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07-27 18:07:00作者：吕柏林
九、孙志刚新案，只有最高两院才有权查处
《孙志刚新案刑法分析》揭发，孙志刚新案是制造孙志刚惨案的冤案，是以包庇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为目的，罪刑无辜的李海樱等八名被告、错罪四名“护工”，速杀活证乔燕琴为结果的罪案，是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继续在法律名义下的犯罪大案。犯故意包庇罪、玩忽职守罪的高级罪犯，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最高人民检
察院院长贾春旺，犯过失包庇罪或玩忽职守罪嫌疑的高级人物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具有单位犯包庇罪的嫌疑。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具有人事、财政上的依赖级关系而应回避，但是，《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依宪只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公诉，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同时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查处的能力。宪法的授权是不可推卸的授权，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依宪行使权力。（２００３.７.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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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致最高两院的公开信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孙志刚惨案和孙志刚新案最大特征是，单位犯罪。与其它单位犯罪的显著区别是，党政法和人大机关单位的共同犯罪，是从基层党政法机关和人大到中央党政法干部的共同犯罪和国家领袖负有犯罪责任的犯罪。虽然《刑法》还未规定这些单位犯罪的罪刑法条，但可以参照其它类型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定侦查、公诉和审判。
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不是全国唯一的收容犯罪集团，这样的犯罪集团遍布各省市，如牛金博的评论文章《收容的法律问题》披露：据民政部消息，近一两年，在全国７００多个收容遣送站，每年有一百多万人被收容遣返回原籍，其中几十万人的收容地是广东①，说明北京、上海的收容遣送罪行仅次于广东。对北京市的非法收容遣送，已有不少受害人上网控诉，但遭受上海市非法收容遣送危害的报道非常罕
见。其他省份已有少量披露。现举一例，以便你们以斑见豹，即６月１０日《三湘都市报》发表《滴血的收容》②报道的湖南省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原党支部书记兼财务郭先礼曝出的内幕：
该站１０名员工，每年从政府获得１２万元拨款，但该站自定收容费标准，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对收容对象分Ａ、Ｂ、Ｃ三类，按省外、省内、市内不同档次，再按１０日以下每人收取１０００元、８００元、７００元不等管理费，１０日以上则按每人１４００元、１２００元、９００元等不同的标准收取。几年下来，共获绑票收入近３２０万元。
而在此前的１９９７年，他们就早已同火车站勾结派出所非法收容：派出所民警每送来一个人可得回扣５０元，联防队员每捉一人工钱为５元。
下面原文照录：
“有了这个口头协议，派出所民警干活也很卖力，看到有农民模样的人便走上去巧言相劝，说到收容所有饭吃、还能派车把他们送回家去。”郭先礼介绍说，“但被关进去以后，任你哭爹喊娘都不会有人理会，要是被哭烦了，站里的人员就把他们拖出来痛打一顿，直到他们不再嚷着要回家为止。”
从该站的一本现金账本上，记者看到，仅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８日几天时间内，收遣站便因协议支付给火车站派出所现金３３００元。
被强行捉进来的农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种证件，并非“三无人员”，在采访中郭先礼反复强调说。在站里开会时有关领导也一再强调，凡是进站有证件的一律要写成“三无人员”，这一来是收费的理由，二来还可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人送进来以后，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过，搜出来的钱据为己有（私分）。贵州省平坝县乐平乡大屯村四组的未婚女青年吴红红，从福建打工回乡途中，被人在涟源骗下了火车，并被骗走３０００元现金。吴求助当地派出所，被送进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时间进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现金及金项链等物被强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吴红
红受不了这一刺激，精神开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后她父亲赶来才将其赎了回去。
搜身超过打劫
被强行捉进来的农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种证件，并非“三无人员”，在采访中郭先礼反复强调说。在站里开会时有关领导也一再强调，凡是进站有证件的一律要写成“三无人员”，这一来是收费的理由，二来还可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人送进来以后，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过，搜出来的钱据为己有（私分）。贵州省平坝县乐平乡大屯村四组的未婚女青年吴红红，从福建打工回乡途中，被人在涟源骗下了火车，并被骗走３０００元现金。吴求助当地派出所，被送进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时间进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现金及金项链等物被强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吴红
红受不了这一刺激，精神开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后她父亲赶来才将其赎了回去。
拍恐吓电报
向被收容人员家里打电报、电话，是收遣站创收的主要手段。四川省宜宾县普安乡周坎村１３组的张勇是家中的独生子，其母黄仲芬接到涟源市收遣站“速带８００元来湖南涟源收容所接张勇”的电报便慌了神，不知儿子在外犯了什么事，赶紧将家中的耕牛、谷子卖掉，还借了部分高利贷才凑齐了８００元，赶到了涟源收遣站将张勇接了回去。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尖坡村的向仲正，其父亲向洪召接到电报
时，自己正重病没钱吃药，还是借高利贷赶到了涟源，讲尽了好话，跪着求情，站里才同意交６００元让其儿子走人。郭先礼说，凡是被捉进来的人的家里，都会接到过这样的电报或站里打去的电话。
火车站捉拿农民
每年７月是收遣站创收的黄金时期。郭先礼说，因为每年这时候贵州、怀化等地的农民，都会有组织地到长沙、湘潭等地帮人家双抢打零工。收遣站这时便会与派出所联合在火车站等路口设卡，“生意”好时一天就能捉住几十个农民，把他们身上的钱财搜刮完后，再派他们其中的一名或两名代表回乡去取钱，其余留下当人质，一般每人３００－４００元不等。
在郭先礼所做的一份统计中，单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日至１５日，收遣站便拦路捉住路过涟源的花垣县农民４６人，从他们身上共搜得现金７７６．２元。
上广州“进货”
涟源是个县级市，“资源”毕竟有限。为此，以肖站长为首的收遣站工作人员便把眼光瞄向了周边“市场”，开办了一个地级“中转站”。
郭先礼说，当收遣站“业务”不济时，收遣站便派人派车到广东等地收容机构去联系“业务”，花５０元／人左右的价格把他们拉到涟源来，再对这些人进行“剥皮抽筋”。据不完全统计，仅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收遣站此一项“业务”便收入８０余万元。
一群衣冠禽兽
收遣站每年收押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高峰时一年可收押近６０００人，可从１９９６年至今却极少遣送人回乡。
实在收不到钱，收遣站便强迫他们劳动，并不支付一分钱工资。浙江兰溪的林茂正因不满被强迫劳动与收遣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吃中饭时被人打成重伤，后致死。此外，收遣站内还设有２间禁闭室，专门用来体罚没钱的被收容人员。
几年下来，收遣站共添置了手铐５０余副、电棒１０多根以及军用刀等物。
面对暴力、鲜血、黑钱，不堪良心煎熬的郭先礼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向涟源市各级部门反映收遣站黑幕，可每次都不了了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林茂正死在收遣站后，郭先礼背上了“领导责任”，于２００１年１月离开了收遣站。
这只是曝光的一个县级收容站黑幕。全国有多少这样的收容站？网上已有不少报道，但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收容遣送制度的结束，是清算收容遣送制度罪恶的开始。对孙志刚惨案和孙志刚新案的侦查、公诉和审判，将以成本最低的刑事诉讼法武器，一举捣毁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和包庇它的犯罪集团。这两个犯罪集团的捣毁将为捣毁全国各省的收容犯罪集团树立榜样，获取经验。其功之大，将永垂青史。
孙志刚新案是以孙志刚惨案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犯罪案件，两案关系密切，必须同案侦查、公诉、审判。涉嫌犯罪需要侦查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职务如下：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上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上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上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最高职务是：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任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上任国家主席、上任和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
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
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
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孙志刚新案刑法分析》揭发，孙志刚新案是制造孙志刚惨案的冤案，是以包庇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为目的，罪刑无辜的李海樱等八名被告、错罪四名“护工”，速杀活证乔燕琴为结果的罪案，是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继续在法律名义下的犯罪大案。犯故意包庇罪、玩忽职守罪的高级罪犯，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最高人民检
察院院长贾春旺，犯过失包庇罪或玩忽职守罪嫌疑的高级人物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具有单位犯包庇罪的嫌疑。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具有人事、财政上的依赖级关系而应回避，但是，《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依宪只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公诉，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同时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查处的能力。宪法的授权是不可推卸的授权，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依宪行使权力。（２００３.７.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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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致最高两院的公开信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孙志刚惨案和孙志刚新案最大特征是，单位犯罪。与其它单位犯罪的显著区别是，党政法和人大机关单位的共同犯罪，是从基层党政法机关和人大到中央党政法干部的共同犯罪和国家领袖负有犯罪责任的犯罪。虽然《刑法》还未规定这些单位犯罪的罪刑法条，但可以参照其它类型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定侦查、公诉和审判。
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不是全国唯一的收容犯罪集团，这样的犯罪集团遍布各省市，如牛金博的评论文章《收容的法律问题》披露：据民政部消息，近一两年，在全国７００多个收容遣送站，每年有一百多万人被收容遣返回原籍，其中几十万人的收容地是广东①，说明北京、上海的收容遣送罪行仅次于广东。对北京市的非法收容遣送，已有不少受害人上网控诉，但遭受上海市非法收容遣送危害的报道非常罕
见。其他省份已有少量披露。现举一例，以便你们以斑见豹，即６月１０日《三湘都市报》发表《滴血的收容》②报道的湖南省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原党支部书记兼财务郭先礼曝出的内幕：
该站１０名员工，每年从政府获得１２万元拨款，但该站自定收容费标准，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对收容对象分Ａ、Ｂ、Ｃ三类，按省外、省内、市内不同档次，再按１０日以下每人收取１０００元、８００元、７００元不等管理费，１０日以上则按每人１４００元、１２００元、９００元等不同的标准收取。几年下来，共获绑票收入近３２０万元。
而在此前的１９９７年，他们就早已同火车站勾结派出所非法收容：派出所民警每送来一个人可得回扣５０元，联防队员每捉一人工钱为５元。
下面原文照录：
“有了这个口头协议，派出所民警干活也很卖力，看到有农民模样的人便走上去巧言相劝，说到收容所有饭吃、还能派车把他们送回家去。”郭先礼介绍说，“但被关进去以后，任你哭爹喊娘都不会有人理会，要是被哭烦了，站里的人员就把他们拖出来痛打一顿，直到他们不再嚷着要回家为止。”
从该站的一本现金账本上，记者看到，仅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８日几天时间内，收遣站便因协议支付给火车站派出所现金３３００元。
被强行捉进来的农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种证件，并非“三无人员”，在采访中郭先礼反复强调说。在站里开会时有关领导也一再强调，凡是进站有证件的一律要写成“三无人员”，这一来是收费的理由，二来还可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人送进来以后，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过，搜出来的钱据为己有（私分）。贵州省平坝县乐平乡大屯村四组的未婚女青年吴红红，从福建打工回乡途中，被人在涟源骗下了火车，并被骗走３０００元现金。吴求助当地派出所，被送进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时间进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现金及金项链等物被强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吴红
红受不了这一刺激，精神开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后她父亲赶来才将其赎了回去。
搜身超过打劫
被强行捉进来的农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种证件，并非“三无人员”，在采访中郭先礼反复强调说。在站里开会时有关领导也一再强调，凡是进站有证件的一律要写成“三无人员”，这一来是收费的理由，二来还可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人送进来以后，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过，搜出来的钱据为己有（私分）。贵州省平坝县乐平乡大屯村四组的未婚女青年吴红红，从福建打工回乡途中，被人在涟源骗下了火车，并被骗走３０００元现金。吴求助当地派出所，被送进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时间进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现金及金项链等物被强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吴红
红受不了这一刺激，精神开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后她父亲赶来才将其赎了回去。
拍恐吓电报
向被收容人员家里打电报、电话，是收遣站创收的主要手段。四川省宜宾县普安乡周坎村１３组的张勇是家中的独生子，其母黄仲芬接到涟源市收遣站“速带８００元来湖南涟源收容所接张勇”的电报便慌了神，不知儿子在外犯了什么事，赶紧将家中的耕牛、谷子卖掉，还借了部分高利贷才凑齐了８００元，赶到了涟源收遣站将张勇接了回去。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尖坡村的向仲正，其父亲向洪召接到电报
时，自己正重病没钱吃药，还是借高利贷赶到了涟源，讲尽了好话，跪着求情，站里才同意交６００元让其儿子走人。郭先礼说，凡是被捉进来的人的家里，都会接到过这样的电报或站里打去的电话。
火车站捉拿农民
每年７月是收遣站创收的黄金时期。郭先礼说，因为每年这时候贵州、怀化等地的农民，都会有组织地到长沙、湘潭等地帮人家双抢打零工。收遣站这时便会与派出所联合在火车站等路口设卡，“生意”好时一天就能捉住几十个农民，把他们身上的钱财搜刮完后，再派他们其中的一名或两名代表回乡去取钱，其余留下当人质，一般每人３００－４００元不等。
在郭先礼所做的一份统计中，单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日至１５日，收遣站便拦路捉住路过涟源的花垣县农民４６人，从他们身上共搜得现金７７６．２元。
上广州“进货”
涟源是个县级市，“资源”毕竟有限。为此，以肖站长为首的收遣站工作人员便把眼光瞄向了周边“市场”，开办了一个地级“中转站”。
郭先礼说，当收遣站“业务”不济时，收遣站便派人派车到广东等地收容机构去联系“业务”，花５０元／人左右的价格把他们拉到涟源来，再对这些人进行“剥皮抽筋”。据不完全统计，仅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收遣站此一项“业务”便收入８０余万元。
一群衣冠禽兽
收遣站每年收押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高峰时一年可收押近６０００人，可从１９９６年至今却极少遣送人回乡。
实在收不到钱，收遣站便强迫他们劳动，并不支付一分钱工资。浙江兰溪的林茂正因不满被强迫劳动与收遣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吃中饭时被人打成重伤，后致死。此外，收遣站内还设有２间禁闭室，专门用来体罚没钱的被收容人员。
几年下来，收遣站共添置了手铐５０余副、电棒１０多根以及军用刀等物。
面对暴力、鲜血、黑钱，不堪良心煎熬的郭先礼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向涟源市各级部门反映收遣站黑幕，可每次都不了了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林茂正死在收遣站后，郭先礼背上了“领导责任”，于２００１年１月离开了收遣站。
这只是曝光的一个县级收容站黑幕。全国有多少这样的收容站？网上已有不少报道，但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收容遣送制度的结束，是清算收容遣送制度罪恶的开始。对孙志刚惨案和孙志刚新案的侦查、公诉和审判，将以成本最低的刑事诉讼法武器，一举捣毁广东省收容犯罪集团和包庇它的犯罪集团。这两个犯罪集团的捣毁将为捣毁全国各省的收容犯罪集团树立榜样，获取经验。其功之大，将永垂青史。
孙志刚新案是以孙志刚惨案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犯罪案件，两案关系密切，必须同案侦查、公诉、审判。涉嫌犯罪需要侦查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职务如下：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上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上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上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最高职务是：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任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上任国家主席、上任和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
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
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
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虽然你们与中央党、政、人大有着人事与财政依赖级的利害关系，但是，你们首先是宪定的最高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包拯的权力和奉禄也与皇帝、朝廷有着依赖级关系，他能依法侦查、公诉和审判冤假错案和皇亲国戚大案，难道你们就不能做现代的包拯？
《杨乃武和小白菜》冤案昭雪的特点，是经过一审再审，把罪刑无辜、包庇罪犯的钦差大臣级的法官一个个转成罪犯；孙志刚惨案的特点，是只经二审就把一批违法查处孙志刚惨案的国家领袖和国家级大臣砣敕缸铩Ｑ钅宋溆胄“撞说男以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