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景山东边的北大红楼大钟“当当”地响了几声，已经是下午6点了。这时，从红楼里面走出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英俊而消瘦，双目有神，长长的头发似乎几个月没理了，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旧棉袍。
他，是北大图书馆雇来的临时工毛润之，从湖南来到北京已有6个月了。润之把围巾甩到背后，长长地呵了口气。这天真冷，想到马上就要去见的人，他心里才有一些暖意。
这两年真是流年不利，想到刚才在图书馆一些教授和学生对自己的白眼，心理满是愤懑。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家里有钱，能来北大读书么？刚才他向来借书的胡适之先生请教一个问题，这位润之一直景仰的先生，竟然说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扬长而去。北大的学生也很牛，那个在长沙就认识的张国焘，仗着现在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对自己的造访也冷淡得狠。好在昨天来借书的周作人先生不错，得知自己是湖南人后，说，湖南出人才呀，曾文正公和黄克强、蔡松坡先生都是你的同乡呀。并邀请润之明天上他八道湾的寓所。明天是星期天，不知道能否见到周氏昆仲么？
润之又想到了杨先生。杨先生刚刚把自己介绍到图书馆做工，自己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开智、开慧和师母。在替杨家操持丧事时，常和开慧接近。刚刚丧父的女孩多需要安慰呀。在长沙省省第一师范时，开慧还是一个14、5岁的小姑娘，几年不见，已经是个美丽的大姑娘了。在景山上、北海旁，已经两心相许，师母已经有所觉察。上午开慧让自己晚上去她家吃饭，把两人的事和师母说说。想到立马就要见到开慧，要和师母说这大事，年轻的润之心中荡漾着幸福。
北大门前大街旁的饭铺飘出好闻的香味，有钱的北大学生都在饭铺里吃饭。杨家的豆豉辣椒做得和老家一般好。想到这儿，润之加快了脚步，刚才看书看得太着迷，开慧肯定在着急地等自己。
往常润之应该往西走，他和几位穷老乡一起在三眼井胡同租了间房子，结束了寄居杨家的日子。现在他得往北走，杨家在鼓楼旁边的豆腐池胡同，离北大约有4里地。
润之在路边买了几个热乎乎的烤白薯，用手帕包着。开慧爱吃烤白薯，再说，买别的，自己也没钱，每月就18块大洋的薪水，而校长蔡先生每月800大洋，文科学长陈先生，每月400大洋，和这些有名望的先生，真得没法比，这世道，就是不公平。
急急地走着，润之出了身汗，已经看到了高高的鼓楼，还有5分钟，就能见到开慧他们了。
“站住”，一声断喝。
润之抬头一看，旁边站着四个“黑狗子”──段祺瑞政府的巡警，恶狠狠地瞅着自己。
“你们讲的是我波？”润之用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问到。
“说的就是你。”一口纯粹的京片子。一位瘦猴似的巡警对为首的大胖子说：“这小子也不知说的是哪个地方的鸟语，肯定是从乡下来北京不久。”
四条汉子围上来了，润之只得停下脚步。
“有暂住证吗？”
“还要么子暂住证？我没有。”
“没有，跟我们走一趟。”
“我约了人呢，我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润之递上一张纸片，大胖子巡警斜着眼睛瞅了一眼：“毛润之。年龄25岁，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
“这东西不管用，得要北京市警局发的暂住证。没暂住证就得跟我们走。甭废话。”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是民国的公民，在民国的首都需要什么暂住？我要去《京报》、《大公报》告你们。”
“你小子以后爱去哪就去哪？今天可得乖乖地跟大爷走。”
被四条汉子抓住的润之，挣扎不脱，被扔进一辆大车里面，车门“砰”地一声关了。
挣扎中，手里的烤白薯摔在地上，巡警的大皮靴重重地踏在上面。车开走后，地下只剩下一团白薯泥，还有一块脏兮兮的手帕。
借着微弱的光，润之看到车里已经关了五、六个人。旁边是一个憨实的脸，两眼迷离，还有一位50来岁的老头在闭目养神，看到润之进来后，老头问“小伙子，干什么的呀。”
“北大图书馆的”
“哟，大学堂的先生，怎的也给抓起来了。”
“他们说我没暂住证。”
“什么狗屁暂住证，不就是要捞钱吗？”
交谈中得知，老头是保定府的，在“全聚德”作大厨，小伙子是香河县的，来北京拉黄包车。
车到了炮局胡同的羁押所。这群人被赶到一个黑屋子里面。润之破口大骂：“你们这般混蛋，我出去饶不了你们！”老头劝道：“小伙子，好汉不吃眼前亏，跟这帮人，没得理讲。”
豆腐池胡同的一家院落里。北屋一个老太太、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围桌而坐。
老太太说：“润之怎么还不来？他有事了？”
少女一脸着急，有些生气地说：“谁知道呢，兴许碰到哪个投机的人，一说话，就把这事忘了。咱们别等了。先吃吧。”
“不等了？”
“不等了”
已经很饿的男孩高兴地叫了起来：“开饭罗！”
第二天黎明，炮局胡同的羁押所里。
老头和拉黄包车的都被保出来了。轮到润之，一位警察说，你在北京有亲戚吗？让他花二十个大洋赎你出去得了。
“为什么要花钱赎，我犯了民国哪条法律？你们就是为了捞钱，出去后我得把昨天的经历在《京报》上写出来。”
润之又是破口大骂。
瘦猴似的警察和胖子说：“那小子还大骂我们，要不给点颜色他看看？”
“行，老子当了20年巡警，还没见过这般不识时务的主，给我狠狠的揍，看他服不服？”
黑屋子里，只剩下润之一人。门突然开了。进来五个如狼似虎的大汉。一语不发，皮鞭、警棍、铁链，将润之一顿暴揍。
蓝棉袍破了，背上的皮绽开了，头，也流出了血。十五分钟后，润之终于昏迷过去了。
“老大，不好了，不好了，这小子快不行了”。胖子得到打手们的禀报，有点着急：“要是死在巡捕房里就不好看了，那些小报记者知道后，不知该如何造谣呢。”
“送医院，这小子怎的这样不经打。”
送医院前，润之又醒过来了。一名警察拿出笔和纸，对他说：“小子，你真行。要想活命，好好给我写，在这巡捕房里，我们对你很好，你很满意。”
润之想我就这样死去得了。可想到远在湖南的妈妈，想到开慧。他流着泪，用那只已不停使唤的手，颤颤巍巍地写道：“我对这里很满意。”
车到了协和医院，抢救了一个小时，主治医师，美国籍的黑格先生耸了耸肩，很遗憾地说：“他们送来太晚了。”
死亡原因写着：因钝器打击，颅内大出血，脾破裂。黑格先生签下自己的名字。
北京警察局局长一看死亡报告，大骂手下：你们怎样办事的？让他吃吃苦头就行了。怎能把人打成这样。这样的死亡报告我怎能拿出手？不是给南方那些乱党分子攻击政府的口实吗？一群猪！好好想想办法。
协和医院黑格医生的办公室，警察局一位官员笑着对黑格说：“我们局长和贵国大使一向很亲睦，您看这死亡原因能不能改成：因为心脏病？”
“那位青年很健康，没有什么心脏病。”
“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官员拿出一张花旗银行10000元大洋的支票递给黑格先生，“一点小意思，给你喝喝茶。”
“你们政府是不是总是这样，让我们医生说假话？告诉你，我只想说真话，我得对得起医生这个职业，也得对得起上帝。”
黑格先生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训斥着这位官员。官员悻悻走出办公室，说：“妈的，不识抬举，要不是洋人，看老子如何收拾你。”
四天后的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先生坐在办公室，一位职员报告说：“毛润之没有请假，已经几天没有来上班了。”
李先生记得这位年轻人是过世的杨先生推荐来的，平时做事认真，十分好学上进，他怎么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
这时电话响了。大钊先生一接电话，对方说：“你是北大的守常先生吗？我是北京警察局，你们馆的职员某某死在协和医院。”
电话“哐”的掉在地下，这样一位生龙活虎的青年怎能说死就死掉呢？
第二天北京街头，报童拿着《京报》，大喊：“看报呢看报呢，北大一个职员被打死呢。”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买了张报，头版大幅标题是：北大职员因收容，死在医院，警方称是同室病友群殴而致。
豆腐池胡同，一少女伤痛欲绝，躺在床上，地上散落着那份《京报》。老太太在旁边安慰：“女儿呀，你已经几天没吃没喝了。你不能这样，润之也不会希望你这样呀。”
“妈，我得替润之伸冤。”
“伸冤？找谁呢？你爸爸死了。找找他的学生，看管用不？”
湖南一山村，一对老夫妻相对无言，老泪纵横。文氏说：“不该听他表哥的话，让他出去读书。不读书呆在家里种田，就不会出这种事情。我苦命的儿呀！”
一个月后出版的《新青年》上，有李大钊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文章。李先生在文章里写着：“毛君的遭遇已经是我们看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
鲁迅先生的文章是《纪念一位年轻人的死》文章写道：“一位年轻人就这样死了，我和他不是很熟悉，只在他那里借过几回书。然而他死了，因为没有暂证证那张纸片。警方说他在巡捕房里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有这位青年的亲笔签字为证：满意很满意。果然很满意，满意得死了。据警方说，他因受到同屋的病友群殴而死。我疑惑这医院恐怕不是医院吧，该是练武场。这些病号们尚有如此的火气和如此的好力气，动不动就能把人打死。而且据说打死人后，他们一夜之间就跑到外省去了。警官老爷公务繁忙，自然难以去抓这帮人。我只是奇怪，这般行凶的人难道都是《封神演义》里出来的？学会土行孙的遁土法，一夜间就遁走了？可那是在楼上呀，土行孙也是没法子的。这位死去的青年最终没有办暂住证，不知道阴曹地府需不需要这玩艺。如果需要的话，恐怕阎王爷都不收留他。那么，他的魂灵去哪儿呢？只好在阳世间飘荡。”
所幸，这一切都只是笔者的假设，悲剧没有发生。因为那时不需要暂住证。
30多年后，那位活得好好的毛润之先生带领着滚滚铁骑，进了北京城。他已不是北大图书馆遭人不待见的临时工，而是革命的领袖。他大笔一挥，满怀豪情地写下：
“三十二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后来，便有了暂住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