押的人；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往往不是囚徒，而是给囚徒做报告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最容易犯罪的岗位不是做工、种田的，而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他们最有资格盗窃别人的劳动果实。他们不是因为守法和高尚而不被法律的追究，而是因为窃取公权而成为不受法律追究的人。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讲过：“我们的一把手都是好的。据我所知我们的一把手没有一个是查出来过问题。”如此看来，谁窃取一把手的权力以后，谁就具备了犯罪不被追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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