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境外媒体和国内的依附性精英，又从“党主改革”的角度来解读党营报刊的改革，将此次改革与胡温联系起来，历数胡温上台后对媒体改革的一系列开明做法，特别是胡锦涛提出的“三个贴近”和李长春提出的“三个破除”，为媒体改革提供了来自中共最高层的支持。有人将此次改革称之“亲民新政”的又一实绩，甚至称为“李长春新政”，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民间动力和境外压力的巨大作用。
实际上，官方之所以进行党政报刊的改革，完全是迫于各种体制外压力的日益成长，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对策略。也与大陆其他方面的改革遵循着基本一直的逻辑，在官方主导的表面逻辑之下，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民间自发的潜在逻辑的推动。
民间自发力量的持续成长──官方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民间对官方打压的巧妙反抗──官方打压的屡屡失效──官方被迫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
也就是说，民间的权利意识一旦觉醒，其自发能量绝非官方压制所能阻止。正如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那样：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路易十六进行改革之时，而没有发生在专制王权的僵化时期，就在于，一方面，改革导致民间的权利意识觉醒和民间力量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专制者又不愿意放弃独裁权力，无法提供最大的公共产品──平等权利及其政权合法性，二者的结合导致了社会公正饥渴，特别是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所体验到的不公平感，甚至比13世纪还要强烈。托克维尔说：“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旧制度和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P210，北京）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统治，饿死几千万人和株连九族的政治迫害，其残酷性和物质匮乏远远超过邓小平时代，而由于国人毫无权利意识，所以并没有强烈的痛苦感。邓小平时代的后极权统治，虽然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政治迫害的残酷性有所降低，但国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使之对社会不公变得敏感，当权者的腐败也显得格外醒目刺眼，人们便通过各种自发的方式表达对现政权的强烈不满，而反抗独裁的另一面就是扩张民间资源。
正是全社会的权利意识的觉醒，现政权在应对民间压力之时，也只能采取利益化、技术化和权宜化的统治方式，精确计算统治的成本和收益，打压要计算，改革更要计算，特别是要评估某一决策对政权稳定这一最大利益的损益。只有当中共最高层得出不会影响政权稳定的评估之后，某项改革决策才能够“千呼万唤始出来”。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发动第二次经济改革，就是为了延缓中共合法性危机的爆发，也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信誉的流失。
胡温初登大宝，从胡温体制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讲，最迫切的权宜之计，必然是想尽一切办法巩固自身的权力。而就党内权力基础而言，胡温比江朱更弱势，在江泽民仍然掌控高层权力的基本格局的情况下，胡温加强自身权力基础和提高自身威望的最佳选择，就是面向社会和民意寻求支持，所以才有以“亲民路线”为核心的胡温施政。因为，当下中国，政治强人时代过去之后，虽然，民心向背无法最终左右政治人物的盛衰，却可以作为掌权者加强自身权力的资本，特别是对于新上台的高官而言，新官上任之初的“三把火”，往往以“讨好民意”来赢得社会声望，已经由朱镕基做出了成功的示范。大陆媒体惯于歌功颂德的传统，也使亲民姿态得到舆论造势的支持，无论朱镕基任上留下多少负面遗产，百姓也很难知情，所以，时至今日，朱镕基上任伊始的万丈豪情，仍然是大陆百姓最鲜活的记忆。以至于，新总理温家宝在就任时的记者会上的表态，也承受着朱镕基民望的巨大压力。
由此，在无法启动政治改革的现行体制框架下，胡温体制巩固自身权力和提高自身威望的最佳方式，也就只能是“亲民路线”，党政报刊改革的社会效应之一，就是取消行政摊派式的发行和广告，能够减轻基层和企业的负担。
虽然，中共仍然实行媒体垄断，大陆所有媒体在名义上仍然为官办，但是，早在党营媒体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前，大陆媒体的自发性的民间化、市场化、企业化，已经变成人人皆知的事实。即便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频繁发布禁令，企图杜绝报刊业的二渠道市场，然而，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上的日益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市场化日益普及和深入，传媒受众的欣赏趣味的迅速分化，新闻业者的观念更新和职业良知……足以把中共的无数禁令消化于无形之中。因为，媒体必须面对市场竞争和欣赏趣味多元化的受众，而市场和欣赏趣味显然是民间化的，加之境外媒体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大面积进入大陆，加入WTO的承诺，内外结合的多方位压力，使一向党营的传媒业，仅仅是为了生存和赢利，也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而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改革。
[未完待续]
（转自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