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可称之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背后，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是《武训传》这部电影最直接有力的催生者。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其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陶行知去世，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的材料，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
电影《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春节后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大众电影》特为出了专辑，还把它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情况骤变。《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由此直接把这场批判挂到了陶行知身上。
江青这时在文化部文艺处挂名任职。批判运动开始后，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十二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作为结果，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六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为批判运动添加了燃料。
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经历不无关系。
陶行知两伸援手
1933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晨更的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班和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富有才华的王洞若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
平心而论，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居住。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的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但此番来沪情势已有所变化。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了陈企霞等五人。所以，江青此时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他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江青参加了“教联”。据称，江青当时表现不错，组织上准备解决其入党问题，并让她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的负责工作。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组织通过关系营救，江青被保释后继续得到陶门弟子的帮助。
一首诗伏下的怨恨
江青第三次来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
这一回来沪，江青主要同“剧联”打交道，据她后来得志时向美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来沪，点名要她主演《娜拉》，她一举成名。事实上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实在离不开许多朋友的帮助，她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得的章泯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有名望的赵丹和金山（他们分别出演剧中男主角郝尔曼和格洛克斯齐），更离不开章、赵的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任报刊编辑。同这样一位“影报双栖”的明星人物发展关系，对江青来说，其价值不言而喻。在唐纳推助之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及大大小小的捧场文章频频出现报端刊尾，上海影剧界新添了一名二流明星。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此事成为上海市民酒后饭余的一大话题。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
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给“阿苹”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自杀事件》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传。作为变情者一方的熟人和殉情者一方的朋友，陶行知自不能不对此表示关注。陶行知当即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勉对方：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您要知道：/蓝苹是蓝苹，/不是属于您。/您既陶醉在电影，/又如何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如果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把一颗爱她的心，/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我想说给您听，/为个人而活，/活得不高兴；/为个人而死，/死得不干净。/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才值得我们去拚命。/若是为意气拚命，/为名利拚命，/为恋爱拚命，/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苹之词。
报复在身后
这首发表在邹韬奋刚刚创办（1936年6月7日）于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的小诗，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也不曾为江青所寓目。
1936年11月下旬发生的“七君子事件”，把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一起推到了抗议当局消极抗日的政治斗争前列。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会领袖，与沈等七人作为“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持续半年有余的全国抗议浪潮，终以当局公诉书的提出而达到高潮。在此过程中，上海影剧界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如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入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亮出了同一立场。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经西安前往延安。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已非当年沪上“阿苹”。她趁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从延安到重庆比较方便，专程前去医治龋齿。到重庆后，她曾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出于种种考虑有意回避了。陶行知则曾与她在山城相见。那是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滕代远和江青等。据当事人忆称，江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二十八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火索则是读到《送给唐纳先生》一诗。
陶行知1946年7月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为了纪念他，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由大学出版公司印行问世，流传颇广。江青极有可能因读到这本诗集而怒不可遏。这首诗的流传使江青的旧事弄得尽人皆知，这是她绝对无法容忍的。
另一条消息也可能引起江青的极度不快。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曾引起海内外的注意，追悼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其人，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这一争角之败，曾被江青引为终生大辱之一，王莹也从此成为她切齿难忘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
摘自《亲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