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害时的政府责任 ──关于非典型肺炎的几点感想

　　 一
　　
　　 美国倒萨，中国也“倒萨”（SARS──非典型肺炎的英文名缩写）；萨达姆数十行宫、藏头露尾，SARS首尾万端、莫辨踪迹；萨达姆没逮住，SARS也没逮住；那边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这边猝不用防、被动应战；那边战声渐息，这边战阵犹酣；那边萨氏政权已经人散政息，这边SARS病魔还在疯狂肆虐；那边的主角美国已经走出单边主义的外交孤立，这边的主角中国正在成为人人自危的国际孤岛。

　　 人们的同情和关切是那样的偏心眼，因SARS而死者，人数已不亚于因伊拉克战争而亡者，然而，眼泪和哀乐、捷报和喜悦都只属于他们 ──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美国人不必说，死去和被俘都是新闻，有名有姓，网站上能查到他们的照片。战争之中的伊拉克军人和平民，他们的死伤也无不牵动着全球的人心。中国因SARS而死亡者，有谁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住址身份？有谁给过他们电视上的追祭、报纸上的哀思？当那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之际，这场人与病毒之间的战争，就连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了。

　　 上天何以对中国人如此不公？SARS这位聪明的蒙面怪魔选择中国作为它的试验场，它凭什么？13亿之众的人口，命就贱么？
　　
　　 二
　　
　　 岁末年初，是中国传统的辞旧迎新之季，又正好赶上换届党代、换届两会的政治丰收，新老交替、继往开来。大事频仍，主旋律强劲，传统佳节和政治节日的喜庆气氛加在一起，意料之中的是，肺炎被忽略了。但愿这不是有意的。

　　 早在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广东佛山即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至春节后的二月上中旬，广州“非典”流行引发板兰根、白醋和大米、食盐抢购风潮。情人节的首选礼品是抗菌素，元宵宴的热门菜式是醋溜汤。政府和传媒很“沉着”，市民陷入大恐慌，药商和醋商趁机发了一笔国难财。随后广州市府与传媒联手向谣言和恐慌进攻，终于“谣言止于智者”、“恐慌止于公开”。其时笔者正在广州，很为人民政府和媒体迟到的辟谣安民之举而欣慰。似乎是虚惊一场，似乎是小题大做，政府眼里的小事似乎确实不再是什么大事。

　　 然而，一个多月后，大中华区发现越来越多的SARS，港台新马恐慌，白种的洋人也不小心染病致死。乐队、球队和外交团队视中国为禁地，不比赛了，不握手了，不旅游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外汇收入受到损失，WHO插手SARS疫情。不知道是不是托香港人和洋人的福，中国内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再次受到本地和本国政府的关注。有些可悲，受关注或许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生命价值看涨，而是因为单价比较高的洋人怕被黄种人传染。

　　 四个月后，从2003年4月起中国官方开始公布疫情，非典型肺炎也终于被列入卫生部的传染病黑名单。可以告慰死者的是，我们虽还在科技攻关寻找病原体，同时也胜利宣告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
　　
　　 三
　　
　　 这几年，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在别人的国土和我们的特别行政区土地上没有消停过，中国大陆却据称是一片“净土”。九九年笔者在青岛过春节，纷传山东某地的猪得了“X号病”，也听当地农民亲口说起，过年都不敢吃猪肉，但政府和传媒并无一语提及。因为怕是谣言，多年来我不敢提此事。前些年，河南贫民因卖血导致艾滋横行，政府和舆论不仅反应迟缓，而且试图阻止外面的人们对艾滋村“内政”的关心。不过如今地球人都知道了，河南的艾滋病肯定不是谣言。我的经验是，政府和传媒不提的可怕之事不一定就没有，说“已经基本解决……”云云，也许只是表明问题尚未真正解决，要是政府谦虚起来，说“还需要做很多更艰苦细致的工作”或“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的时候，倒反而是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

　　 各地方政府在灾害来临时，其思路、其表现往往有惊人的一致。首先想到的是灾害是否影响到为官一任的官声政绩，毕竟坐稳官位第一，其次考虑的是灾害会否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毕竟政策路线第二。虽说人命关天，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轻于鸿毛者众，重于泰山者寡，况且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就是人口太多吗？权衡之下，最好的处置方式莫过于视灾害如无物、视死如归的先瞒后骗之法了。于是有了上告被抓、记者被逐，也有了封口费、安定团结奖金。有歌谣为证，歌谣一：封锁消息、瞒上欺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歌谣二：死人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死的是老百姓、保的是豪与绅；歌谣三：县骗市、市骗省、骗了中央骗全国、一直骗到联合国；歌谣四：好事虽假传千里、恶事虽真不出门、只要领导发了话、神州处处假新闻。广西南丹、山西繁峙，连毁尸灭迹的事都干得心安理得，还有什么假数字、假消息、假报告做不出来的。近日又爆出辽宁海城的学生牛奶中毒案，地方政府照例千遮万掩。有什么猫腻不能见光？三个XX都学习领会到哪去了？

　　 空难、海难、矿难，爆炸、起火、中毒、传染，哪个国家都会有的，多多少少而已。灾害不是政治敏感问题，也不是外交敏感问题，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国家机密。只有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错误的灾害处理才会成为政治问题和人权问题。防止灾害、应对灾变、处理灾情，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是宪法和法律加予政府的义务。中国人民并未苛刻到不允许国土上有天灾人祸，也并未脆弱到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政府处置得当，人民会表扬政府，政府处置失当，人民会帮助政府。中国人民难道就比别国人更无理取闹，非得让他们不得而知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可吗？人民对关乎自己生命和健康的切身利益尚且没有知情权，更休要侈谈什么对政府的监督权！

　　 许多可以避免的灾害一再重演，许多可以减缓的灾情无端扩大，为什么？仅仅是认识问题、仅仅是经验问题？仅仅是工作作风、仅仅是官僚主义？
　　
　　 四
　　
　　 对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和流行，各级政府及有关官员是否有责任，这是应该严肃讨论的。如果有责任，是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这也是不可含糊的。是否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防止疫病流行、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是否履行了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是否有知情不报、大事小报、虚报瞒报的行为？是否有应该作为而不作为、应该积极作为而消极作为的情形？有不有人为了不幸的病人而引咎辞职、撤职或坐牢？须知，当官员面对人民的生死而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导致严重后果，《刑法》第397条可是写着玩忽职守罪的，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如确因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一直等到SARS传到国外才发现它原来是“传染病”，难道就没有人触犯《刑法》第409条的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蝼蚁尚且偷生。生命可贵，生命无价，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意味着一切，而健康是这一切的基础，而生命又是那样脆弱、那样不堪一击。天灾人祸袭来时，谁来呵护生命？与舆论导向和社会稳定相比，生命有多重？与GDP增长和旅游航空外贸业景气相比，生命值多少？与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相比，生命在哪里？与官员政绩和政府声誉相比，生命排第几？国家是宏大的、宏伟的、宏观的，在宏大叙事的对面，伟人之外的个人皆微不足道。中国人习惯的思维和说法是，即使牺牲个人的生命也要维护社会的稳定、或经济的增长、或国家的形象、或政府的声誉，我质疑这种思维、这种说法。

　　 因非典型肺炎而死亡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安息吧！
　
　　（来源：燕园评论首发,本刊略作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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