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没有事做，父亲就安排了个头很小十三岁的我，去跟堂房的一个木匠哥哥做学徒，九月底去了在山里的胡家老窝，干起木匠徒弟。师傅是自家的堂哥，当时很反对父亲的决定，说这么小的孩子，做木匠学徒太苦太累，母亲也舍不得，但父亲雷打不动，我还是个不太通人事的小孩，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既然父亲坚持吗，也没办法。
山里乡下很穷，已经习惯了小镇上的穷，还是相当困扰。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天还未亮，黑洞洞的，有点吓人，紧跟着师傅堂哥后面跑，堂哥很心疼，总是拿几乎全部的木匠吃饭家伙，让我只象征性的背一点点小工具，师傅走得很快，见我落在后面，就放慢脚步，问长问短地关心起来，所以也还能对付。
山里乡下是我的老家，芝麻大的镇上，大一点的房子过去全是胡家的财产，是祖辈传下来的，离镇几里路，胡家曾经拥有很大一片地，所以祖父被划成恶霸地主，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拉去枪毙，所有的房地产全被没收，只留下三间小屋，给大伯父全家，也就是堂哥师傅一家人住。
堂哥家有五口人，大堂哥早年为了活命，去了福建山区伐木，二堂哥在家务农，三堂哥，也就是我的木匠师傅，一个堂姐也是务农，大伯母务农兼照看家，也做家务活，大伯父六零年饿死。大伯母堂哥堂姐都很疼我，总是留最好的东西让我吃，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吃的，玉米，红薯，很难得的一点肉，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大家一定坚持，说我太小太瘦。
周围的邻居还算客气，只是大伯母每天要到镇革命委员会去报到，交代有没有犯过新的罪行，大伯母是后来改嫁到胡家的，大伯父的前妻过世，大伯母的前夫也去世，听说还是个头头不小的新四军，大伯母与前夫的孩子都是烈士后代，由国家养大，而且都混的很好，大伯母的运气太差，嫁到胡家才两年，就顶着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大伯父又很早过世，这些年真是为难了大伯母，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任劳任怨，从不得罪任何人，在小镇上，大家都背后称赞大伯母。
七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山里乡下，没有电，也没有电锯，木材的切割全要靠手工，大的木料一个人行，要两个人用大锯子，你来我往地拉锯，木头太大太高时，要站在凳子上拉大锯，刚刚开始学徒，还算运气，都是一点小的活，打几张桌子，修几扇门，几天就完事，近三个月下来，也学会一点简单的木匠手艺，苦是苦了点，在堂哥师傅无微不至的照应下，也还行。
十一月底的一天，气候变冷，北风刮得呼呼叫，像平日一样，天很黑，一大早往名叫杨村的地方赶，去帮有点远亲关系的一户人家打家具，要取媳妇，女方要一套新家具，因为是亲戚，堂哥只能听命。
杨村的杨家与胡家一直有互相婚嫁的关系，二姑母的第一个丈夫是杨村的人，跟着大姑母去了台湾，留下一对双胞胎，二姑母养不活，只能再嫁人，还送一个儿子给人家养，真悲惨，听了让人流泪。
杨家在当地是个大户，很有气派，杨家人也团结，家规也严，杨村的人对我很客气，老是问长问短，年纪大一点的人，总说祖父如何如何善良，不知帮了多少人，还帮过新四军不少忙，死得可惜，半个多月的杨村生活听了不少有关祖父的事。
由于要打大件家具，有大木头要锯，起初还能对付，十几天下来，全身酸痛，手没有办法停止抖动，吃中餐时，筷子也没法抓，完全变成了一个残废人，堂哥看了非常心疼，就找了一位杨家的人来拉大锯，让我多休息，还鼓励说，过几天就会好，木匠学徒都是这样，很苦。
当晚回到大伯母家时，大伯母听了很不愿意，坚持要送我去县上父亲住的小镇，并威胁说这么小的孩子，那能吃这么样大的苦，弄死了怎么办。
第二天一大清早，大伯母领着我，回到了父亲的地方，母亲听了也流泪，我的双手抖动不停，完全失去控制，牙刷也拿不起来，父亲看了，也没有说什么话，我再也没有回去做木工徒弟了。
美国纽约 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